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和史沫特萊等美國人對蘇區的訪問，激起了在華西方人探訪西北神秘的紅色地區的熱情。從1937年至1939年，各色各樣的外國人蜂擁而至，形成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同西方人交往的第一個小高潮。這一階段的訪問潮，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從單個人的訪問和友好交往，發展為以團隊形式集體訪問為主的階段；二是來訪者不限於美國人，而是增加了其他西方國家的人；三是黨不僅請人“進來”，而且開始“走出去”，即主動開展與友好國家的聯繫和對重大國際事件的表態。這標誌著黨的對外開放方針的新發展和新收穫。
第一個四人訪問團
史沫特萊在延安期間，曾經在徵得毛澤東等人的同意後，秘密發函給在上海的外國記者，邀請他們訪問延安。在她的一再動員下，很快就有兩名美國記者在1937年的春天，穿越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了延安。他們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維多克•基恩和合眾國際社的記者厄爾•利夫。儘管他們在延安逗留的時間不長（基恩逗留10天，利夫僅1天），但毛澤東等領導人還是撥冗會見了他們，進行了熱情的交談。他們對中共領導人的“奉獻精神”，“令人愉快地不拘禮節”及蘇區良好的社會風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厄爾·利夫說：“毛澤東絕非共產主義的盲目信徒。他能夠同任何人長談到深夜，所涉及的問題小到唇膏，大到列寧主義，顯示出對世界和時事的廣博知識。”他對於因“水土不服”身體不適而來去匆匆，感到十分惋惜。
◆1937年6月，毛澤東、朱德和史沫特萊在延安。
繼基恩、利夫之後，1937年6月初，美國《亞洲》雜誌一行4人組團來到延安。他們是：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比森、美國《太平洋事務》雜誌主編歐文•拉鐵摩爾、美國《美亞》雜誌主編菲利普•賈菲，另一位是賈菲的夫人艾格尼絲•賈菲。他們4人是經過了煞費苦心的喬裝打扮，躲過國民黨監視，克服種種困難之後才到達延安的。在延安，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招待。比森後來回憶說：“重要的紅軍領袖都在那裡。一連串的採訪、討論，晚飯和午飯的談話，參觀訪問，擺姿勢照相，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一概聽憑我們的擺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等，同這些客人進行了無拘無束的交談。
6月22日，毛澤東在鳳凰山的住處，接見了這批美國人，回答了他們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的一些問題。關於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毛澤東說：國民黨政府在繼續改變著它的政策，這一轉變是在張群與日本川樾的談判期間開始的，又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清楚的表現出來。目前最為緊要的步驟是國民黨政府在民主問題上的政策轉變。國民黨沒有完全放棄其統治的基礎，也就是他們的軍事獨裁。目前群眾的口號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改革、實現對日抗戰，所有這些都統一於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總口號之下。
關於領導權問題，毛澤東說：領導權並不依賴於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領導者的綱領和所做的努力。共產黨並不謀求自己的私利，他所謀求的只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勞苦大眾的利益。如果戰爭勝利了，日本被趕出去了，如果形勢朝著這個方向發展，這就意味著革命運動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因為這是我們的基本主張。
會見後，毛澤東與他們一起到朱德住處共進晚餐。進餐中，來賓與朱德作了簡短的交談，詢問了紅軍的裝備及戰鬥力問題。然後賓主一起出席文藝晚會，觀看中央、平凡、戰號三個劇團聯合演出的廖承志、朱光編寫的話劇《礦工》，鄧穎超、黃華應邀登臺參加了演出。當戲劇演出到工人受工頭百般凌辱時，賈菲夫人流下了眼淚；當臺上工人的罷工鬥爭取得勝利時，幾個外國人見觀眾鼓掌，他們也鼓起掌來，顯得很有禮貌。
◆毛澤東與世界學聯代表團合影。
6月23日，毛澤東在鳳凰山住處再次會見這批美國人，回答他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將怎樣發展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將呈現出一些不同的階段，這些階段的詳細情況，我們是難以預料的。統一戰線的構成，基本力量是工人和農民，小資產階級在它的一翼，民族資產階級在它的另一翼。他們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也有一些不同的東西，他們之間的分歧，將導致曲折的鬥爭。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毛澤東說：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第二步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這一條決定了中國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此外，還有國際條件，其中蘇聯的存在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同日，朱德、周恩來在延安會見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比森。周恩來向他介紹了最近國共兩黨談判的情況。朱德回答他有關中日軍事方面的問題，指出，國民黨如果認為只要用它的精銳正規軍，再加上西方帝國主義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錯了算盤。只有群眾性的人民抗戰才能打贏這場戰爭，這正是需要改革政治的理由。在延安期間，他們還參觀了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中央黨校等單位，拍攝了不少照片。
抗戰開始後的來訪潮
1937年，外國人來訪的勢頭更旺。抗戰開始後，形成一個來訪的小高潮。
7月初，一個由4人組成的世界學聯代表團到延安訪問，他們是柯樂滿、雅德、傅路德、雷克南。這4個人分別來自美、英、法三個國家，突破了此前來訪者都是美國人的單一性。這是一個新變化。
7月2日，毛澤東會見了這個代表團，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在回答邊區在中國的意義和作用時，毛澤東說：邊區是一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它把抗日戰爭與民主結合起來，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實行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邊區的意義和作用，在於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有利於抗日救國的，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邊區的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則下，都有他們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在這個制度下，無論哪一種職業的人，無論從事什麼活動，都能發揮他們的天才。現在有些人對邊區有兩種不正確的看法，一種說邊區什麼都不好，少數頑固分子這樣說，顯然不符合事實；另一種說這裡像一個天堂，什麼缺點都沒有，這種說法太過分了。承諸位來延安參觀，我就歡迎諸位的批評，指出這裡的缺點，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有利於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在回答關於目前中共在全中國的作用時說：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張，它在全國的作用和意義也在這裡。在回答有什麼條件可以縮短持久戰的時間時，毛澤東說：必須加強三個條件，一是中國的統一戰線，這是基本的；二是日本國內人民的援助；三是各國的援助。在回答抗戰後中共的任務時說：一句話，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這是中國的歷史任務。抗戰過程中的各種工作，都與這個任務有關聯。
◆1937年6月，毛澤東和訪問延安的美國友人合影。
延安生機勃勃的現實，一張張幸福的笑臉，極大地感染了來訪的外國人。對此，史沫特萊作了概括，她說：這些“訪問紅軍歸來的新聞工作者們，沒有一個不認為他們所接觸的是現代人，是和他們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們都非常喜歡毛澤東，會說出一些有關於他的離奇古怪的故事”。
七七事變爆發後，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確立下來。從全面抗戰爆發到武漢保衛戰期間，是國共兩黨關係較為融洽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國民黨方面大大放鬆了對紅色區域的封鎖，這就為外國人進入共產黨地區提供了客觀有利的條件。所以，1937年末至1939年10月這段時間，延安接待了許多來訪的外國人。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會見了英國記者貝蘭特，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這次談話涉及的問題有：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抗日戰爭的情況和教訓、在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抗日戰爭中的投降主義、民主制度和抗日戰爭等。毛澤東說：“中國的抗戰不但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抗戰中的教訓是由於中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存在的弱點，即：只實行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許廣大人民起來參戰；軍事上採取單純防禦，大半是被動打仗，造成許多土地的喪失和許多軍隊的失利。因此政治和軍事需要改革。他還說：現在八路軍採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呆板的戰法。如果用運動戰輔之以游擊戰，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這個談話，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題目是《和英國記者貝蘭特的談話》。
1938年2月，由史沫特萊在漢口參與組織的“西北游擊隊後援會”的一個代表團來到山西八路軍司令部。代表團的發言人是漢口聖公會主教的女兒弗朗西斯•魯茨，代表團的成員還包括女執事朱迪•克拉克，兩位美國傳教士約翰•福斯特和查爾斯•希金斯，以及瑞士女作家伊洛娜•拉爾夫•休斯。這個以女士為主的代表團，向八路軍贈送了籌集而來的錢物後，大部分人返回漢口，而希金斯和休斯小姐則由山西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們同毛澤東及其他黨的領導人進行了交談。
2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來訪的美國合眾社記者王公達，回答了他提出的抗戰前途和國共關係問題。毛澤東說：我對抗戰的前途是樂觀的，因為中國抗戰的過程必然是先敗後勝、轉弱為強，這已是確定的方向。又說，我們從來主張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者的配合。游擊戰對於戰鬥方式來說，始終是輔助的。八路軍正在四個區域進行著廣大的游擊戰爭，這是將來舉行反攻收復失地的有力基礎之一。他還說，國共兩黨現在和將來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與共同建國，但必須是有綱領有目的的合作，這種合作才能是長久的。最後，毛澤東談了對美國的看法，他說：“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抗日鬥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不過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面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侵略威脅的國家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
繼卡爾遜之後，美聯社記者霍爾多•漢森也在延安採訪了毛澤東，並跟隨八路軍在河北、山西和陝西遊歷了近兩個半月。當1938年秋漢森離開邊區時，他得到的結論是：“他們正在比中國其他任何一個集團都更加全心全意地抗擊日本的侵略者。”
◆美聯社記者霍爾多.漢森拍攝的八路軍。
1939年，外國人來訪的勢頭不減。2月上旬，毛澤東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羅伯特·馬丁，與他進行了友好的談話。毛澤東說：中國需要民主，需要一個民選的政府，有了民主才能堅持抗戰。日本現在有騎虎難下之勢。抗戰將結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階段是日本困住於城鎮的時期，第三階段是驅逐日軍出中國時期。共產黨今日的綱領與三民主義沒有基本上的衝突。到中國走社會主義時，如果英美法不打中國，我們將對它們在中國的財產給以有償的保護。中共現在實行的綱領，是根據中國的需要，而不是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統治。
不久，一個外國人三人小組經過長途跋涉到了延安。他們訪問了毛澤東，並詳細考察和了解了邊區的情況。這個小組的三名成員是安德魯•羅伊（曾任教於南京大學的美國教師）、羅伯特•布朗博士（一位美國傳教士）和喬伊•霍默小姐（聯合中國救濟委員會的新聞記者）。霍默小姐來延安前，曾在重慶受到國民黨方面的特殊禮遇，政治思想是親國民黨反共的。但訪問延安之後，她改變了看法。她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大量流傳的謬論的受害者”，事實與她原來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是年輕的，熱情的，有能力的，愛國的，甚至是“可愛的”。她最後的評價是，他們確實是“好人”。她對毛澤東的印象是：他有著“一付男孩子般的相貌”，但頭腦卻“像鋼鐵一樣具有銳性，同時又具有人性”。
◆1938年，英國記者貝特蘭與八路軍120師副師長蕭克合影。
1939年夏天，美國人喬治•菲奇對延安進行了三天訪問。他是一位美國總統任命的長老會牧師，作為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委員會的官員，已在中國居住了30餘年。他在政治立場上是蔣介石的堅定支持者。他這次邊區之行的目的，是為了看看邊區究竟對“蔣總司令”忠不忠？經過同毛澤東等人的談話之後，菲奇對邊區那種“絕對的愛國主義”，以及“對蔣介石忠誠毫不懷疑了”。之後，他對國統區那種“洪水般的惡意宣傳”，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對外開放的新舉措
黨的對外開放方針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邀請外國人來訪，這是“請進來”；二是發展與世界各國的關係，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援助，以及對國際重大事件表態，融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這是“衝出去”。第一方面已如前述，下面談第二方面。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的會議上，確定黨在本年的基本任務之一是“打通與蘇聯的關係”，以便得到蘇聯的援助。5月，儘管當時中國工農紅軍二、四方面軍尚在長征途中，整個紅軍的長征尚未結束，但5月1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大相寺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討論了國際關係和黨的外交關係。毛澤東認為，同各國的關係，將來可根據雙方的利益得到解決，我們尊重各國的利益。這是到達陝北後，黨中央第一次討論對外關係問題。方針已定，立即付諸行動。7月16日，中共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恢復，及時得到了政治、軍事方面的指導、幫助。
此時，毛澤東雖然身處中國大西北狹小、落後的延安，但他卻心懷天下，富有遠見，對於爭取國際援助問題日益重視。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史沫特萊時強調指出，我們不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本點上，我們願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西班牙戰爭爆發後的6月16日，毛澤東發表《致西班牙人民的信》，向反對德、意侵略的西班牙人民致敬，並表示中國共產黨站在國際人民陣線中。6月24日，毛澤東致信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說：“從一些美國朋友和其他方面，我們聽說美國共產黨和美國人民大眾是深切關心著中國的反日鬥爭而曾多方援助我們。這使我們感覺到，我們的鬥爭絕不是孤立的，我們從國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現在正處在一個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聯合起來，進行共同的鬥爭。”由此可見，黨和毛澤東實行對外開放方針，就是將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繫起來，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線。這一思想是非常明確的。
黨的對外開放方針，很快獲得良好效果。此前毛澤東給美國共產黨的電報，受到美共十大和主席福斯特、總書記白勞德的歡迎。1938年6月初，他們給毛澤東回電，祝賀中國軍隊在臺兒莊戰役中取得重大勝利，並表示盡一切力量援助中國抗日戰爭。6月8日，毛澤東、朱德等聯名回電，感謝美國共產黨和美國人民對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7月18日，毛澤東同朱德一起致電法國巴黎《人道報》轉國際和平大會，請求大會號召各國人民，給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國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
1939年2月16日，毛澤東應蘇聯《真理報》之約，為紀念蘇聯建立21週年寫了《中國軍隊應當學習蘇聯紅軍》一文。文章指出：蘇聯紅軍經過21年的鍛鍊，已經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中國軍隊至今還保存著許多缺點，重要的是政治素質不足，新式技術不足，近代化的軍事素質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缺乏正確的方針。這都是要向蘇聯紅軍學習的。2月14日，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在重慶舉行招待會，周恩來在講話中強調團結，一致對外，表達了中共的聲音。5月24日，毛澤東致函印度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感謝印度人民給予的醫療和物資援助，並告知印度醫療隊已在此開始工作，受到八路軍的熱烈歡迎。7月11日，尼赫魯覆函毛澤東，說他可能在今年八九月間來中國訪問，屆時能和毛澤東會面。
8月26日，尼赫魯到重慶對中國訪問。毛澤東抓住這一重要時機，於8月27日致電尼赫魯：邀請他到延安訪問，並感謝印度國民大會派遣的援華醫療隊對八路軍的援助。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尼赫魯提前於9月5日回國，未能到延安訪問。他回國前的9月2日，特致電毛澤東，對不能訪問延安表示遺憾，並向毛澤東和英勇的八路軍致敬。至此，延安與世界的信息開始互通起來。
外國人來訪的暫停
黨中央實行對外開放方針後，黨的政治主張和政策，延安和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以及八路軍英勇抗戰的感人事實，經過來訪的外國人的口和筆，廣泛傳播於世，極大地改善了黨生存和發展的政治環境，獲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在封鎖與反封鎖，封閉與開放的鬥爭中，黨衝破封鎖，實行對外開放，“室內空氣流通了，一盤棋走活了”，嶄新的政治、軍事及生產、文化建設局面逐漸展開。
1939年9月間，埃德加•斯諾對延安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一次他在延安停留了10天，同毛澤東進行了兩次正式交談。這些談話的記錄後來收入他的《為亞洲而戰》（1941年）一書中。
此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懾於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的不斷壯大，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對陝甘寧邊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和包圍，相繼佔領了邊區的淳化、栒邑、正寧、寧縣和鎮原5個縣，以及鄰近國統區一些區鄉。它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陳兵20萬封鎖邊區，嚴禁外國人進入延安。所以，斯諾1939年對延安的訪問，就為1936年以來外國人持續對延安的訪問劃上了一個句號。事情巧得很：斯諾既是外國人訪問陝北的第一人，也是這一階段外國人訪問延安的最後一個人，開頭的、結尾的都是他。
1940年至1944年5月，外國人難以進入邊區訪問，這成為黨與外國人接觸的一段空白，黨的對外交往活動被迫中斷。但中斷不是終結，而是等待時機。“航向已經明確，堅冰已經打開”，黨的對外開放的航船絕不會從此停下來。不久，一個更大的外國人訪問延安的大潮即將形成，請看1944年5月之後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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