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出一位博學多才的著名學者叫劉向，他本名更生，字子政，生於公元前七十七年，卒於公元前六年。他是西漢的皇室宗親，其祖先是漢高祖之弟楚元王劉交，這位皇室宗親性情耿直，胸懷坦蕩，所以，在官場上很難升遷至高層，所以，他專注於學術研究，成了一位非常淵博的學者。他在儒學、史學、文學、天文曆法和謀略學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是著名的目錄學家，傑出的文學家，經學的創立者，古文獻編輯大家，也是謀略文化方面的著名學者。
班固在《漢書》中評價劉向時說他：“為人平易，廉潔樂道，不交接世俗，而專思經術。晝讀書傳，夜觀星宿，經常通宵達旦。”
劉向是漢朝博學而又見識深刻的學者，所著所編的書至今仍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有很多觀點是值得借鑑的。劉向在多個學術領域所有創造，在古代學者中，像他那樣在多個學術方面有重要貢獻的學者並不多見，長期以來，他所編著的書影響很大，在當代，仍有很多人喜歡閱讀他的書。
劉向畫像
首先，劉向精心編寫了《別錄》，他在目錄學方面貢獻非常大。
劉向曾奉詔整理五經方面的秘藏書籍，並研究諸子詩賦近20年，他對古籍的整理和保存是當時的其他學者所無法比擬的。漢成帝時，劉向受命參與校理宮廷藏書，校理工作完成之後，他編寫了簡明的內容提要，彙編成《別錄》，這成了早期著名的目錄學名著。
《別錄》的編寫創造了書籍校理的可貴經驗，比如，蒐集異本，相互校補；別出篇章，確定卷數或篇數；校勘脫文脫簡，編成定本；編寫提要，撰寫敘錄等。二十卷的《別錄》成了中國古代最早的目錄學著作，開創了圖書目錄編寫的先例。
其次，劉向編寫了《列女傳》，該書是專門為古代女子立傳的史書。
該書共分七卷，記載了105名女子，其中前六卷所列的皆是古代的受讚揚的女子，或明辨是非的，或品德高尚的，或聰明多才的，或忠貞守節的女子，而後面一卷稱為“孽嬖傳”，講的是寵妾等女子，她們被認為是淫亂或善妒或無德的禍亂國家、社會的女子，如妺喜、妲己和褒姒等。
據說，劉向編《列女傳》是與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有關，漢成帝曾寵信趙飛燕，而後來變為寵信趙飛燕的妹妹趙合德，失寵的趙飛燕從宮外招男寵，荒淫無度，而劉向編《列女傳》獻給了成帝，就是為了讓成帝對寵信後宮能有所醒悟。成帝對劉向的努力很感動，但只是嘉獎了劉向，並沒有懲罰趙飛燕，好色的帝王，本性是很難改變的。
《列女傳》
再次，劉向編寫了一本《說苑》，其中有很多精妙語錄是很有哲理意義和警示作用的。
比如：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
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
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
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
治國之道，愛民而已。
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
還有，劉向編著了《新序》一書，他博採多種典籍，將其中的嘉言善行進行摘選，編成了內容豐富的《新序》，其文字很美，故事很生動，所以，該書影響深遠。
《新序》編於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至陽朔元年（公元前24年），在那段時間，劉向奉詔校閱國家藏書，他有機會接觸到豐富的典籍，便將其中的嘉言善行摘錄下來，編成集散文和故事於一體的精彩書籍。《新序》原有三十卷，可惜後來大部分散佚，宋代的著名文學家曾鞏曾對該書進行勘校，但僅收集到十卷，這十卷主要是記述雜事、刺奢、義勇、節土、善謀等，這是以標題來記錄故事的編寫方法，後來，東漢應劭編《風俗通義》，南朝宋劉義慶編《世說新語》，在編寫方法上都是向劉向學習的。
劉向還編寫了不少的先秦書籍，如《山海經》等也是經劉向之手編校過。
從謀略學方面看，劉向所整理和編校的《戰國策》是最值得重視的，該書編集了從戰國末年至秦漢間關於縱橫家的縱橫捭闔活動和伐交論辯言論，如《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而劉向將這些文章整理彙集在一起，編輯成一部關於縱橫家的精彩著作，取名為《戰國策》，為後人留下了戰國時期非常珍貴的策士們的歷史作料和縱橫謀略思想。
《戰國策》
《權謀書》包含著豐富而深妙的謀略思想，下面分幾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權謀書》論政治模式。
在劉向看來，有三種政治模式，一種是王道政治，以感化民眾為主；一種是霸道政治，以威懾民眾為主；一種是強橫政治，以武力脅迫民眾為主。三種模式各有其管理方式，而最重要的是以感化民眾為主，如果感化的方式無效，之後就用威懾的方式；而如果威懾的方式還是然無效，就用武力脅迫的方式；脅迫依然是無效的，就用刑罰來處置。可是，刑罰並非是一般帝王所所樂於使用的方式，聖明的帝王皆是先施行仁德與教化之後，才會訴諸於刑罰的，這就需要定下一個榮辱的標準，明示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能做的；也要注重禮義的標準，用來昭告民眾，不要太過於看重名利，這樣才能改變民眾的素質；要有整飭內政後宮之禮，應該劃清后妃之間的等級、禮儀。只有這樣，就不會有人不喜歡禮義，也不會不厭惡貪亂。這就是仁德教化的效果。（參看《權謀書》卷七）
劉向舉例說，季孫問孔子說：“如果殺掉無道的壞人，以成全有道的好人，對此該怎樣看？”孔子回答說：“你是主政之人，何必用殺戮的方法？如果你自己向善，民眾也自然會跟著你往向善的，主政之人的德性好比是風，而民眾的德性好比是草，風吹於草上，草必定會隨風而動的。”這個例子所說的就是明主治政要把仁德教化看成是最重要的。（參看《權謀書》卷七）
《權謀書》在這裡以儒家的仁德管理之道為基本立場，發揮了儒家“王道學說”的基本內容，在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之外，加上了強橫政治，並把刑罰也兼容進來了，這是吸收了法家的思想。
《權謀書》
第二，《權謀書》論“刑”與“德”的關係。
劉向認為，治理國家有兩個關鍵的方法，就是刑罰處置和仁德教化；君王必須先重視仁德教化而後才施行刑罰。那些稱霸天下的君王，皆是刑罰和教化一起並用的。強盛的國家往往是先重視刑罰而後才重視教化的。（參看《權謀書》卷七）
劉向還認為，刑罰和仁德，實際上也是教化的方式，仁德用以培養好人而後對之進行任用；刑用以懲罰壞人，而避免讓人變壞。所以，仁德教化關鍵在於獎賞，而刑罰最明顯標誌就是處死。處死和獎賞，即是用來區別賢人與惡人的，區別有功者與有罪者。顯然，獎賞和處死是不能有失誤的，一旦有失誤，便是善惡不分了。有功者不予獎賞，賢者也就得不到激勵；有大過者而不處死，壞人就無所畏懼，如果好人得不到激勵，壞人無所畏懼，而要以此來感化天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是做不到的。（參看《權謀書》卷七）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似乎與上面先教化後刑罰的觀點有些不同，如果說上述的觀點所表現的是以儒家立場為主的觀點，那麼，這裡所強調的是法家為主的觀點，認為仁德教化代替不了刑罰，不重刑罰，壞人不會受到懲治，就會無所畏懼，所以，重罪的，該處死就要處死。
第三，《權謀書》論“治民之法”。
劉向以歷史事例來闡述“治民之法”。他談到，齊桓公曾對管仲說：“孤欲於齊國國內如日月般光明處事，讓民眾包括愚夫愚婦皆能稱讚，能不能做到呢？”管仲回答說：“能，而這並非是聖人之意。”桓公說：“為何？”管仲回答說：“水桶上的繩子短，因而未能從深井裡取水；知識淺薄的人，未能與聖人深入談話。遇到聰慧之人，你可與他一同辨別事物，遇到明智的人，你可與他一同辨別一切事物，遇到聖人，你可與他一同辨別神明。而聖人所做所為，並非又不是一般民眾所能跟得上的。民眾知識若十倍於你，便會與你論爭，並說你不如他們；民眾的知識若超你一百倍，便就會批評你的過失；人民的知識若超過你千倍，便是誰也不信了。因而，民眾是不可以寵的，只能放在一起管理；也不能殘暴地虐殺他們，但可以指使他們，召喚他們；對於民眾，不能一個個去勸說，只能集中起來昭告他們。”（參看《權謀書》卷七）
這裡所表現的基本態度是古代統治者常有的愚民的觀念，但談到了古代管理中的統一思想的問題，這是值得注意的，這與儒家所強調的群體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第四，《權謀書》論具體的治國方法。
其一，怎樣治國才是“賢君”？
劉向舉了武王與姜尚的例子來說明：，
武王問姜太公：“賢明的君主怎樣治理國家呢？”
姜太公回答：“賢明的人主治理國家時，其政治是平和的，官吏不苛刻，賦稅收得少，而且人主自己也很節儉。人主不以己之好惡來妨害律法，不賞賜對國家無貢獻之人，不懲罰無罪之人。不因高興而賞賜讓其高興的人；也不因其生氣而殺讓他不高興的人。殘害民眾的人就是有罪之人，該懲罰；而推薦賢人，檢舉過錯的，就該獎賞。後宮不荒淫，受寵幸的女人所講的話不能聽。居高位者不該淫逸兇惡，處於下層的不該勾心鬥角。人主不該寵幸後宮，以免浪費金錢；不該多設遊玩臺池，以免拖累民眾；不該雕刻花紋圖案來娛悅感官。國庫裡沒有久藏生蟲物品，國家沒有流浪飢餓的人，這便是明主治理國家的狀態。”（參看《權謀書》卷七）
武王讚揚說：“說得好極了！”
其二，怎樣治國才是對民眾最有利的？
劉向認為主要在於是民富足，他舉例來說明：
文王問姜太公：“該怎樣治國才好？”
姜太公回答說：“王道之國使人民富有，霸道使軍人富有；勉強存在的國家，使大夫富有；無道的國家，只讓君王的倉庫積滿。此為‘上溢下漏'：君王的財富多得溢出來了，而百姓們卻窮得像竹籃裝水，都漏光了。”
文王聽了連聲贊好！（參看《權謀書》卷七）
其三，怎樣治國才是最根本的策略？
劉向認為最根本的是要愛民如子。他以武王與姜太公的對話來說明：
武王問姜太公說：“治國的根本方法是什麼？”
太公回答說：“治國之法，不過愛民而已。”
武王又問：“如何愛民呢？”
姜太公回答說：“對民有利而不要對民有害，助民成功而不要使民失敗；使民活下去而不要傷害民，給賦予民物而不對民掠奪；使民快樂而不使民受苦；使民喜歡而不使民生氣，這便是治國的方法。駕馭民眾，其根本方法就是愛民。使民眾失去他們的本務，是害了民眾；使農民失去耕種時間，是妨礙農民耕作。對有罪的如加重懲罰，等於是殺害他；搜刮民眾的財富，就是搶奪民眾；多徵稅，多徵兵丁，會使民眾疲憊不堪，是擾亂民眾，使民眾勞苦。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主，對待民眾就像父母愛護子女，哥哥愛護弟弟一樣，聽到他吃不飽，穿不暖，就替他感到可憐，看到他勞苦，就替他感到悲哀。”（參看《權謀書》卷七）
其四，怎樣治政才是穩妥的？
劉向認為為政公平才能是治政穩妥平安，他舉例說：
晉文公時，翟人獻上大狐和文豹的皮。文公見了嘆息說：“大狐、文豹有什麼罪？你要它們的皮？”
大夫欒枝回答說：“地廣而不平，財物聚集而不分散給民眾，難道不就是大狐和文豹遭難的原因嗎？”
文公說：“你真會說話！”
欒枝說：“地廣而不平，別人就要來平分它；財物聚集而不分散給人民，人民就要來爭搶它。”晉文公聽了，便把土地分配給民眾，把財物散發出去救濟窮人。（參看《權謀書》卷七）
第五，《權謀書》論智謀的不同類型。
其一，權謀有不同類型。
劉向認為，聖賢君王治政時，一定先要審慎地謀劃，而後用蓍龜占卜，以考察吉凶。還有，國內哪怕是貧賤的人都能參與提建議，包括柴火的小工也該盡其心思為國家出主意，如此一來，即便是辦萬件事也不會有失算的。古書言：“集眾之智，可預測天機。綜合各方意見，而後由一人獨立裁斷。”這指的就是有效的謀略方法。
權謀分上等權謀和次等權謀，上等的權謀可以預知天命，次等權謀可以測知人事。知天命者，可以預見存亡禍福的根源，早知盛衰廢興的原因，防禍事於未發，避災害於未成。此類人生於亂世，不會危及自己的生命，生於盛世，定能得到國家的權位。知人事者，遇事能知得失成敗，能預知事情的結果，所以處事不會失敗。不能預知天命，不能預測人事，就沒有能使用權謀之術。（參看《權謀書》卷十三）
權謀分正義與邪惡兩種：君子的權謀是正義的，小人的權謀是邪惡的。用心正義的人，其權謀追求公平，所以他為百姓盡心盡力做事時完全出於至誠；用心邪惡的人因其喜好私利，所以他為百姓做事完全出於偽詐。偽詐會引起混亂，誠心才能安定無亂。歷史上，堯的九位大臣辦事誠懇，被朝廷重用，其他四位大臣因為辦事偽詐，被殺於荒野。至誠的人，德祿可以延續至後代子孫；偽詐的人，利祿當世就被消滅了。知天命、知人事，擅長於權謀的人，必須察辨誠、詐的根源和後果，以此來立身處世，這是重要的權謀表現方式。明智的人處事，事情處置得圓滿，便要考慮是否有過分和弊病；而當事情發展平穩時，便要考慮是否有危險趨勢。安全的時候，要警惕發生危險；曲折不順利時，要想法子促使事情順利發展。由於明智的人能預先防範，盡心考慮周全，所以，他的事業是圓滿而不會有缺陷的。（參看《權謀書》卷十三）
劉向在這裡不但把權謀分成正與邪，而且把權謀與人的智慧聯繫起來，吸取了道家防範於未然的思想，這種強調誠以用謀，強調警惕危機，重視智慧的方法等，是很值得肯定的。在他看來，權謀不僅僅是抓權力耍陰謀，而且，權謀的使用是要有正義立場，有誠信態度，是要能防範危機的出現的，權謀的使用也是一種智慧。
第六，《權謀書》論用人的謀略。
劉向舉了歷史上的一系列例子來闡述君王善使用人謀略的重要性，認為，治理天下成敗在於人才；認為君王不用賢者，政治事業必敗；認為人主的榮辱在於人才；認為要用好人才必須給人才相應的待遇。
首先，劉向闡述了治理天下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用好人才。
在劉向看來，人主想要治理好天下，留名於後世，就必須尊重賢人、禮遇士人。《易經》上說：居於上位之人，禮遇處於下位之人，施恩佈德於天下，而又禮遇處於下方的人，如此才能既吸納跟前的人，又能使遠方的人懷德而來投奔你。
如朝廷無賢能之臣，便猶如鴻鵠沒了翅膀一般，雖有飛行千里之願，卻無法達到想要達到的目標。所以過江海要靠船隻，走遠路要靠車子，而要想稱霸天下，就必須借重於賢能的人。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猶如霸王的船和車。離開自己的父兄和子孫，並不是故意疏遠他；任用廚司、漁夫、屠夫、僕人甚至仇人等，也並非是迎合他們，而是因其能為國家立功立名，不得不任用他們。此如匠人蓋房，視房子之大小而決定所使用的木材；看效率高低而決定人數的多少。所以呂尚受重用，天下人便知商朝將亡，而周朝將興；由於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齊、秦必將稱霸，他們就是君王的船和車！
稱王稱霸需要重用人才，而國破家亡也與人才有關的，夏桀任用幹莘，商紂任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天下皆知這些君王將要亡國。沒有建功立業才能的人想要立功立業，就好像在夏至渴望夜長，好像對天射魚想要把魚射中一樣，即使像舜禹般的賢能，亦是不易辦到，何況是平庸的人主！
其次，歷史事實表明，不善於重用賢智人才的君王，其政治事業必定是會失敗的。
春秋時期，天子的權力較小，諸侯的勢力強大，所以很多諸侯都背叛天子。人多的威脅人少的，勢力強的劫持勢力弱的，南夷和北狄交互侵略，周朝瀕臨滅亡的邊緣。此時，齊桓公任用管仲、鮑叔牙、隰朋、賓胥無、甯戚等人，三次保存了快要滅亡的周朝，延續了行將滅絕的朝代，挽救了國家，趕走了戎狄，最後制服了荊蠻，尊奉周天子，稱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等人，使國家走向強大，擊敗了楚國，聯合諸侯，朝奉周天子，使周朝顯威一時。楚莊王任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等人，征討陳國，降服鄭國，擊敗晉國，使天下沒有對手。秦穆公任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和由余等人，佔據雍州，擊敗西戎。吳國任用延州、來季子，併吞了冀州，在戰役中立馬揚威。
鄭僖公擁有兵車千輛，貴為諸侯，治事不順從民心，終於被臣下所殺，這是因為不任用賢人的緣故。簡公任用子產、裨諶、世叔、子羽等人，把奸臣賊子清除，正直臣子被重用，因而擊敗了楚國，國家得以安寧，此後二十多年沒有被楚國侵犯。所以，虞國有宮之奇，晉獻公就感到徹夜難眠；楚國有子玉、得臣，晉文公就感到坐立不安。疏遠了可敬重的賢人，就很難去抵禦敵人。宋襄公不採納公子目夷的計策，就被楚國所侮辱；曹國不聽僖負羈的忠告，最後戰敗於戎，所以應知曉治亂的關鍵便在於能否重用賢能之人。君王能任用賢能，國便能長久，君王任用不賢，國家就危險了。
君王若因智力較弱而不能辨別賢能，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而假如君王有能力認識賢能，而又不下決心去用他，大的損失是亡國喪身，小的損失也將會感到日日不安。宋殤公知道孔父的賢能，但卻不重要他；魯莊公也知道季子的賢能，也是不重要他，這兩位君王都能識賢才但不重用賢才，結果，宋殤公被人殺死了，魯莊公以賊子來繼位。假如宋殤公早用孔父，魯莊公早用季子，就都可以平定鄰國，而不只是自保！
再次，劉向認為，人主的榮辱在於能夠用好人才。能善用人才的君王，人才都聚集到他麾下；不能善用人才的君王，人才都會背叛你而去，所以，人才的使用對於君王的榮辱太重要了。
劉向記載了周威公與寧子關於使用人才的對話：
周威公問寧子說：“錄用士人有好辦法嗎？”
寧子答道：“當然有辦法，窮困的人要讓他顯達起來，遇到危險的人要讓他活下去，懷才不遇的人要去錄用他，如此一來，士人們都會從四方八面趕來受你錄用的。反之，如果對窮困的人你不使他顯達，對遇到危險的人你不讓他活下去，對懷才不遇的人你不錄用他，那麼，士人們都會背叛你四散而去的。城牆雖堅固，但也不能自守；武器雖鋒利，但也不能自保；得到士人而又失去他們，一定是你在用人方面有缺陷的。有了士人，人主才會被尊重；失去士人，人主就會變得就卑下。”
周威公問：“士人都如此重要嗎？”
寧子答道：“難道你未曾聽說過楚平王有楚傒胥和丘負客兩個士人嗎？楚平王要殺他們沒有殺成，他們逃到了晉國，晉國用了他們，這就發生了城濮之戰。又有一個士人叫苗賁皇，楚王將要殺他沒有殺成，他逃到晉國，晉國用了他，這就發生了鄢陵之戰。又有士人叫上解於，楚王將要殺他沒有殺成，他也逃到晉國，晉國用他，這就發生了兩棠之戰。又有士人叫伍子胥，楚王殺掉他的父親和哥哥，他逃到吳國，闔閭用了他，他後來就發兵去攻擊楚都郢。所以楚國是大國，如果不是得罪了梁、鄭、宋衛等國的人主，還不至於落敗到如此地步。這四件事都表明是君主得罪了他的士人，結果其中三個君主死了無人埋葬，而一個亡了國。由此可見，有了士人就有了國家；沒有士人，也就沒有國家。子胥一怒滅亡了楚國，申包胥一怒而保存了楚國；士人怎能說是不可貴呢！”
最後，在劉向看來，君王要用好人才，必須給予相應的權力、地位和待遇，才能使人才充分發揮其能力，幫君王管理好國家。
其中，管仲向齊恆公要權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齊桓公命管仲協助他治理國家，管仲說：“地位低賤的人不能管理尊貴的人。”桓公任命管仲為上卿，但國家仍然治不好，桓公就問其原因，管仲回答說：“窮人不能命令富人。”桓公便把齊國一年的市租都賜給他，但國家仍然治不好，桓公又問其原因，管仲答道：“關係疏遠的人不能管治關係親近的人。”桓公就把他當作仲父看待。此後，齊國國泰民安，並能稱霸天下。後來，連孔子都肯定說：管仲雖然很賢能，但如果不能讓他獲得以上三項特殊待遇，也是不可能助齊桓公南面稱霸的。（參看《權謀書》卷八）
劉向還闡述了管仲向齊恆公闡述如何成就霸業的策略。
齊桓公問管仲：“孤想讓瓶中的酒變壞，俎上的肉變壞，此類行為會危害孤的霸業嗎？”
管仲答道：“次等行為非尊貴之舉，但對於霸業沒有什麼危害。”
桓公問：“怎樣才算是危害霸業呢？”
管仲答道：“對誰是賢能之人不知道，對霸業有影響；知道誰是賢能之人而又不能用他，對霸業有妨礙；用了他而又不能給予相當的職責，對霸業有危害；給了相當的職責而又不信任他，對霸業有大害；雖信任他又讓小人參與其中，這對霸業的危害就更大了。”桓公滿意地說：“很好！”（參看《權謀書》卷八）
閱讀更多 文城觀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