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4年，蒙宋聯軍攻滅金國以後，南宋君臣信心激增，便趁著蒙軍在黃河以南力量薄弱的機會，萌生了克復三京的念頭。
但朝中保守派大臣卻認為不宜在這個時候行險，貿然興兵，應該沿著江淮重鎮設置重兵，防備蒙古人，才是最穩妥的戰略。宰相鄭清之和淮東制置使趙葵仍舊堅持出兵，並提出了“據河關而守”的用兵方針。宋理宗最終選擇了支持主戰派，決定分兩路出兵，直指開封洛陽。
宋軍北上路線圖
今人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評價這一段歷史時，總喜歡批評宋理宗君臣輕敵冒進、擅開邊釁，給了蒙古人毀盟的口實，導致宋蒙提前開戰，加速了南宋的滅亡。
但客觀而論，蒙古人先後征服了西夏與金國，入侵南宋只是遲早的問題。宋朝君臣也早就對這種形式有所判斷，所以宰相鄭清之才提出了克復三京以後，據黃河潼關而守的戰略方針。
在宋朝君臣看來，這是一種積極的防禦戰略，只可惜宋朝的國力、軍力都無法和處於巔峰狀態的蒙古相提並論，無論戰守、積極與否，結局都已經註定。
蒙軍張網以待，只等宋軍入坑
此時的宋朝君臣並未察覺，蒙古軍雖然在黃河以南兵力薄弱，但他們已經暗中謀劃，做著與宋朝翻臉的準備。
幾乎在宋軍出兵的同時，蒙古大汗窩闊臺照會諸王，決定征討南宋。由於當時的準備並不充分，再加上入夏炎熱，蒙古人不適應南方的天氣，所以沒有急於出兵，而是在開封和洛陽以逸待勞，等著宋軍自己送上門來。
蒙古大汗
為了給宋軍制造麻煩，蒙軍又掘開黃河大堤，造成黃淮沿岸洪水氾濫，使得宋軍北進之路異常艱難，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除此以外，蒙古軍攻陷開封洛陽時，大肆搶掠，百姓紛紛逃難而去，導致這兩座昔日繁華的大城幾乎與死城無異。
所以，蒙古人並不打算堅守這些地方，而是在宋軍趕到之前就將主力大部撤走，只留下滿目瘡痍的空城，等著宋軍趕來跳坑。
主動出擊，收復“三京”，各懷鬼胎的飛蛾撲火
再說宋朝君臣，以宰相鄭清之為首的主戰派大臣制定了兩路出擊的軍事計劃，宋理宗命兩淮制置使趙範節制各路兵馬，淮東制置使趙葵領淮東兵五萬人，由淮東出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領淮西兵萬餘人，由廬州出發，目標直指開封。
出於宋朝的慣例，趙範雖然被任命為大軍統帥，卻並沒有隨軍出征，所以在事實上，趙葵部和全子才部屬於互不統屬的兩隻兵馬，這也為後來的洛陽之敗，在某種程度上埋下了隱憂。
趙葵和全子才兩人幾乎同時在六月份出兵，但有一點很是弔詭，全子才淮西軍比趙葵所部足足早了半個月抵達開封城外，明顯不符合常理。
關於這段歷史沒有更詳細的記載，只能通過蛛絲馬跡合理揣測，全子才部提前抵達開封的原因大致有二：
1，兩部人馬協調溝通不暢，全子才可能搶先一步出兵；2，全子才有意爭功，搶先出兵就是為了提前進入開封，有利於爭取東京留守的位置。
全子才六月十二日從廬州出發，七月二日抵達開封城外紮營，並在七月五日入城。城中守將李伯淵出降時，只有士兵六七百人，百姓千餘家。
宋軍攻城假想圖
在等待與趙葵會師的半個月時間裡，全子才並沒有趁勢按照計劃揮師西進，收復洛陽，僅僅以偏師佔領鄭州。
當趙葵抵達開封以後，和全子才產生了激烈的爭執，矛盾也因此而生。宋理宗封賞功臣時，為了以示不偏不倚，兩人都沒能得到東京留守的位置，而以兩淮制置使趙範遙領西京留守，只任命趙葵為南京留守，全子才為西京留守。
這種情況和當年北宋的五路伐夏幾乎如出一轍，各路軍互不統屬，又各懷鬼胎，作戰事倍而功半，面臨強大的蒙古軍，又能有多少勝算？
不得不說，此時的宋軍士氣尚算旺盛，尤其在聯蒙滅金以後，還有勞師遠征，主動出擊的勇氣。可惜，宋蒙實力相差過於懸殊，註定了宋軍收復河洛的軍事行動，將是悲壯而又令人嘆息的飛蛾撲火。
洛陽宋軍困難重重，遭遇慘敗，轉道突圍
在趙葵的催促下，宋軍分兵兩路進擊洛陽，以淮西制置使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統軍，領雄關軍四千、武安軍四千以及降將範用吉所部三千人。
七月二十一日，徐敏子率軍出發。全子才又派楊義領強勇軍等一萬五千人緊隨其後以作後應。
與此同時，宋軍糧道不濟的問題越發嚴重，由於開封宋軍糧草匱乏，西征洛陽的軍隊竟然只帶了五天的軍糧，為了防備萬一，又分作七天食用。
糧草成為勒住宋軍脖頸的枷鎖，本就羸弱的戰鬥力再次大打折扣。收復洛陽之戰似乎一開始就在強行撐場面，指望這樣一支號令不一、糧草不濟的軍隊，從蒙古人的眼皮底下虎口拔牙，將是一次多麼不靠譜的行動。
後來的戰況也果真如此，當出身自淮東軍的徐敏子在洛陽遭遇蒙古人伏擊時，緊隨其後的楊義所部竟在洛陽東部的龍門一觸即潰。
洛陽龍門石窟
七月二十六日，徐敏子所部僅用二百人就收復了淪為空城的洛陽，由於大軍斷糧，又無法在城內得到補給，全軍只能採挖野菜充作軍糧。
洛陽東南部的汝州駐紮著蒙古軍劉亨安部，在得知宋軍進入洛陽且又斷糧的消息以後，立即率軍北上，向徐敏子發動攻擊。
楊義所部軍隊於七月二十九日，在洛陽東三十里的龍門與劉亨安部遭遇，一戰而潰。當日晚間，坐鎮洛陽的徐敏子才得知了楊義慘敗的消息。
八月一日，後續糧草仍舊沒有從開封運來，宋軍徹底斷糧。由陝西趕來增援的蒙古軍與劉亨安部在洛陽城下會師，形勢萬分危急。為了避免全軍覆沒，徐敏子只得下令棄城突圍。
洛陽宋軍撤退路線圖
留守在開封的趙葵和全子才在得知楊義部全軍覆沒，和蒙古軍圍攻洛陽的消息以後，原本打算救援洛陽，但在部將的勸阻下，也選擇撤兵，退守應天。
克復開封和洛陽之戰簡直就像一場鬧劇，倉促行軍和糧草不濟將宋軍折騰的筋疲力盡，還沒等蒙古軍殺到，全軍上下就因為斷糧而分外艱難，試問這樣一支軍隊又怎麼可能守得住失而復得的開封和洛陽呢？
宋朝君臣雖積極進取，奈何有心無力
“端平入洛”時，獨攬朝政大權的史彌遠在前一年死去，正值壯年的宋理宗剛剛親政，正待有所作為。從“聯蒙滅金”到克復三京，都是他試圖中興宋朝所做出的努力。
所以，即便朝中有不少大臣極力反對，宋理宗仍舊支持了主戰派，撕毀與蒙古的盟約，派出大軍北上，收復趙宋王朝百多年夢寐以求的三京。
遺憾的是，宋理宗精神可嘉，但宋朝在與腹背受敵的金國對抗時仍舊難以佔據上風，更何況素有世界征服者之稱的蒙古人？
這種情況下，以事後諸葛亮的視角來看，無論宋朝君臣選擇固守抑或是積極進取，恐怕都改變不了亡國的結局，區別只在於時間的早晚。
雖然宋朝君臣無法預知自己的命運，可他們也一定意識到了這種危機，嗅到了危險的味道。所以，保守派的大臣們以荊襄連年水患蝗災和淮東叛亂初定為由，諫阻出兵北上，建議沿江重鎮設置重兵，拱衛臨安，嚴防死守。
臨安城
宋理宗亦曾就此事徵詢主戰派大臣的意見。時任權工部尚書趙範則用宋徽宗宣和年間“海上之盟”予以回答，當初宋金聯盟，看起來堅如金石，朝廷因此而不作備戰，終至有了靖康年間的亡國之禍。
再加上金亡之後，不少將領轉投宋朝，這些人也一力上書支持出兵。如此種種，更讓宋理宗下定了出兵北上收復三京的決心。如此做為，在客觀上也是積極的以攻代守。
宰相鄭清之甚至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計劃，將宋軍北上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收復三京的基礎上，憑藉黃河與潼關，守住河洛之地；第二階段，揮師西進，進入關中，克復關隴；第三階段，渡過黃河，收回燕趙之地。
說實話，鄭清之的計劃雖然看起來合理合情，但仔細琢磨，更像給宋理宗畫了一張大餅，究竟能實現幾分，就連他自己都未必知道。不過，這張大餅在他本人心中，至少於收復三京一條，是很容易實現的，如果不趁著蒙軍於河洛之地立足未穩時，趁勢而為，恐怕宋軍就再也沒有北定中原的機會了。
“端平入洛”的問題在於，“河洛取之易，守之難”，如果不能西取關中，北掠河北，僅憑中原四戰之地，根本就擋不住來自北方和西方的進攻，結果只能是白白浪費人力和物力，使百姓徒增負累。
宋朝君臣以飛蛾撲火的舉動來實現父祖的黃粱夢，勇氣雖然可嘉，現實卻很殘酷，最終以慘敗狼狽收場，不但嚴重挫敗了他們的自信心，更拉開了宋蒙長達半個世紀的攻防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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