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三年(1405)，剛剛奪取侄子皇位的明成祖朱棣派出一支超級船隊：62艘大船和100餘艘中小船，大氣磅礴。船隊由宦官鄭和率領，共27800人。船艙中，碼放著琳琅滿目的貨物，底部是數以千計用來壓艙的白瓷碗盤，碗底印著幾個樸素的漢字——福建德化。

小城德化地處內陸、交通閉塞，如果不是拜航海船隊所賜，怎能想象與官方背景的景德鎮分庭抗禮，成為世界聞名的瓷都。明代皇家這次偉大的航海實驗，再次助力德化白瓷走向世界，但同樣是明代的海禁政策，使德化瓷業險些陷入困境。

瓷器能否暢銷海外，直接關係到德化每個從業者的利益，源源不斷地將產品推向市場並從中贏得最大利潤，是窯工、窯主以及瓷商所共同期盼的，所謂“一朝海舶來，順流價倍蓰。不怕生計窮，但願通潮水。”德化瓷是中國最早開拓海外市場的國際名品之一，它的興衰成敗，與國家的開放精神息息相關。

泉州：天子南庫國際範兒

早在唐代中期，福建泉州港已經成為中國四大貿易港口之一，是海內外商人會聚之地。宋立國後陸路交通阻塞，十分重視海外貿易，視其為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舉措。朝廷實行獎勵海外貿易政策，甚至派內侍到海外招攬貿易。宋高宗曾坦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為了吸引外商，宋朝還對有功的外國商人授以官位，以獎勵對外貿易。

宋代泉州正式成立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司，“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泉州便可出洋。”在外國人的描述中，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泉州“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此地織造的錦緞和綢緞也以刺桐（泉州）命名。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的船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當時，泉州成為中國絲帛的重要輸出港，也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瓷器不僅是交易的物品，還是海船最理想的壓艙物，史書稱“船舶設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南宋時期，隨著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南移，泉州港的海外貿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海外貿易收入成為“天子南庫”。13世紀40年代，南宋統治者任命阿拉伯人蒲壽庚管理泉州市舶，從此起一直到宋朝覆滅，蒲壽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他利用自己的海外聯繫，廣為招徠外商，阿拉伯人更多地來泉州貿易，當地人稱他們為“南海蕃客”，他們也把泉州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死後埋入泉州。

南宋時，曾經出現錢荒，“錢荒”指的是市場上可以流通的銅錢不足，民間“錢尤難得”，而巨大的海外貿易所造成的銅錢外流是導致錢荒主要因素之一，比如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從事貿易，貨物全部售完後，卻不再進貨，只收銅錢，一次就運走了銅錢十萬貫。根據小葉田淳《日本貨幣流通史》統計，在日本28個地方出土的中國銅錢多達55萬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銅錢。1266年，鎌倉幕府更公開承認宋銅錢為日本的法定貨幣。

此外，宋代銅幣也是高麗、交趾等國的主要貨幣，並流向南亞和西亞，成為印度南部地區乃至阿拉伯地區的輔幣。南宋政府在嘉定十二年（1219）規定，凡外來貨物，以絹帛、瓷器為價替代金銀銅錢，以防止錢幣外流。這個措施進一步促進了陶瓷業的發展和外銷。在《諸蕃志》裡，諸如“番商興販用瓷器博易”“番商興販用青白瓷器交易”“商人以白瓷器貨金易之”“以瓷器為貨”等字句頻繁出現，它詳細地記載了泉州所屬及周邊省份窯場瓷器銷往海外的情況。南宋末年，荷蘭商人來到泉州販運瓷器至歐洲，價值每與黃金質量相等，且有供不應求之勢。

大批量的貿易必然有一個可以支撐其貨源的制瓷基地。從今天發現的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的巨大形制來看，宋元時期德化瓷業已漸成規模。德化制瓷雖然以個人或家族為生產主體，但單一個體往往無力承辦一座大型窯廠，像屈鬥宮這樣的大窯既不是官窯也不是單獨某家經營的窯廠，而是幾戶甚至幾十戶合用的。此時的德化窯爐體型巨大，裝填數量驚人，已長數十米，如屈鬥宮長57.1米，這樣大的生產規模，個人資金很難支持，“各自制坯，合作燒窯”是最合理的生產模式。為了區分各自的產品，作坊主或工匠會在自己的瓷器上刻印不同的標誌，已發掘出土的實物標本中很多都有這樣的標誌，有時是姓名，有時是某個特殊的字，有時是數字。

遊牧民族的胸襟

蒙古族崛起於廣袤無垠的草原，由於歷史、地理、民族等因素的影響，元朝顯示出與中國曆代王朝不同的氣質姿態，一方面，作為遊牧民族，他們極富征服和擴張慾望；另一方面，他們沒有漢民族那樣深厚的歷史傳統，而表現出對外來文化兼收幷蓄的博大胸襟。這種特點反映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就是史無前例的寬鬆和鼓勵態度。元代海外貿易的規模和範圍遠遠超過前代。世祖忽必烈曾下諭福建行省允許外國商人自由來華貿易。

元代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最多時有泉州、慶元、廣州、上海、澈浦、溫州、杭州等七處，並設立市舶司管理進出口貿易事項，此外還實行過一些帶有鼓勵性的海外貿易政策，如在泉州、杭州設市舶都轉運司，由官府造船給本，招攬商人出海販運，得利官商七三對分。對於舶商、梢水人等也予以優恤。

元代是泉州港對外貿易的黃金時代。據《島夷志略》所載，14世紀初期與泉州港發生海道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除澎湖外，共計98個，比南宋《諸蕃志》記載的增加了三四十個，主要集中於東南亞及印度、馬來群島。中國陶瓷通過東南亞這一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13世紀時阿曼商人常到蘇門答臘購買從中國載運於此的中國瓷器，轉銷各國。

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元代手工業的興盛和城市建設，當時的出口貨物主要有絲織品、瓷器、金屬製品等。由於對外銷售的需要，元代產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比宋代有所提高。

今天，隨著高速公路的修建，從泉州到德化縣城開車只需要一個多小時，但在古代，不僅山路崎嶇，且常有盜匪。有位學化學的外國商人對瓷器燒製很有興趣，還搞了一些研究，看到這麼精美潔白的瓷器很想到產地德化看看，但畏懼路上的匪患，直到兩年後才實現夙願。德化窯瓷器質地潔白細堅，燒結度高，釉色勻稱，釉質細膩，光澤瑩潤，如脂似玉，但生產地位於內地山區，交通條件差，歐美瓷商甚至是中國的外地瓷商並不能輕易到達，他們的經營活動一般止步於泉州的港口和市集。

外國商人直接到產地拿貨基本不可能，從德化到泉州這段路只能靠本地瓷商。這段路也是德化瓷走向遙遠海上之旅的起點。德化本地瓷商首先會在當地街市設號，開設瓷莊，瓷莊除集合自家產品，也收購其他窯場的產品，有的還加以彩繪。實力雄厚的瓷商會先發放貸款給制瓷作坊，讓他們按照商家要求的式樣、數量製出成品。收到貨物後瓷商僱請挑夫運至永春縣，他們有的在永春也開設瓷棧，有的則請代理瓷商推銷，再由永春順水路、海路運至泉州、廈門，分銷南洋、臺灣、潮州、汕頭、香港各地。

海禁擋不住春水向東流

元朝末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十餘年戰爭的破壞，給泉州港帶來難以修復的創傷。明成化八年（1472）明政府把設在泉州近300年的市舶司遷至福州，泉州主要港口地位喪失。德化瓷外銷局面一度遇阻。更糟糕的是，明初實施海禁政策，凡是下海的船隻，都要有政府所發的票號文引，私自出海貿易的以謀叛罪處斬，還要梟首示眾，全家充軍，並規定不許擅造三桅以上大船，違者同前罪。

當時西方制瓷業欠發達，需求旺盛，海外瓷商來到泉州，瓷窯生產什麼就買什麼，能買到什麼貨物，就運出什麼貨物，那些貨物大抵是國際市場的暢銷產品。臨海商人、地方豪族甚至還有一部分明朝官吏，不惜冒巨大的風險，“往往私下造船下海”，與諸番夷通貨。潮州港成為國內外貿易中轉樞紐，出口瓷器數量為當時各口岸陶瓷器之最。大量閩南人遷居至此繁華之地。德化商人利用地緣、親緣和商緣關係，把瓷器運到潮汕，再行外銷。這條路線路途遙遠，運輸不便，運費和損耗也較多。很多瓷商到廣東潮汕經商發家後乾脆在當地置辦產業，也帶動了潮汕制瓷行業，以至於潮州窯興起後，外地制瓷人員很難插足。

瓷器是德化對外貿易的最主要商品，海外運輸和銷售情況直接影響到本地經濟的發展，這一切都是通過瓷商靈活的經濟手腕實現。明清以後德化本地瓷商逐漸增多，經營多為產、供、銷一條龍的家庭模式。家族成員中農耕、制瓷、經商分工不同，互相依賴。

民間商船能在海上暢通無阻，來去自由，海禁已有名無實，明朝政府對此情勢無可奈何，海禁政策弊端逐漸顯現，後來不得不由放鬆管理轉向鼓勵支持。明代穆宗時期（1567年）海禁正式取消，在月港開設“洋市”，民間貿易活躍。德化瓷器經這些新興港口輸出海外的不計其數。張燮的《東西洋考》就有“德化瓷從月港出口者，為數極多”的記載。月港衰弱後，廈門港又興起，德化瓷器轉而由廈門和福州兩港外銷，生產量有所增加。

明代海洋貿易中，瓷器的對外輸出僅次於絲織品，居於第二位。主要原因是明代我國制瓷技術仍然保持領先水平，官窯、民窯的規模宏大，競相發展，而且許多窯口分佈於沿海一帶。

明代是福建制瓷業的鼎盛時期，制瓷行業遍佈福建各府縣。邵武白瓷、磁灶白瓷以及漳窯、寧德窯均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泉州所產的陶瓷產品，種類繁多應有盡有，“有青瓷、青白瓷、白瓷等，而且品種豐富，有碗、盤、爐、盒、軍持、碟、洗、瓶、高足杯等。胎質堅細，釉汁瑩潤獨具特色，”產品遠銷海外。德化瓷是其中的佼佼者。

德化瓷藝大師何朝宗的作品聲名遠播，被西方奉為珍璧。意大利猶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納曾在書中評價泉州的瓷器“像玻璃酒壺一樣精緻，是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並暗自欣喜道，這貨物會讓自己發筆大財。

鎖海鎖國一落千丈

明代實行海禁，清朝則是承襲明制，不但禁海，還製造沿海50裡的無人區。為了切斷鄭成功與大陸的聯繫，朝廷實行嚴厲的遷界政策（大規模的強制遷徙瀕海居民），私人海上貿易受到嚴重衝擊。泉州因是鄭成功的家鄉和根據地，成為重災區，卻成就了德化瓷業的發展，沿海大批資金轉入內地制瓷業，德化窯址由宋元時代的42處增加到177處，為歷代窯址的最高峰。在清代最盛時期，德化全縣瓷器“年產值一百數十萬圓，從事瓷器工藝的工人，約兩萬五千餘人，大小瓷窯有六十餘座。”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宣佈停止禁海，開放對外貿易，同時成立海關管理來往商船，負責徵收賦稅。此時的泉州只是閩海關的一個分口，廈門和福州才是法定的可以直接對外貿易的口岸，廈門成為福建與南洋各國貿易的重要通商港，“其出洋貨物，則漳之絲綢紗絹，永春窯之瓷器指德化窯瓷器。”康熙五十六年（1717）南洋貿易再次被禁止，禁海令實施10年、嚴重阻礙了福建同南洋之間的貿易往來，進出商船減少，影響了包括瓷器在內的各出口商品。

乾隆二十二年（1575），下令關閉除廣州以外各口岸，實行一口通商，廈門與南洋各國的通商貿易雖並未因此斷絕，但對以海謀生的福建沿海人民來說還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加上關口盤剝日重，洋船不堪其稅，多采用走私方式，將販運外洋的貨物運往廣東各口岸，變成內貿商品，然後再從廣東轉輸南洋諸國，回來亦然。廈門港在“嘉慶元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餘家，洋船、商船千餘號。”

清代早中期，德化窯白瓷延續明代風格，不同的是青花瓷達到全盛，五彩瓷畫面有所提高，出現了粉彩瓷，各種色釉瓷不斷產生。清代中晚期，白瓷產量開始減少，只保留部分雕塑產品，青花瓷佔據主導地位。五彩瓷和色釉瓷工藝特色形成。這一切特徵變化全由市場決定。也是此時，德化步入中國三大瓷都之列。由於窯火興旺，燃料需求量大，周圍樹木被砍伐殆盡，價格上漲，制瓷成本不斷攀升。

清代德化百姓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仰賴制瓷業，窯工為了上繳官租，養活妻兒老小，“下嶺如飛騎，上嶺如行蟻。驕肩集市門，堆積群峰起。”日本的北村彌一郎曾記錄了德化瓷某些工種的工資情況。所有工人都是計件工資，一個熟練工人月工資在十到二十圓，普通彩繪女工月薪二到五圓，行業不景氣，工資還要更少些。制瓷利潤還要扣除原料成本、染料費和人工費，所得利潤約為15%。瓷器外銷行情與當地百姓的生活和地方社會的穩定發展息息相關。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閉關鎖國，倚靠海外市場的德化制瓷一落千丈，再無生存機會，大批從業人員失業待工。大量機制瓷器源源不斷從日本和西方輸入中國，中國陶瓷大量出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1918年日本人真井正美津在福州專門經營瓷器生意，在他的回憶中，當時他所經營的德化瓷器給人的印象是在緩慢的下降和衰落。對外貿易上，運輸很困難。作坊業主們保守抵制新的樣式，同時產品質量逐漸下降，他們對德化瓷器生產的美好未來並不嚮往。1919年，德化瓷業曾出現短暫復甦，從業數百家，但專事制瓷者很少，大部分都是為了農耕間隙貼補生活開銷，德化全境瓷窯只餘五六十家。

德化本地瓷商身處閉塞的山區，卻與外界溝通最多，受特殊的歷史環境影響他們不得不突破保守的經營方式，努力拓展外地市場。清王朝沒落後，他們更要改變坐等生意上門的經營方式，主動在周邊省份和東南亞市場尋求出路。

明清時期，臺灣、澎湖作為大陸通往東南亞的交通要衝，成為瓷器外銷的重要中轉站。德化各家的族譜中幾乎都有族人前往臺灣的記錄，他們有的常常往返內地，經手瓷器銷售，有的乾脆在臺灣定居把窯廠建在那裡，傳播制瓷技藝。據廈門海關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記載，閩南瓷器大量出口到暹羅、西貢和菲律賓，原因是南洋地區居住著成千上萬的閩南移民，“他們對粗瓷器有著特殊的偏愛，需求持續上升”。德化瓷的出口腳步似乎永遠不會中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偏愛這種瑩潤質地的潮流

改良、辦學與復興

民國後期，德化瓷業採取了一些改進措施，但日用瓷出口斷絕，藝術瓷外銷為數極少。1935年，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組織對德化瓷業進行考察，據考察結果《德化之瓷業》中稱，民國期間全縣10餘萬人口中，從事瓷業經營的達1萬餘人，年產值五千餘萬元。這個數字與德化鼎盛時的情況差不多，已比清末好很多，這得益於民國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德化瓷廠颳起民國改良風。

1934年，福建省建設廳於德化籌建改良瓷場，次年在德化西校場建成廠房一座，面積369平方米，包括階級窯一座，有購進的部分國外設備，德化改良瓷場宣告正式成立。1939年3月，改良瓷場改為德化瓷業指導所，擴大工作範圍，兼辦瓷業貸款及代售製品等業務，同年11月又改組為德化實驗瓷場，專事研究實驗工作。1941年改為德化示範瓷場，1944年改為官商合辦福建示範瓷公司。

德化改良瓷場設立以後，置有五匹動力機1臺、動力轆護車5臺、練泥機1臺，20公斤球磨機1臺、瓷筒球磨機1臺等機械生產設備。研究和改進了瓷土原料的配方和練泥方法，進行電用瓷、地瓷磚製造研究，成功製造了蒸發皿、漏斗、瓷盤等化學用瓷器皿，供應省科學研究機構和大學改變了當時全部依靠從日本、德國、美國進口的局面。抗日戰爭時期，諸多窯廠悉數關閉，全縣只剩零星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