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赴南京請願的“中國工程師學會”5位代表合影（左起：顧毓瑔、趙祖康、侯德榜、茅以升、惲震）
20世紀50年代中科院領導合影（左起：錢三強、惲子強、王大珩、竺可楨、吳有訓、丁瓚）
新中國成立前後，不少知名科學家以各種方式表達了虔誠的守望。
堅拒赴臺的吳有訓
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吳有訓雖有超脫政治、超越黨派的思想，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與國民黨的統治發生摩擦。比如在他就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出於對學生的愛護，曾親往醫院探視遭國民黨當局打傷的學運青年，親自參加並走在學生遊行隊伍的前列，並斷然拒絕當局到中大校園逮捕學生，謂“只要在位一天，就一定要全力保護好學校，保護好教師和學生”，還多次表示，若軍警入校捕人，他就辭去校長之職，為此先後14次請辭。但是，作為中國近代物理學研究的“開山祖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康普頓最得意的學生、在國際物理學界作出一流貢獻的第一位中國人，吳有訓是國民黨政府“搶救學人計劃”名單中的重要一員。
1949年年初，蔣介石在即將“下野”離開南京之際，親自在政府官邸召見吳有訓，授吳有訓“大勳章”，並委以“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要吳有訓同去臺灣。吳有訓當即藉故推辭了。之後某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杭立武來到吳有訓南京的家中，取出一大堆銀元和金圓券，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夠，還可再說”。並特意補充道：“蔣委員長非常掛念你的安危，讓你一定隨他飛臺灣。”臨別，杭留下自家電話號碼及住址，囑曰：什麼時候想走就打個電話，他會立即辦理接運手續。
吳有訓並不領情。2月1日，他帶著全家離開南京，前往上海交通大學任教。4月，隨著戰事推進，中共地下黨與吳有訓接頭，希望他能暫時“隱居”，以免被國民黨挾持。此時，吳已機警地由陸學善教授安排，舉家秘密徙居到武康路395號“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樓上，深居簡出，一直等到上海解放。
國民黨找不到吳有訓，只得利用“中央電臺”開始了長達5個多月的“尋人啟示”：“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裡？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裡有人接你……”每次，女播音員都要連播數遍，甚為懇摯，日日不輟，直至10月17日廈門解放。
吳有訓聽到這條廣播時，已臨近上海解放。幾日後，他又聽到新華社廣播公告，宣佈中共將歡迎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參加未來國家建設，其中，還點名請吳有訓不要離開大陸。
吳有訓心意早決，要留下來繼續“為人民做些什麼”。6月初，解放前即已籌辦的上海科技團體聯合會推舉吳有訓為主席。6月中，上海軍管會又任命他為上海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相當於校長）。
1949年9月21日晚7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參會者中，就有來自上海的“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吳有訓。在一屆政協會議期間，吳有訓等受到毛澤東接見。當毛澤東提及國民黨中央電臺的“尋人啟事”時，吳有訓僅含笑答曰：“我行我素。”毛澤東當即笑著說：“好一個我行我素！”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我行我素”的學者，先後籌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新中國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長，是中國第一個核科研計劃的制定者、電子技術的探索者，以及金屬物理學的創始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者，幾乎都是他的學生：錢三強、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王大珩、朱光亞、鄧稼先……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李政道，也將其引為恩師。
堅信共產黨的竺可楨
與吳有訓一同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屆政協會議的，還有來自上海的著名教育家、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他是作為“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的代表去參會的。
這位嚴謹的科學家，在當天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參會經過：“此次應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北平638人，實到635人，不能到者10人……請毛澤東主席致開幕詞（18分鐘）。繼續演講者有各團體代表劉少奇、宋慶齡、何香凝、張瀾……當劉少奇演講時天忽雨雹，何香凝講時雷聲隆隆。”不單有各人發言的精確時間，還有情景交融的氣象報告，甚為有趣。
在竺可楨留下的40本800多萬字的日記中，也記下了當年4月30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火車上的見聞，及由此而決定留下的心路歷程。
“餘聞一軍官談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戰，目前共軍得勢已無可挽回……又一軍人談在瀋陽如何脫走情形，從不聞有同仇敵愾之意氣，亦無憤恨復仇之心理，所謂軍無鬥志也……餘乃（將從）中央研究院送姚維明赴北站，囑告允敏，餘決不去臺灣或廣州。”允敏是他的夫人。這赴滬的關鍵之日，令他做出了“決不去臺灣或廣州”的重大決定。
從後來的發展形勢看，令竺可楨覺得自己的決定是對的。5月8日，他前往武康路探望吳有訓時，得知中共已派人請李四光歸國：“四點至福開森路395號北平研究院晤吳正之（即吳有訓）。渠謂孟和（即陶孟和）雲，北（平）有人派人約李仲揆（即李四光）歸國，以為研究院系蔡先生（即蔡元培）之事業，應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雲。”因此，當5月17日傅斯年從臺北來電請他赴臺灣大學任教時，他決定覆函婉拒：“中午時得孟真自臺北電，囑赴臺大。餘將函覆辭謝。”19日，杭立武又拍電報請他搭專機赴穗：“晨接杭立武自廣州電，雲：‘請與上海醫學院朱院長接洽,乘機飛穗,已為兄辦護照,並聞。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他又沒有接受。
當時，依國民政府訓令，科教界能搬遷的人、財、物，都儘量搬遷臺灣，先以臺灣大學為基地，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傅斯年接任臺大校長後，著力經營關乎科學教育這一“立國之本”的重要基地，傾心全力勸請大陸頂級學者赴臺。
而竺可楨認為，中國科學的明天在大陸。他希望能在上海，親眼見證並致力於科學的復興。為此，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天，他就與杭州、南京、上海的科教界同仁們互通信息，滿懷期冀：“杭州諸葛振公已有電報來，報告浙大甚安定……南京陶孟和、俞建章亦有電來，詢上海研究院情形……吳正之來談，謂上海科學學術各團體定於6月1日下午在科學社集會，討論如何參加其他團體之活動雲。正之詢餘意見，餘謂民十六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汙，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敗。科學對於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
堅護進步青年的茅以升
6月5日，上海解放僅10天，市裡就召開了160多人的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談會，吳有訓、竺可楨和冶金陶瓷學家周仁、神經生理學家馮德培、物理學家涂羽卿等科技界人士，都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陳毅等中共領導人的“禮賢下士”。12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陳毅也應邀參加並發表講話。15日的上海耆老座談會上，吳有訓、竺可楨、茅以升等科學家又被陳毅引為座上賓，所謂“耆老策仗觀太平”，大家對上海今後各方面的恢復發展提出了許多具體意見。在這天的日記中，竺可楨也提到了會前的一個細節：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剛步入會議廳，陳毅便上前親切握手，說：“我知道，上海解放，你保護工業不受破壞，革命青年不被殺害，是有貢獻的！”
原來，早在當年3月，以茅以升、趙祖康、侯德榜等5人為代表的“中國工程師學會”請願團，就曾草擬和平《請願書》並赴南京會見李宗仁，呼籲當局保護工礦、交通、公用事業，維持生產，安定社會秩序。
5月2日，茅以升在上海銅仁路家中意外看到報紙的頭條新聞：上海市長陳良委任茅以升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當日，陳良剛由秘書長接任市長，便自說自話宣佈由茅以升這位工程界泰斗來接班。因為他從夫人李佩娣——茅以升在美國時的大學學妹處得知，此刻茅正住在上海。茅以升自然不樂意，索性住進同濟大學中美醫院的小樓裡“養胃疾”去了。
此時，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同仁吳覺農帶來了中共地下黨的指示，希望茅以升利用秘書長一職做兩件緊急的事，一是阻止湯恩伯逃跑之前炸燬工廠，二是設法營救關在龍華監獄的300多名進步學生。
在茅以升的勸導下，陳良嚴格“監管”住了龍華監獄。之後，又利用歐美八國駐滬領事在瑞士駐滬領事館的聚會，建議領事們起草一份照會，防止湯恩伯的亂兵對各國在滬工廠的破壞。及至茅以升的學生趙祖康代理市長時，合作更為默契，至上海解放時，犬牙交錯的外資和中資工廠，基本未受破壞，龍華監獄裡的300多名學生無一被害。
而9月於北平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政協會議，茅以升則作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的正式代表，參與了籌建新中國的大業。
科學家們的守望，沒有被辜負
正如茅以升所期盼的那樣，共產黨對於科學事業，確實是重視的。
1949年年初，上海中共地下黨配備力量，專門做科技專家、人才的工作，並組織、滲入技協和科協等群眾性團體，做挽留工作。當年2月6日，中共外圍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舉行了第一屆年會，出席個人及科學團體代表達百餘人。通過這些積極而隱蔽的工作，除胡適、梅貽琦等十幾人外，原中研院80餘位院士中有60餘位留在了大陸，各研究所、大學中的圖書資料、實驗儀器則近乎100%地保存了下來。新中國也由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抉擇，而保留下了文化科教的元氣。
上海解放後，上海科研單位很快出現了嶄新的局面：一些實驗場所得到快速修復；各所實驗設備和研究經費，也經多方籌謀得到維持。
特別是在科學家的促歸聘請方面，上海也摒棄了原中央研究院的繁文縟節。比如羅宗洛從印度聘請來植物生理學家、中國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驅殷宏章，從所內討論、請示李亞農到致電新德里，前後不過3天。藥物研究所所長趙承嘏認為莊長恭於有機化學之成就為國人第一，希望其能回所主持，也很快得到組織支持。1950年，在前中研院化學研究所、前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和藥物研究所的基礎上，合併成立了中科院有機化學研究所，已間道返回上海的莊長恭擔任了首任所長。
解放後，根據中央統一部署，上海又採取各種積極措施，創造條件，先後吸引安置了歐美、東南亞等各國的63名科學家，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工作，其中包括材料科學家嚴東生、酶學專家鄒承魯、物理學家謝希德、蛋白質專家曹天欽、維生素專家張友端、核酸專家王德寶、神經生理學專家張香桐、蛋白質化學專家鈕經義等。其中不少科學家，不僅拋棄了海外優厚的工作機會、研究條件，還衝破阻撓、輾轉多地，才回到祖國。
在應用技術領域，新政府也頗為愛才，並尊重專業意見。
6月，陳毅在一次與趙祖康的長談中指出，要發揮外國專業人才和上海技術人員的作用。不久，陳毅又參加了由進步青年技術人員組成的上海市技術協會召開大會，強調了“包括技術人員在內的人民的力量”“黨是重視科學技術和科技人員作用的”，對科技人員寄予無限的希望。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副調研員）
閱讀更多 政協頭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