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真誠面對我們的時代,才能寫出時代中的我們

劉醒龍:真誠面對我們的時代,才能寫出時代中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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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真诚面对我们的时代,才能写出时代中的我们

劉醒龍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正面強攻”的文學精神

劉醒龍

打理這部與往事重逢的書稿,時常冒出一種古老感覺。如同前幾天搬家,從櫃子最深處翻出那瓶貼著“1997”標籤、青島產的乾白葡萄酒,一邊竊喜,一邊找來抹布,正要擦拭,又停了下來。落在酒瓶上的一九九七年的灰塵,不擦乾淨可惜,擦得太乾淨了更可惜。來到新居所,第一件事就是將權當沒被重新發現的灰濛濛酒瓶安置好。有歲月當底氣,在陽光下深深淺淺不斷變幻顏色的玻璃瓶中,老酒婀娜晃盪,彷彿是窗外那樹每天一種模樣的秋葉,捨不得打開瓶蓋聞一聞酒香,品一品醇味,就已經沁人肺腑,醉人心脾。

刘醒龙:真诚面对我们的时代,才能写出时代中的我们

在我的文學經歷中,一九九六年及隨後的一段時間,無論從何種角度去看,都是文學意義上“正面強攻”的重要節點。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一個長篇小說策劃活動安排在青島。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說名義舉辦的活動涉足較多,以長篇小說為主旨的活動則是頭一次參加。這也為自己兩三年後,開始專注於長篇小說創作埋下了伏筆。此外,整個年代最大規模的一次文學風潮,正是這個時候顯示出不將我捲入其中決不罷休的銳利鋒芒。

第一次去青島時,我已經很“恐高”了。由於人還年輕,可以咬著牙在飛機上堅持一兩個小時,落地後一兩個小時,就能完全恢復。那時,從武漢到青島有三十小時左右直達的火車,但是臥鋪票難買的程度與機巧,比某些人削尖腦袋跑官買官有過之而無不及。飛機飛臨青島上空,在海上略一盤旋,還沒有來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鷗鳥船舶,機頭突然往下一紮,像是要直接栽入大海,有超過半數的乘客驚叫起來。一九九五年底,我到克羅地亞訪問時,受東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爾島。當時巴爾幹半島上炮火紛飛,克塞兩國正以舉國之力打得不可開交,我們乘坐的客機以強擊機的猛烈態,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機場。相比之下,青島上空的飛機,由海空至陸地的駕駛動作,有點老練過頭而顯出幾分油滑,不夠格形容為跌落。只不過由於是在國內,乘客們心理要求更嚴格一些,才有驚呼之聲爆發。這一點用在文學的各個方面也頗為相像,生長於本土的,各種偏好也來自本土的,總是要經過更加嚴格的考驗。

這樣的生長與偏好,在本土中人看來,不僅是太熟悉了,還會受到千絲萬縷的個人因素牽扯,誰都有可能用自身的東西來說事,進而生髮出貌似客觀,實質上是以一己之主觀,與這個文學時代過不去。

在青島,我們策劃了一套名為“新支點”的長篇小說叢書。回到武漢,正趕上商店推銷一款由青島出產的可移動式水冷空調,花了四千多元稿費買回去,裝在辦公樓內自己的寫作間兼臥室裡。整個辦公樓,那時只有小會議室裝有一臺窗式空調,卻不是隨便就能使用的。我的這臺可以隨便使用,別人也可以隨便蹭涼的空調,成了整個樓的寶物。來的人並不說是蹭涼,而是藉口看看從未見過的新式空調。自己趴在寫字檯上寫作,背後的床鋪和椅子上,常常坐滿了人。所幸單位後來非正式宣佈了不是紀律的紀律,來蹭涼的才急劇減少。前後四十多天中,白天給這空調加一桶水,晚上再加桶水,硬是讓武漢的火爐變清涼了,也將一向歇息的夏季,變成了新的寫作季。按期寫完交稿的長篇小說《寂寞歌唱》,在天津一家工廠印刷時,車間裡的撿字工、印刷工和裝訂工,迫不及待地將油墨未乾的一個個印張,訂成比毛邊書還要毛邊的書,在廠內廠外傳看,還請出版社的人帶話給作者,他們廠正是這樣的。引起工人們心中共鳴的是,在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只要來了一位能挽狂瀾於既倒的改革家,陷入困境的企業就會起死回生。小說卻寫了一個所謂的改革家,如何將一家不錯的工廠弄垮掉。一般來說,那個時期的印刷工人,都是十分可靠的讀者。他們熱愛這部小說還有一個原因,在小說後記中,我明確地表示,這是“寫給我的工人兄弟”。純粹是某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這部還未印行就被先期接觸過的讀者普遍看好的作品,最終塵封在出版社的倉庫裡。

記憶這東西,如果是她不肯要的,想千方,用百計,也無法使她留住。反過來,記憶執意要留下的,就是將腦海開一百個天窗,該留下來的還會擺在明目張膽的位置。擯棄只會拖文學下水的恩恩怨怨,讓那些所謂繞不過去的坎,只在一個人心中“寂寞歌唱”,則是文學的宏闊天地。重要的是文學還在,作品還在。假如過程中有傷口與傷疤,最簡單的方法是不使其直接裸露,想也不用想隨手貼上一片創可貼。

正如一般回憶在山裡長大的情景,總愛用孤陋寡聞這類淺俗套路來形容,往往詞不達意,無法抵達真實時態。“文革”那些年,除了一兩樣出版物可以公開流通,其餘本該燒了毀了,卻沒被燒掉毀掉的,在避過最猛烈的風頭後,又慢慢地半公開出現了。這種半公開,不是在教室裡,也不是在會場上,而是放學之後,任我們漫山遍野撒歡的荒草地和小樹林。有一陣,幾個年歲相仿的少年,趴在山溝的岩石上,頭挨頭湊在一起,反覆讀一本殘破不全的小說。小說結尾中寫道,美國軍艦開進膠東灣,送美軍登陸後,山東解放區的中國軍隊派出代表到青島與美軍方面談判。幾個最遠只到過縣城的少年,在對青島是不是島的爭論中,慢慢形成共識,這個叫青島的地方,應當與上海灘一樣洋氣。上海灘地方太大,一般人不敢胡思亂想。青島這樣的小地方,正好讓混沌少年浮想聯翩。不可否認,能得到這個名叫洋氣的理念,表明其內心與世界各地相同,並且可以通達世界各地。

洋氣作為一種理念,在小說這種相對通俗的文學樣式中,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某些後來評說文學價值不高的作品,在1950至1960年代的風行,正是由於有著無可替代的洋氣。洋氣不只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方法,一種態度,一種胸懷,就是不可以當成一種理想。在文學中,洋氣是打破鄉愁陳舊面具的天邊隕石,是打通鄉愁去路與出路的高速鐵路。福克納只用一枚郵票來比喻故鄉的大小,道理也在於此。郵票是見過世面的,可以走到全世界,而不僅僅是對屁股那麼大,腳掌那麼大,碗口那麼大的鄉愁的沉溺。在中國文學闊大的鄉愁傳統中,洋氣是神一樣的存在。

“文革”後期,為了鋪設給縣城送電的兩萬五千伏高壓線路,在大部分幹部還在繼續改造時,父親等幾個人提前由五·七幹校解脫出來,派到全國各地採購相關材料。父親都去了哪些地方,與我們無關,只知道他出門幾十天,最後是從青島返回的。父親回家時,手裡提著一隻碩大的提包,打開來,裡面裝著的全是蘋果。這成了父親一輩子經常提及的事。每一次,他都會開心地說,在青島時,因為風災,蘋果堆在地上賣,花五角錢就買了一堆。也就是這一次,從父親那裡得知,世界著名的青島啤酒,別處都買不到,青島街上卻是用大碗裝著賣,一角錢一碗,隨隨便便就能喝到。日後,啤酒這東西也賣到山裡了,偶爾在哪家供銷社見到青島啤酒,就忍不住多看幾眼。終於喝上青島啤酒是進廠當工人之後。不曾料到一直以來作為美好想念的物什,只喝一口,就一點不剩地吐了出來。這還不算,還要找來清水,狠狠漱幾遍口。雖然後來弄明白,不是青島啤酒不好,也不是自己口味不適,而是啤酒要新鮮才好喝。那個時期,食品類的東西從不講什麼保質期,是不是壞了,變質了,無法食用,全靠用鼻子嗅聞,用舌尖品嚐。像青島啤酒這類尤物,少說也要週轉一年以上,才到達本地。若是今日,敢賣變質啤酒的,肯定會被罰得血本無歸。五角錢一堆的青島蘋果,變了質也不影響著名的青島啤酒,本質上,已經在向山裡少年暗示一條不同的文學之路。想來也很有趣,那時,一群少年在一起說這事,最後定性時,用的也是洋氣二字。

二00六年五月底再到青島,自己也領到生平第一個有大額獎金、配得上那個階段消費時尚的中國小說學會第二屆長篇小說大獎。才過一年,再到青島,在一處隱秘的軍港,基地指揮員指著一道長長的海堤一樣的建築,自信加自豪地說,這就是咱們中國的航母碼頭。這時候,離中國第一艘航母正式成軍的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有六年,巨大的航母碼頭就靜靜地舒展在黃海邊。這些依然可以用得上簡簡單單的洋氣理念。不同時間,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在各種各樣條件下,對洋氣一說的認可,絕對不是又一種崇洋,而是借了洋的概念,釋放不願憋在某個角落裡的情懷。嶗山上,那道士玩穿越時的一堵牆,顯得不那麼可笑;那株白天是花,夜裡是嬌妻美人的白牡丹,其美妙能夠滲入骨子裡,比小憩時倚著一旁的千年古柏還要堅挺,也是洋氣在推波助瀾。

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完稿的長篇小說《生命是勞動與仁慈》,整整隔了一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探索者叢書”出版。在青島時,免不了要議論這書。這種議論從武漢到全國各地都有,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說,都什麼時代了,還在描寫勞動。二是不認同書中人物離開鄉村後,出於對鄉村的懷念,有意將自已開的酒店打造成田園牧歌風格。後一點不僅遭到同行詬病,就連讀者都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譚。事實上,小說出版的第二年,武漢當地就出現了這類品格的酒店。至於勞動問題,更不用說了。一群普通少年在“文革”時期,還能惦念洋氣,作家在文學上的構想更需要超前一點點了。

刘醒龙:真诚面对我们的时代,才能写出时代中的我们

劉醒龍

人民文學出版社

九九六年夏天在青島那一次,我們去到附近的一家酒莊。他們用自家葡萄園裡的葡萄釀造一種名叫華東薏絲琳的乾白葡萄酒。一行人端著酒杯,全都喝得依依不捨。那種醇厚與綿長,回甘與沉香,只此一次,便長時間收藏在心裡。幾年後,有一次陪夫人逛商場,意外發現兩瓶僅存的一九九七年產的薏絲琳乾白葡萄酒,便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回家後,與夫人共飲了一瓶。在家中酒櫃裡一直存放至今的這一瓶,就是那次留下來的。時過境遷,回看當年隨意之舉,想不感慨也難。

經歷了明處的,再瞭解暗處的,經歷了正面的,再瞭解負面的,凡事知道得多一些,才能體會,何苦總是醉打山門。更能明白,人生過往,還是以微醺為最佳。假如心裡總記著一些可以不必記著的不悅之事,又何必寄希望於青史!明明那塊石頭可以扔在路邊,卻硬要撿起來,抱在懷裡不鬆手,是沒辦法走得更遠,走得更久的。別人的手,別人的嘴,要寫什麼,要說什麼,沒辦法控制,也不可以控制。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嘴,一切責任指令全在一念之間。記憶再多能,不抵一瓶美酒。文學之事,標準高的與聖賢差不多,標準低的也要求做到與聖賢為鄰。當初與自己在青島和赫瓦爾島乘同一架飛機的另一半人,對飛機的著陸方式不驚不乍,一臉淡然。那般若無其事,肯定是對機翼掠過浪尖的情形見慣了。就像五角錢一堆的蘋果,一角一碗的啤酒,說一說就好,不可以真正當成與當前日子比較的要素。人吃五穀雜糧,誰不曾患過疥癬之疾。人走四面八方,哪能不走錯路和不弄錯方向。人著書立說,也不可能不寫錯字和說錯話。既然蒙塵歲月已經不再打擾今天,就儘管讓歲月灰頭灰臉好了。俗話說,當父親的要有當父親的樣子,當兒子的也要有兒子的樣子。推廣開來,開飛機的要有開飛機的樣子,坐飛機的也要有坐飛機的樣子。蘋果、啤酒和葡萄酒也要有屬於各自的樣子,歸結到最後,文學就該有文學的樣子,作家就該有作家的樣子。

第一次來青島又離開青島後,我順路去了濟南。在那裡,與當地文學界賢兄雅弟小聚時,拜將軍作家李存葆所賜,指我的小說是正面強攻。我也喜歡英雄好漢,對真正的軍人也有著天生的信任。那些在戰場上應用的簡明軍事術語,被用作詮釋藝術真諦和萬物真理時,表現力更加了得。一時間觸動心緒,就著當地中了廣告狀元的好酒,作了平生唯一一次豪飲。一醉方休後,昏昏沉沉地聽他們說,我喝了不少於一斤,也有說我至少喝了一斤二兩。第二天中午臨去機場時,還被送到附近醫院打點滴。多年之後,再次面對來自那個年代的美酒,回憶起舊時美妙,分明只是到訪的客人,偏要以一己之醉而醉山水,以一杯之雄而雄南北。文學之事,與用兵之道異曲同工。真正踏實可靠,有膽有識加上有實力,品格堅韌的作家才能悟出,並且卓有成效地實踐“正面強攻”的文學精神。

(摘自:劉醒龍《文學回憶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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