作為中國古代諫臣的楷模，魏徵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與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推崇，並深入人心。
然而，魏徵的歷史地位並非從一開始就得到確立，而是一個抑揚起伏的過程，這一點又深刻影響到了魏氏家族的盛衰。
唐太宗與魏徵
唐太宗的年號是“貞觀”，取自《周易·繫辭》，“貞”是正的意思，“觀”就是看，“貞觀”的意思是示人以正、正大光明，具有強烈的政治含義，表明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經決心要當一個明君了。
唐太宗最被人稱道的有兩點。一是善於用人，虛心納諫。貞觀三年，唐太宗對臣下說：“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將君臣共治提到如此高度，在帝制時代是十分難得的，與後世“伴君如伴虎”的君臣關係可以說是迥異。二是以民為本。唐太宗的立國路線是儒家的德治，比較注意普通百姓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對此，君臣都有高度的自覺性。這兩點說起來簡單，但要真正持之以恆卻是極難的，需要君臣兩方共同努力才行。貞觀的大部分時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較好地履行了這兩點，所以貞觀時期雖然稱不上盛世，卻被後世奉為政治清明的樣板。貞觀時期的諸多政策、做法被統稱為“貞觀故事”，成為後來封建帝王進行政治動員的資源。
“貞觀故事”的形成，與魏徵是分不開的。眾所周知，魏徵原本是隱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門之變後被太宗留用。在唐太宗的政治集團中，魏徵是強調儒家道德標準的一派，他以近乎清教徒式的道德標準不斷勸諫唐太宗，不屈不撓又無所畏懼。唐太宗雖然有時候在背地裡表現出厭煩魏徵的樣子，多數情況下還是能夠優容於他並且採納諫議。這種君臣之間以誠相待、坦率交換意見的場面，通常用“君明臣直”“君臣相得”來形容，這是貞觀時期的政治特色。這樣的政治生態中，魏徵無疑表現得最為突出，可以說，他就是“貞觀故事”的一個象徵。
魏徵的地位，在唐太宗一朝曾有明確的認定。貞觀初，朝廷對於治國方略有過一場爭論，太宗最後接受了魏徵行“王道”的主張。魏徵所謂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義治國，這種強調王道教化的政治理念本就是儒家的傳統，魏徵的論調並無多少新奇之處，卻正符合唐初撫民以靜、無為而治的現實，在當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經過幾年的努力，大唐的國力蒸蒸日上。所以，當突厥破滅之後，太宗曾當面對群臣肯定魏徵的功勞。貞觀十一年以後，太宗功業既成，王道政治漸漸鬆懈，以至於魏徵接連上疏，重提禮義治國，言辭甚為激烈，但太宗優容之，從未抹殺魏徵的功績。貞觀十二年，太宗宴請群臣，再次提到魏徵的功勞：“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此舉顯示出唐太宗著意將貞觀時期魏徵的歷史地位超拔於眾人之上。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徵病重將卒。按照當時的禮制，人死後要停靈於家內寢堂上。然而魏徵一生清儉，雖身居高位，卻居第簡陋，家內竟無正寢。當時，太宗正要在宮內營造一座小殿，聽說魏家沒有寢堂，就下令用自己營造小殿的木料給魏徵建了寢堂。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逝，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禮遇安葬魏徵，但魏徵妻裴氏以魏徵遺願婉拒，最後喪事從簡。太宗親自為魏徵神道碑撰寫碑文並書丹，代表了官方層面對於魏徵一生功績的蓋棺定論。出殯之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子奉詔致祭，百官送出郊外。這可看作是君臣相得的最後一幕了。
魏徵身後的落寞
魏徵卒後，唐太宗以鏡子來比喻他的作用，這早已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典故了。然而，如果就此認為魏徵的歷史地位鐵板釘釘，那就與事實不符了。
魏徵去世的貞觀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為皇位爭得不可開交之時，李承乾後因謀反案獲罪，屬於太子集團的杜正倫被流放，侯君集被殺，這兩人都是魏徵推薦的，當時就有人跳出來說，魏徵結黨，這觸動了太宗敏感的神經，他對魏徵的信任因此受到強烈衝擊。之前，太宗將女兒衡山公主下嫁魏徵嫡子魏叔玉，適逢魏徵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緩，但此時情勢已經逆轉，就在魏徵卒後六個月，太宗不但手詔廢除了聯姻，還下令將魏徵神道碑仆倒。如前所述，神道碑是官方對於大臣一生功績的蓋棺定論，魏徵神道碑由太宗親自撰文並書丹，碑石刻完後，停於宮城北門，當時長安的公卿士庶紛紛前往臨摹觀看，每日都有數千人，可以想見當時此碑之被推崇及碑文流行之廣。
太宗這一次僕碑，既是對魏徵的否定，也無異於自我否定，這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話已然破滅。貞觀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發動了對高麗的戰爭，結果無功而返。當他途經昭陵，遙望魏徵墓時，追思起魏徵的犯顏直諫，感慨如果魏徵還在，必定會勸阻這次遼東之役的。於是太宗慰勞魏徵妻兒，派人祭奠魏徵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來。不過，我們在今天的史料中已經看不到魏徵神道碑文的隻言片語，碑依舊躺在昭陵魏徵墓前，但碑上的文字早就磨泐得無法辨識了，這不得不讓我們對太宗與魏徵君臣關係的修復產生懷疑。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書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單裡沒有魏徵，這是耐人尋味的。在傳統觀念裡，大臣死後能否得以配享先帝太廟，這是判定此人生前功績及與先帝關係的最重要風向標，魏徵不在其列，說明太宗對於魏徵的心結並未完全打開。
到了唐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閏二月十五日的敕書中，才規定魏徵配享太宗廟。當時，中宗剛剛復唐不久，需要一些撥亂反正的措施來收攬人心，對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舉措之一，魏徵正好趕上了這個契機。
至唐玄宗開元中，魏家寢堂遭受火災，魏徵子孫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此舉未有先例，自然不同尋常。神龍反正以後，中宗、睿宗下敕要“一依貞觀故事”，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仍然在繼續，不少大臣也援引“貞觀故事”批評時政，可見“貞觀故事”對於朝野來說都具有很大的號召力，也成為共享的一種資源。玄宗即位之初，也制定了“依貞觀故事”的基本方針，他同樣需要切實的措施來落實這一政策，而非僅僅停留在敕書文字上。如上所述，魏家寢堂是太宗用宮中殿材特為魏徵修建的，屬於特殊恩典，它絕不僅僅只是一座寢堂，更是一座貞觀時代君臣關係的“紀念碑”。所以玄宗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復貞觀故事的決心。不過，此舉帶來的效應可能只是一種象徵意義，位於長安皇城東面永興坊的魏徵宅因此短暫地博得了世人的眼球，很快便又沉寂下去了。
魏徵後裔的沉浮
魏徵卒後的落寞無疑影響到了整個家族，在魏徵神道碑被仆倒時，就有人預言“其家衰矣”。
魏徵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嫡長子叔玉襲爵鄭國公，卒官光祿少卿，贈衛尉卿。叔玉嫡子魏膺，官秘書丞，神龍初襲封鄭國公。另有一子魏載，官至懷州司兵參軍，後因可能參與了唐宗室反對武則天的起兵，被流死嶺南。長房一直居於長安魏徵老宅，魏膺以後子孫生活貧困，連日常的祖先祭祀都無法維持，到魏徵玄孫魏稠時，不得不把老宅質賣，子孫流散。
次子叔琬是書法家，官至國子司業。叔琬有子名魏殷，官至蔡州汝陽令，贈潁州刺史。這一支遷居洛陽。
三子叔璘官至禮部侍郎，武則天時為酷吏所殺，後裔湮沒無聞。
幼子叔瑜卒於豫州刺史任上。他在書法史上很有地位，史書上說他“善於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瑜有子二人：魏獻、魏華，魏獻事蹟無考。魏華以書法知名於世，官至太子左庶子，封爵武陽縣開國男，開元十年卒葬於洛陽，說明這一支也遷居洛陽了。魏華有子七人，其中有名魏瞻者，官至駕部郎中。
總的來說，魏徵子輩活動於高宗、武則天時期，擔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當時，整體上屬於唐代的“通貴”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動於中宗至玄宗時期，除了魏華官居四品外，其餘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顯示家族已逐漸退出“通貴”行列。就家族發展態勢而言，嫡裔留居長安奉祀魏徵，支裔多遷居洛陽，但大體上沒有離開兩京這個最核心的地區，這也給魏徵後裔藉由祖先的名望在仕途上的發展帶來便利。
不過，一旦政局變化，聚居兩京者同樣首當其衝。安史之亂中，來不及逃走的皇親貴戚、勳舊子孫出仕安祿山政權的大有人在，叔琬的孫子魏系因是魏徵之後，當時也被脅迫，但他託病躲過一劫，保留了底色。他一生歷大理評事、大理司直、鄧州南陽令、襄州襄陽令，晚年才當上河南府伊闕縣令這樣的六品官。對此，為魏系撰寫墓誌的張莒極為不滿，他說：“皇唐歷祚九葉，僅百七十年，雖神祇歷數之運，保在天命，而深源固本之道，動自文貞。縱子孫之齪齪常才，尚宜賞延邑食，世世無絕，況貞固弘朗之器，而不及大位者乎？為後之□國者，曠是大體也，為文貞謙讓之德，而授之子孫歟！”“文貞”是魏徵的諡號，張莒對魏徵的功績給予了超乎尋常的肯定，認為李唐之所以能保有天下，除了天命外，“深源固本之道，動自文貞”，這是高宗以後從未有過的評價高度。然而，這樣的評價僅僅是一個前鄉貢進士在撰寫墓誌時的憤慨之語，或者也正是魏徵後裔們的不滿，因為官方層面對於魏徵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尊崇舉動。魏徵的政治遺產越來越受統治核心層的冷落，與貞觀十七年之前相比，不啻天壤之別，其後裔也只是以普通的先朝宰臣子孫的身份在宦海中浮沉，並無太多的優待之處。
既然不能借助祖先的名望，就只能在仕途上另覓途徑了。魏徵家族中有魏崇信一支，不清楚是魏徵四子中的哪一支。魏崇信是魏徵孫子，官至左贊善大夫，五品官；崇信子魏萬，歷官昭義軍節度副使、尚書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御史中丞，其中大理少卿是四品，御史中丞是五品。魏萬子魏丹，官守博州長史兼侍御史，也是五品官。魏丹子魏湘卒官相州長史攝博州司馬，亦是從五品。可以看到，這一支自魏崇信以下四代，均官居五品以上，雖未進入三品行列，但能夠保有“通貴”的身份一百多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了。值得注意的是，魏湘父子兩代都是魏博節度使的文僚，他們婚姻的對象也都是魏博節度使的僚屬。中唐以後入幕之風盛行，但河北藩鎮與中央朝廷的對抗使得入幕文人大多前途黯淡，唐憲宗以後入幕河北藩鎮的士人極為有限。魏萬官至御史中丞，職位不低，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好趕上魏徵歷史地位快速抬升的好時機，常理上仕途不會太難，但不知何故，他卻遠走河朔，最終魏丹父子完全在地化了。有意思的是，魏丹父子死後都埋葬在相州安陽縣，距離魏家祖塋魏州臨黃縣直線距離是87公里。祖塋埋葬的是魏徵之父魏長賢，魏徵與家鄉的聯繫極少，卒後又是陪葬昭陵，魏萬一系入幕魏博，這樣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與“魏徵”所代表的忠直價值觀相違背，他們沒有歸葬長安，而是選擇在臨黃故里附近落戶，或許正是這種矛盾心態下一種兩全的選擇吧。
魏謩中興
魏徵歷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現在安史之亂以後。當時有一股潮流，認為玄宗時代科舉考試重詩辭，導致儒家的禮義不行，在面對叛軍時，忠義之士太少，以至於叛軍能夠長驅直入長安。所以亂後重建社會秩序，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強教化，崇尚實學。這種對於仁義、禮讓、德業的推崇，其實是對儒家傳統道德的迴歸，而此時所處大亂之後民生凋敝、百廢待興的社會現實，與唐初又頗有幾分相似。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魏徵所倡導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顯出歷史價值，“貞觀故事”對於凝聚民心、重塑李唐正統的作用也日益凸顯。
唐德宗是安史之亂後頗有作為的一任皇帝，他即位之初，胸懷大志，一副振興的氣象，重擎貞觀旗幟亦是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檢勘武德以來實封陪葬配饗功臣們名跡崇高者，魏徵居宰臣一等第五位，這是高宗以後官方首次明確給予的定位。“魏徵”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當時君臣的奏表、論贊、箴銘中，如德宗《君臣箴》裡說：“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對李唐王室有再造之功的李晟也說過：“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我們細審君臣的這些評價，可以發現，後人更多的是記住了這位錚錚諫臣的忠直及其與太宗之間無隙的君臣關係，也就是說，太宗與魏徵間的“君明臣直”成為了一種政治符號，是當時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源。
魏徵的歷史價值重獲統治集團的重視，到唐憲宗時有增無減。魏徵老宅被質賣後，又經幾次轉賣，析為九家。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上疏，願意出錢贖魏徵老宅，還其子孫。此舉遭到白居易的反對，他的理由有兩點。第一，魏徵盡忠輔佐太宗，優恤其子孫，本是朝廷之事，李師道此舉有僭越之嫌；第二，魏徵老宅內有太宗特賜建的寢堂，事關皇家恩典，尤不能假手臣下。憲宗這才恍然大悟，由官方出資將故宅贖回，賜還魏徵後裔，禁止質賣。可見，由於有了太宗“殊恩”這一重光環，魏徵與其故宅其實已經融為一體，官贖故宅賜還子孫，這是“事關激勸”“以勸忠臣”的大事。第二年，進士科考試以“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作為詩題，這自然會左右當時的士風。如陳彥博讚頌魏徵詩云：“生前由直道，歿後振芳塵。雨露新恩日，芝蘭舊裡春。勳庸留十代，光彩映諸鄰。”裴大昌詩云：“必使千年後，長書竹帛名。”呂溫《凌煙閣勳臣頌》裡頌揚魏徵“公以其心，匡飭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這顯示了德宗以降，重建秩序、中興大唐成為王朝共識的大背景下，魏徵的歷史價值再度獲得了統治核心層的認可。
魏徵歷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給後裔們帶來了命運的轉機。除了重回故宅居住外，他們在仕途上也有了明顯起色，如唐敬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徵五世嫡孫魏猗授湖州司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徵四世孫魏可則授南陽縣尉。這都屬於額外恩典，沒有走正常的晉升程序。在中晚唐諸帝中，唐文宗對魏徵最為尊崇，這為魏氏中興創造了機會。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徵五世孫魏謩中進士，成為同州刺史楊汝士的僚佐。兩年後，楊汝士升戶部侍郎，當時文宗急切地想複製如太宗與魏徵那樣的君臣關係，積極尋訪魏徵之後，楊汝士趁機推薦了魏謩。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為右拾遺，並很快展現出不畏權貴、敢於進諫的個性。文宗甚至對宰臣說：“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皇帝將自己得魏謩比於太宗得魏徵，受此鼓勵，魏謩忠實地履行著進諫的職責，兩三年間即從右補闕升到了諫議大夫，連升了十三級，大大超出常規的升遷年限。唐文宗去世後，魏謩因受牛李黨爭牽連，被唐武宗貶為信州長史。唐宣宗即位後，魏謩回到了闊別已久的長安，很快便遷御史中丞，又兼戶部侍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他備位宰相。唐宣宗經常說：“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更重之。”可知其之所以重用魏謩，和魏徵有很大關係。
魏謩一朝榮登相位，立即開始修繕家廟，這是重塑家族形象、振聵家聲的重要舉措。留存至今的《魏公先廟碑》詳細記載了這一過程。據碑文記載，魏徵生前曾在長安昌樂坊建有家廟，後來嫡裔子孫不能奉祀，家廟遂破敗。魏謩入相後，重新修葺了家廟，除了祭祀魏徵外，還祭祀他自己的父、祖、曾祖三代。按照禮制，只有嫡裔才能直接祭祀魏徵，其餘各房只能是陪祀，換句話說，魏謩其實並沒有權力直接祭祀魏徵。但當時的情況是，在得到唐宣宗的首肯和支持下，魏謩憑藉官位，事實上搶奪了嫡裔的地位。這一次魏氏中興，其實意味著家族內部權力格局的重新配置，原本屬於支裔的魏謩一系，藉由官位的顯赫完成了“奪宗”的過程，成為魏氏大宗。
河北省石家莊晉州市魏徵公園內的“魏徵紀念堂”。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魏徵的歷史遺產
“貞觀之治”作為政治清明、君臣關係融洽的典範，一直以來都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尊崇，除了唐太宗以民為本、克己納諫外，自然少不了魏徵的功績。魏徵留給後裔的歷史遺產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是他忠直極諫的臣子本色，這是他在唐初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彰顯其價值的最有力方式。第二，是魏家寢堂，這是太宗與魏徵君臣關係的“紀念碑”，具有強烈的象徵意味。後者本質上是植根於前者的，是前者的外在表現。
與唐初功臣集團中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講求實效的政治家不同，魏徵主要是作為一名諫臣而存在的。隨著時光的流逝，房、杜等人的事功逐漸淡去，魏徵“諫臣”的形象則因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觀念而凸顯出來，他受到了士人階層的盛讚，併成為“貞觀故事”中極其重要的內容。從中宗到玄宗開元前期，由於“貞觀故事”成為朝野共享的一種重要政治資源，官方開始主動提升魏徵的歷史地位。此時，統治者對魏徵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認為臣下敢於進諫、皇帝勇於納諫，這就算是恢復“貞觀故事”了，也就是說，“貞觀故事”已經變成了一種符號，與此相適應，魏徵也被符號化了。這勢必造成一種可以預見的後果：一旦皇帝對“貞觀故事”不再感興趣，官方對於魏徵歷史地位的評價自然會下降。開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徵就處於這樣的境遇。德宗以後，由於局勢的變化，魏徵的歷史價值再次凸顯出來，“君明臣直”進一步被符號化。隨著憲宗、文宗、宣宗幾任皇帝孜孜於恢復貞觀、開元之盛，魏徵具有“匡君之大德”，其“致唐無疆”的歷史地位也被推向高峰。此時，其五世孫魏謩的出現恰好迎合了皇帝翹首企盼新時期“魏徵”的心理，由此帶來了魏氏家族的中興。
隋唐之世，隨著門閥勢力的逐漸萎縮，當朝官品成為家族繁盛的最重要保障，然能躋身高位者，藉由事功、軍功等因素，種種不一，功臣後裔走向衰微本屬常態，魏氏家族在唐前期的發展狀況亦印證了這一點。然而，其家族的興衰又天然地與先祖魏徵密不可分，究其根源乃在於“魏徵”在後來被符號化，變成了一種政治資源，這是其家族區別於其他功臣家族的地方。因此，忠直、極諫是魏氏興衰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講，魏徵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過他的子孫們。
作者：遊自勇，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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