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化中，“道”是超越一切維度、時空、物質、能量、因果等存在的形而上的宇宙產生的本源和宇宙維繫的本體。“聖”，就是能夠用身心覺悟、體悟、證悟到形而上的“道”。 能夠將生命與宇宙的本源和本體相和合的人，就叫“聖人”。可以說，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就是以“道”為核心智慧的“聖賢文化”。
首先，如何理解所謂的“道”？
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常用詞中，“道”的第二個義項是到達某種道德標準或思想標準的途徑，書證便是《論語》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孔子的道德標準，如此看來，這裡的“道”就是到達“仁”的途徑。孔子甘願為“仁” 去“死”，而非為了找到實現“仁”的途徑去“死”，所以，把“道”理解為到達某種道德標準或思想標準的途徑，是講不通的。
《十三經注疏》把“道”解釋為“好的政治局面”（即“有道”）。《十三經注疏》中“朝聞道，夕死可矣”一章注為：“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從《左傳》《史記》中對孔子的記載以及《論語》一書中孔子的言行可知，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周遊列國，不為做官，旨在行道。但是當時沒有哪一個國君能夠真正實行孔子的政治主張，“仁”的思想學說得不到統治者的貫徹執行，治國理想得不到實現，這是孔子一生最大的遺憾。孔子有生之年無法看到“仁”道的實行，無法看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局面，就是所謂的“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否則，哪怕是剛剛聽到，他也會死而無憾。
關於“道”的這一理解應該是合乎歷史的，但這種理解都是就孔子自身的人格精神而言的，“道”的含義遠非止此。
楊伯峻把“道”解釋為“真理”，從今天這個時代來看是沒錯的，但在孔子時代這麼說是不合適的。一般人把“道”理解為“道理”，但是一般的道理不值得人們為他去死，究竟是什麼樣的道理值得人們去為它獻身呢？我們應該把詞語放到具體的語言環境中，結合歷史背景去理解，就是把“朝聞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放到《論語》的大環境中去理解，也許才能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孔子早上明白了仁義之道，晚上為它去死也可以。
那麼，“聖”作何解釋呢？
《說文解字》中對“聖”的解釋是“聖，通也”，本義是通達事理。
孔子在《孔子家語·五儀解》中，將人分為五等，從低到高依次是“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作為最高等級的“聖人”，有“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的屬性，意思是能探究萬事萬物的終始，使萬事萬物符合自然法則，依照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來成就它們。光明如日月，教化如神靈。
曾國藩有一句名言“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大意是如果不追求高尚成為聖賢，那就是在做禽獸，人活著要豁達，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計較於名利得失，用心耕耘付出就好。
從德侔天地、萬世師表的孔子，到古今完人、出將入相的曾文正公，其人生的終極目標，通通是志道悟道、成聖成賢。
古有詩聖杜甫、酒聖杜康、茶聖陸羽等等，後人之所以把他們稱為“聖”，是因為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裡發展到了極致，並且在不斷追求更高的成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自己所追求的“道”，做到了生命與“道”相和合，即“悟道成聖”。
現代也有可以稱作“聖”的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袁隆平。袁老傾其一生致力於水稻栽培，解決了無數人的糧食問題。對於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他來說，“道”很簡單，就是讓中國人吃飽飯。他做到了把生命和“道”相和合，值得被後人稱作“聖”。
中華文化之所以叫聖賢文化，就是因為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先哲明君、英雄豪傑皆以悟道大覺、明心見性、希聖希賢作為自己人生的終極目標。
“明心悟道·希賢希聖”就是整個中華文化的“不生不滅、永恆流轉的英靈”。如今，我們應當時刻牢記古聖先賢的教誨“人皆可為聖賢”，學習、繼承好中華優良傳統文化。
想一想，當下的我們，是成賢成聖，還是淪為平庸呢？如果你還在迷茫，就記住這句話吧：最大的寶藏是心靈，最大的能量是立志，最大的規律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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