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遷徙融合給羌人帶來什麼？（下）

雖然後來完全融入漢族當中，但鮮卑人是曾經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族群。三國之後的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中國進入了民族大分裂、大融合時期，原本在周朝建立起來，經過秦漢兩大封建王朝強化了的封建秩序，包括民族之間的“尊卑”秩序，卻在公元3世紀以後被徹底打破了，出現了“匈奴、鮮卑、羯、氐、羌”所謂“胡人”南下的時代。其中，鮮卑既是“胡人”南下中的一胡，同時也與另外兩胡“氐、羌”有著直接的血緣關係，亦是後世吐蕃人血統構成中的主要成分之一。這是因為，一方面，到三國末期時，中原的北方已然是鮮卑人的“天下”。左支（東部）鮮卑主要由慕容氏、段氏和宇文氏構成，中支（中部）鮮卑主要是拓跋氏，西支（西部）鮮卑主要是乞伏氏和禿髮氏。這些鮮卑大氏族，在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紛紛建立獨立的王國或王朝，這裡不做詳述。（欲瞭解詳情，可參見拙著《遼太祖阿保機的耶律家族》）另一方面，十六國的出現，使各民族不僅都有了建立中原政權的渴望和成果，而且隨著戰亂頻仍，部分鮮卑大姓種落還出於政治或經濟需要，要進行大規模遷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公元4世紀時從東部鮮卑分化後，從中國東北地區長途跋涉遷往西北河湟地區的慕容氏。這支外來的“不速之客”曾經與當地西羌人進行過非常慘烈的戰爭，結果是羌人不敵而潰敗，留下的一支羌人則與慕容氏相融合，成為吐谷渾人（因其首領慕容吐谷渾而得族名），並建立了吐谷渾民族政權，將河湟地區的羌人、氐人、漢人均納入其治下。鮮卑人本來就是漢化程度很高的少數族群，而慕容氏是鮮卑人中漢化程度最高者，同時羌人亦牧亦耕，與漢人差別不大，因此吐谷渾政權名為少數族群政權，實際上在其存在的三百五十餘年中，使用漢字，建立城郭，官職也仿照中原體系。吐谷渾產良馬，兼營農業，生產生活方式皆模仿中原漢人，與高度漢化的北魏與南朝漢人政權間一直保持友好的政治關係和經濟往來。隋朝建立後，吐谷渾使者專程從青海到隋都長安謁見隋文帝楊堅，為吐谷渾王慕容世伏求親。隋文帝應允，將弘化公主（也稱“光化公主”）於公元596年送往青海。此後數年，吐谷渾以隋朝女婿為念，年年到長安朝貢。隋文帝去世後，公元7世紀初，隋朝為了保證絲綢之路南道的暢通無阻，兩次派兵西征，第二次還是隋煬帝御駕親征。隋軍徹底擊敗了吐谷渾人，其王慕容伏允僅帶了幾名貼身隨從逃命，隋煬帝將所征服的吐谷渾人中心城市樂都定名為“鄯州”。隋朝是立朝僅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但它將經歷了數百年內亂的中國重新統一，則是對中華民族的重大貢獻。不僅如此，在隋朝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久負盛名的封建王朝，漢唐兩個朝代，至今仍讓普天之下所有中華兒女引以為傲。漢朝側重武力拓殖疆土，“犯強漢者，雖遠必誅”[11]，唐朝更表現出中華民族的雍容大度與遠威近服，其民族和諧、民族團結、民族融合政策，更加顯示出唐朝的文治武功。漢朝以其聲威遠播而使華夏族擁有了一個偉大的名字——漢族（漢人）。從唐太宗李世民起，唐朝皇帝被各族群尊稱為“天可汗”，正是大唐深得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人們共同擁戴的象徵。時至今日，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華人和華裔依然驕傲地自稱為“唐人”，其商業街坊也被叫作“唐人街”。盛唐時期，都城長安的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是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商貿、物流、信息中心。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長安是舊大陸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義的城市，在這方面超過了同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國和中國文明不僅為朝鮮，而且為更遠的日本所讚賞和效仿，這顯示了中國的威望。”那時，操著各種方言土語的漢人，與形象各異的不同族群的人們共同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假如那時你身處長安車水馬龍的街頭，你隨時會遇見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東羅馬）人、日本人、新羅人、天竺（印度）人、真臘（柬埔寨）人、驃國（緬甸）人……他們中有元首、大臣、使節、商人、學者、留學生，還有僧侶、藝術家、醫生、工匠、歌姬，甚至有來自非洲的“色黑如墨、唇紅齒白”的崑崙奴，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包括羌人在內的各族群，都以到過長安為榮。大家都為生活在一個大家庭，為擁有以漢文明為主體的開放兼容幷包各族群文化的中華文化而備感自豪。

中亞在漢朝以後，在唐朝又一次被納入中華的版圖，用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草原帝國》作者勒尼格魯塞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唐朝是中亞的主人翁”。那時候，大唐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往來交流非常活躍，各種水果蔬菜種子、各類珍奇異寶，都源源不斷地往來於長安和歐亞大陸各地區之間。毫無疑問，穿過羌人聚居地區的絲綢之路，無疑是促進經濟貿易的主要通道，這條友誼之路、經貿之路，無疑是深得包括羌人在內的各族人民所鍾愛和保護的。羌人的一支——党項羌，就是在隋唐一統時期開始出現於歷史記載的，並且，這個族群，必然要在中華大地上譜寫一曲驚天動地的歷史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