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中，“道”是超越一切维度、时空、物质、能量、因果等存在的形而上的宇宙产生的本源和宇宙维系的本体。“圣”，就是能够用身心觉悟、体悟、证悟到形而上的“道”。 能够将生命与宇宙的本源和本体相和合的人，就叫“圣人”。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是以“道”为核心智慧的“圣贤文化”。
首先，如何理解所谓的“道”？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中，“道”的第二个义项是到达某种道德标准或思想标准的途径，书证便是《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孔子的道德标准，如此看来，这里的“道”就是到达“仁”的途径。孔子甘愿为“仁” 去“死”，而非为了找到实现“仁”的途径去“死”，所以，把“道”理解为到达某种道德标准或思想标准的途径，是讲不通的。
《十三经注疏》把“道”解释为“好的政治局面”（即“有道”）。《十三经注疏》中“朝闻道，夕死可矣”一章注为：“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
从《左传》《史记》中对孔子的记载以及《论语》一书中孔子的言行可知，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周游列国，不为做官，旨在行道。但是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君能够真正实行孔子的政治主张，“仁”的思想学说得不到统治者的贯彻执行，治国理想得不到实现，这是孔子一生最大的遗憾。孔子有生之年无法看到“仁”道的实行，无法看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局面，就是所谓的“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否则，哪怕是刚刚听到，他也会死而无憾。
关于“道”的这一理解应该是合乎历史的，但这种理解都是就孔子自身的人格精神而言的，“道”的含义远非止此。
杨伯峻把“道”解释为“真理”，从今天这个时代来看是没错的，但在孔子时代这么说是不合适的。一般人把“道”理解为“道理”，但是一般的道理不值得人们为他去死，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值得人们去为它献身呢？我们应该把词语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结合历史背景去理解，就是把“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放到《论语》的大环境中去理解，也许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早上明白了仁义之道，晚上为它去死也可以。
那么，“圣”作何解释呢？
《说文解字》中对“圣”的解释是“圣，通也”，本义是通达事理。
孔子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将人分为五等，从低到高依次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作为最高等级的“圣人”，有“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的属性，意思是能探究万事万物的终始，使万事万物符合自然法则，依照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来成就它们。光明如日月，教化如神灵。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大意是如果不追求高尚成为圣贤，那就是在做禽兽，人活着要豁达，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计较于名利得失，用心耕耘付出就好。
从德侔天地、万世师表的孔子，到古今完人、出将入相的曾文正公，其人生的终极目标，通通是志道悟道、成圣成贤。
古有诗圣杜甫、酒圣杜康、茶圣陆羽等等，后人之所以把他们称为“圣”，是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到了极致，并且在不断追求更高的成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自己所追求的“道”，做到了生命与“道”相和合，即“悟道成圣”。
现代也有可以称作“圣”的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袁隆平。袁老倾其一生致力于水稻栽培，解决了无数人的粮食问题。对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他来说，“道”很简单，就是让中国人吃饱饭。他做到了把生命和“道”相和合，值得被后人称作“圣”。
中华文化之所以叫圣贤文化，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先哲明君、英雄豪杰皆以悟道大觉、明心见性、希圣希贤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
“明心悟道·希贤希圣”就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不生不灭、永恒流转的英灵”。如今，我们应当时刻牢记古圣先贤的教诲“人皆可为圣贤”，学习、继承好中华优良传统文化。
想一想，当下的我们，是成贤成圣，还是沦为平庸呢？如果你还在迷茫，就记住这句话吧：最大的宝藏是心灵，最大的能量是立志，最大的规律是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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