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日本文化中最有爭議的部分。一方面，武士道對近世日本文化的形成確實起到了很積極的的作用，比如為“最初的信念犧牲”這種超越了時代而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崇高理想。正如將武士道做理論化整理的新渡戶稻造曾經解釋說：
“與騎士精神相比，武士道所欠缺的，只有‘愛’。”
但是，到了明治朝後期，武士道就開始逐漸的淪為一種充滿了奴隸性的“意識形態”，並最後徹底黑化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同義詞。
而一開始作為武士道的象徵，建武中興時期的楠正成和日俄戰爭時代的乃木希典在歷史上評價也隨著武士道的不斷定位而反覆“蓋棺”，對於這兩位人生經歷異常坎坷的歷史人物來說，這種“千秋史筆難定奪”的狀態不知是大幸抑或大不幸。
東京都皇居前的大楠公造像。
這裡先介紹一下楠正成和乃木希典兩人的主要事蹟。
楠正成生於伏見帝永仁二年（1294AD），卒於後醍醐帝建武三年（1336AD）。是一位出身於河內國石川郡赤坂村的土豪，在元弘元年（1331AD）年，兵微將寡的楠正成響應後醍醐天皇的倒幕運動，攻下要塞赤坂城；元弘三年（1333AD）年據守千早城，牽制了北條家的幕府軍，為各地倒幕軍的興起爭取了時間。建武中興之後，敘任從五位下。在建武三年五月，楠正成奉朝廷詔令，同新田義貞一同迎擊昔日的戰友，足利尊氏的大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兵敗自殺，臨終前曾與兒子對話，其子表示應該七生報國，來世繼續討滅朝敵。到了明治朝楠正成被追贈正一位，號稱為大楠公。並在東京皇宮北門前立有他橫刀躍馬的金身造像。
乃木希典生於孝明天皇嘉永二年（1849AD），卒於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1912AD），為日本陸軍大將，因在日俄戰爭中攻克旅順口成名。明治四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明治天皇奉安之日，乃木希典偕妻子自殺殉主。此後的數十年間乃木希典被奉為“軍神”，不過在日本戰敗後，現代日本史學界則對其軍事指揮能力多持否定態度。
早期時代劇中楠正成夫婦的舞臺形象。
這裡先要否定一個觀點，那就是：楠正成這個人雖然有功勞，但是在建武中興的時候朝廷也沒有給他多大的官，最後他死難了，也是默默無聞地過了幾百年，一直到明治維新之前，整個封建時代大家卻沒怎麼把他放在眼裡；楠正成的不斷神話是由大明遺老朱舜水及水戶藩侯德川光圀師徒二人開始在日本提倡陽明學的時候，也就是德川光圀決定撰寫《日本史記》，對歷史人物進行重新評價的時候，才把這個原來在歷史上無足輕重的敗軍之將拿出來重新妝點了一番。
這種觀點對楠正成的歷史地位基本持否定態度的理由是：按照封建時代的常規，主君和臣民的的關係是一個是雙向的，而不是絕對的；所謂的“君義臣忠”，就是指在儒家的價值觀中“忠”是要講條件的；比如在楠正成生活的鎌倉時代，普遍價值觀就是，如果主公克扣家臣俸祿，那麼君臣關係就會變成敵我矛盾。這就充分說明了古代東方封建主義的基本特點——也即是說真正的封建社會跟現在的西方社會在很多方面是一樣，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契約衝突。主君如果待臣民不義，臣民就可以“良禽擇木而棲”甚至是公開反對。君與臣之間的關係不是絕對的。再比如現代人看《左傳·宣公二年》“宋鄭交兵”這一段歷史時可能會非常的不理解：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故敗。“
講的是宋鄭兩國交兵，在開戰前宋軍主帥華元於忘了給駕駛戰車的家臣羊斟分一份羊肉。結果讓後者感到了一種被忽視的屈辱。雙方交戰之後羊斟就對華元說：“分發羊肉的事你說了算，今天駕馭戰車的事，可就得由我說了算了。”積憤難平的羊斟，徑直駕車往鄭軍主力陣地衝去，導致華元被活捉。這是個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故事，現代人已經很難理解，大多數人會認為華元為人之主，不恤下情；羊斟為人之臣，不顧大義；宋國上下各自為政，戰敗純屬咎由自取。
但是，在封建社會，這才是合乎倫理的操作。
所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這種充滿了自我犧牲的想法至少在近代以前都不是主流的儒家忠孝觀。故有些人認為楠正成的“七生報國”是後來儒學和國學興起、絕對主義國家逐漸成熟以後產生出來的新式倫理。而這些倫理產生的根源就是德川幕府的權力比過去任何一家霸主或諸侯的權力要大，所以德川家的大將軍們既不能滿足於過去諸侯所能夠滿足的東西，同樣也不想再和古代的那些“前輩”們一樣，對臣民擔負如此多的義務。
大明遺民朱舜水先生的《忠孝楠公碑》。
這種觀點其實分看開都是有根據的，尤其是德川幕府的強勢導致了封建傳統的逐漸式微的觀點可以說十分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問題是：在江戶幕府時期，楠正成是不是真的僅僅因為有著一份對朝廷毫無保留“忠誠”才得以聲名大噪的？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在江戶幕府中後期，有關於楠正成最多的傳說是兩個和佛學有關的話題。第一個是：“在生死交替的時候我應該如何呢？”
講的是湊川之戰前夜，楠正成覺得沒有必勝的把握，預感到自己恐怕會戰死沙場。於是就決定參訪大宋國的高僧祖元禪師為自己開示。楠正成問道：“生死交替的時候我應該如何呢？”也就是在最後的關頭我應當怎麼樣才能覺悟？這個含義很深刻。按照因果輪迴的觀點，死了就一定要再生的，此生的善惡恩仇必然要在來世繼續，所以自己即使是死也會不得解脫，但是自己又非要死不可，這如之奈何？祖元禪師回答道：
“兩頭齊截斷，一劍倚天寒。”
也就是兩頭都把它斷了，生也斷了，死也斷了。“一劍倚天寒”，形容天地一切事物在交替時候，只要你具足智慧劍，一切事情都可以解脫。說白了就是不必去勞心費力氣去想那些，既然禪宗以天地之間一切諸法都不存在，一切都空的，故而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所以生跟死也是平等的，沒有生也沒有死，沒有死也沒有生，種種執念皆與四大具空相。
這一句話使楠正成就覺悟了。
另一個傳說就是在楠正成自盡後，人們發現後在他的戰袍上寫著五個字：
“非、理、法、權、天”。
意思是說，‘非’不能勝過“理”，"“理”不能勝過“法”，“法”不能勝過“權”，有權力的人可以隨意改變法律，但是權力終究卻無法勝過天道，“天”就是因果。
好了，看明白了沒有？這兩個關於楠正成的傳說全是關於佛家如何做個“自了漢”的內容。在這兩個傳說中楠正成最終大徹大悟，做到了“通融無礙，觀自在”的境界。也難怪在“七生報國”的故事中楠正成只是“怡然”並沒有對兒子的臨終之願表示過贊同或否定。
當然，這兩個故事也是不經推敲，因為在後醍醐帝建武三年的時候，祖元禪師已經圓寂五十年了。
祖元禪師
祖元禪師墨寶。
至明治五年（1872AD），朝廷出錢為楠正成建立湊川神社，並追封為正一位大楠公時楠正成早就是一位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了。以絕對國家主義治天下的明治朝廷之所以隆重的祭祀楠正成，是因為楠正成與其說是一位“愚忠”——也就是無條件效忠、無限效忠的武士，還不如說是因為楠正成早就是一位能夠然讓臣民喜聞樂見的歷史人物。因為歷史上楠正成在擔任攝津、河內、和泉三國守護期間，曾推行過減輕賦稅、開墾荒地、興建水利、勸務農桑等政策，這對當時一貫遭受盤剝虐待的庶民百姓來說無異於聖人活佛，其實這才是大楠公作為一個亂世英雄最特殊的一點，也是最值得後世永遠懷念的根本理由。
但是大楠公畢竟是一位古人，而乃木希典卻是一位現代人。作為日本儒家古義學派和明治時朝的絕對國家主義神話聯合薰陶出來的產物，乃木希典並不是封建道德的產物，更不是明治朝的楠木正成。乃木希典和後來日俄戰爭時期，爭先恐後要為國家效忠而卻被長官訓斥、要他們保全生命、更好地為天皇盡忠的那些人一起構成了新時代的意識形態的標本，也就是現代人所認識的武士道。
可以說近代的武士道和封建社會武士道雖然有著一些有淵源，但彼此之間卻完全沒有承襲關係，而楠正成和乃木希典在歷史上的反覆蓋棺，也全都是為了配合現實的政治需要而“發明”出來的新傳統，而在這些“新傳統”中，無論是古已有之，還是“六經注我”都是為了適應時代或者是權力的各種需要。
殉死前的乃木希典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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