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地球是“一个大家庭”。但在现实家庭生活中，虽然提倡“人人平等”，但话语权还是高低不平，经济实力是决定话语权大小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在一次金融行业内部数字货币研讨闭门会上，在讨论脸书公司的Libra项目是否会帮助美国重塑金融霸权时，突然有一个人问，“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仔细想来，这件事情还真是一个大家关心，却缺乏一个具体量化标准的问题。
但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个词汇“SDR”。
SDR是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的英文缩写，它也被称为“纸黄金”（Paper Gold），最早发行于1969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主要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简单理解，SDR是一种国际货币，但玩家只能是各国央行。想要获得SDR，各国央行可以拿美元到IMF去换，也可以拿欧元、日元、英镑等SDR认可的储备货币去换。如果IMF不创造新的SDR，央行们还可以与拥有SDR的他国央行进行协议兑换。
客观地说，SDR又是一种尴尬的资产，它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世界对储备资产的需求（因美元受制于与黄金挂钩无法担当此任）。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SDR存在的理由其实已经消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SDR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角色，并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由4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构成的货币篮子只是偶尔被用于评估国际贸易商品的价值。即便加上2009年新增的2500亿美元SDR（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SDR在全球官方非黄金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不足4%。
究其原因，是因为央行持有SDR资产有汇兑风险。
按照规则，IMF事先将自己创造的SDR分配给各成员国，这个配额的SDR是没有成本的，成员国也不需要给IMF付利息。确实，这是SDR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一个“表面上”的好处。但问题是，如果成员国的SDR头寸偏离了配额，出现SDR帐户的净资产或净负债，这部分是需要支付利息的。也就是说，IMF发给成员国的SDR就像打白条。成员国不用SDR没事(IMF不向成员国要利息)，一用还是有利息(交易对手国要求利息)。
在实践中，对于已经享受优惠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而言，SDR没有什么特别的经济价值，因为它可以进行多元融资。只有对于那些没有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或者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有高成本的国家来说，SDR才有存在的价值。
为了挽救SDR的存在意义，IMF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改革。
1972年，IMF强制要求成员国以SDR取代他们当时的外汇储备，但遭到大部分成员国反对。
1979年，IMF尝试成员国在用美元兑换SDR后，可将这部分SDR再置换成美国长期国债，享受长期利率。但美国认为这无形中加大了它的国债融资成本，明确反对。
1985年，IMF提出，成员国不仅可以用美元换SDR，也可以用其他SDR的储备货币（当时如德国马克、日元、英镑等）直接兑换SDR。对于各国央行担心的SDR汇兑损失，IMF承诺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予以补偿。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提议，使用IMF储备黄金可以，但对SDR汇率风险的担保不能平摊，像美国这样的主要成员国应该承担更多的担保责任。美国的回答十分干脆，“凭什么啊？”
也就是说，打着美元替代资产旗号的SDR，在成立60年后，依然没能成为美元的替代资产。
在2008年之前，中国对SDR并不热心，国内甚至很少有人提及。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对加入SDR的兴趣陡然大增，并开始投入政府资源进行公关。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当面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中国加入SDR的事宜，但美方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短短5年之后，2016年10月1日中国就已经正式加入了SRD，并在其份额安排中一举超过日本、英国，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中国加入SDR的意义，是人民币成为了SDR的储备货币。即各国央行可以拿人民币去换SDR，这是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关键一步，虽然它的交易只局限于各国央行层面，但仍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难得的成绩。
实际上，也有很多金融人士对此表示不解。“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公开场合婉转地表示：“中国当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上，而不是简单加入SDR。”
但如果仔细研究SDR的工作机制，你就会明白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意图。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前，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是组成SDR的合成货币单位，这个比例每五年调整一次，2010年正好是确定调整比例的一年。也就是说，如果2010年中国未能成功闯关，后面即便成功入围，也无法调整货币份额，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
2010年，IMF对人民币申请加入SDR提出两个考察条件，一是经济规模，二是货币可“自由使用”。
据日本内阁2010年发布的数据，日本当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满足了第一项“经济规模”的要求。
而所谓货币可“自由使用”，IMF细化出了“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两个要求，具体又包括人民币总出口量、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比例、外汇市场货币交易量、外汇市场买卖差价等多项指标。评估结果是，人民币被认为未达到“自由使用”标准，自然也就无缘SDR。
按理说，人民币申请加入SDR的事情到此应告一段落，留待以后讨论。但欧洲国家率先发声对此结果表示不满，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IMF副总裁卡恩都表态支持人民币加入SDR。萨科奇甚至提出需要明确人民币“入篮”的时间表。但美国的态度却耐人寻味，美国一家主流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在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上，美国不反对。”但“不反对”并不等于支持。由此，欧美立场的分歧可见一斑。
欧美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对美元金融霸权的不满。SDR设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美元的替代资产，但SDR中美元份额占比达到41.9%。因此，欧洲与美国合作推动SDR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事实也证明，在SDR三次改革的重要关头，美国投出的都是反对票。
毫无疑问，人民币加入SDR也是欧美博弈的结果。因为，人民币是在SDR总份额不变的情况下硬挤进去的。根据SDR的份额安排，美元之前占比41.9%，调整后41.73%，几乎没变。日元之前占比9.4%，调整后占8.33%，只降低了1个百分点。因此，人民币10.92%的SDR份额都是从欧元和英镑调整的，欧元由37.5%降为30.93%，贡献6.5个百分点，英镑由11.3%降为8.09%，贡献3.2个百分点。
但欧洲对人民币也有自己的要求，其主要诉求是要求人民币加快国际化步伐，重点是开放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中国政府则希望自行掌握人民币国际化节奏。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2012年对媒体表示，中国“绝不接受”将人民币以可兑换方式纳入SDR，算是间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既然SDR的国际地位日益边缘化，人民币“入篮”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再次将时钟拨回到2009年，就会发现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央行前任行长周小川在那一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最早从理论上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畅想，其对SDR的看法是，“它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中国的方案是，希望SDR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得以成长的种子。加入SDR，将让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新体系中掌握主动权，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这个角度看，SDR纳入人民币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
其实，加入SDR本身就体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正如前文所述，人民币是在并未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加入SDR的。对此，周小川表示：“中国正在寻求实现的资本账户可兑换不再是基于完全可兑换或自由兑换这样的传统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希望保留限制投机性资本流动和限制一般性资本流动的自主权，以应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但加入SDR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不，5年时间一晃而过，又到了要评定SDR各成员国货币份额的时候了。但调整份额就是调整利益关系。不要说SDR的份额调整，IMF的份额调整也是各国央行争论的焦点。
领导有句话说的好，“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10月份，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40届部长级会议在华盛顿结束。央行行长易纲在提交给此次会议的书面声明中说：“我们对于第15次份额总检查未能就增加份额和调整份额比重达成一致深感失望。IMF应继续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这是IMF履行其职责的先决条件。”
易纲强调，份额是IMF的主要资金来源，未能调整份额比重削弱了IMF的代表性、治理能力与合法性。中国支持一个强健、基于份额、资源充足的IMF，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作用。“我们期待IMF对未来份额比重调整作出具有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的承诺。”
可见，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仍需加倍努力。
新金融记者 张兆瑞
閱讀更多 新金融觀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