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如果說當年走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那麼未來越來越市場化和開放的中國將走上世界普世性城市化的道路，重回大城市發展。
最近，一則湖南大學生回鄉創業養蝦遭村民哄搶幾十次，損失60萬的新聞引發關注。對此，“半月談”特發文《哄搶，是違法犯罪，更是一種精神貧困！》
本文對此事不作評論，不過，通過下文揭示的城鄉變化，或讓人們對這件事的思考多一個角度。
城鄉發展巨大鴻溝
改變在無聲蔓延。
城鄉之間，一邊是中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18年末達到了59.58%，而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僅為17.9%；
另一邊是部分鄉村因空心化呈現出凋敝、破敗景象，農村GDP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不斷萎縮，1978年農村GDP佔整個國民經濟總量的64%，如今這一數據已下降到20%。
區域空間上，一邊是南北經濟差距超東西經濟差距，區域發展的主要矛盾由東西轉向南北，2016年中國北方地區經濟規模佔全國比重首次下降到40%以下，2018年更下降到38.64%；
另一邊是中國開始進入城市群、都市圈時代，圈層式發展導致“圈內”、“圈外”不一樣。
各城市之間，一邊是大城市出現人口膨脹、交通擁擠、環境汙染、資源緊張、房價高企等“城市病”；
另一邊是“收縮城市”顯山露水，2007-2016年，全國660個建制市中有80個城市（佔比12.1%）出現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縮，其中地級市24個，縣級市56個。
被城市化裹挾的人群，一邊是“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的困頓；另一邊是“誰人故鄉不淪陷”的時代下，無以寄託的鄉愁。
顯然，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南北失衡、城市分化等症候，既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城鄉區域發展的方向、戰略、模式面臨調整。
難以逆轉的農村人口流失
從以往政策和實踐看，我國關於城市化發展總體思路可概括為：“控制大城市人口、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鄉區域均衡發展”，換言之，小城鎮模式的區域規劃和限制大城市發展的思想長期占主導地位。
如新型城鎮化戰略著重於農村向城鎮轉變，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鄉村振興戰略則試圖全方位地振興鄉村、復興鄉村，“看得見山水，記得起鄉愁”。
當然，其初衷是為避免重蹈其他國家走過的城市化彎路，如歐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貧民窟問題，同時也是為了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然而現實卻是，從“盲流”到農民工，農民紛紛背井離鄉向城市集中，農村人口流失和生活方式轉變，也使得傳統鄉土文化趨於解體。
從1978年到2018年，有6.4億人從農村進入了城市，其中1995年以後，每年進入城市的人口超過2000萬。
而且他們“富起來”之後，還會將親人從農村接到城裡“享福”，今年春節時刷屏的短片《啥是佩奇》就講述了老人進城的故事，因此出現了一種調侃“老家的房子越破混的越好”。
毫無疑問，城市作為經濟高增長的載體，成為人們追逐淘金的勝地，從理論上講，人口在一二三產業、地域、城鄉之間的流動，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的進行資源重新配置的“庫茲涅茨過程”。
即便當年“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化實現“進廠不進城”，但當年的繁榮也遺留了當下的汙染，破壞了青山隱隱水迢迢、小橋流水人家的景象。
當技術含量低、資源浪費大的鄉鎮企業開始萎縮，大量的農民被排擠出來，開始“離土離鄉”。
如今特色小鎮遍地開花，其發展必須植入產業，難免製造出無法承受的新汙染，更何況大多特色小鎮難逃破產浪潮，“圈地”、爛尾再次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
可以說，城鄉並重、區域均衡發展的目的並沒有因為政策導向而實現，中國未來城市發展國策來到了岔路口——是走依託城市的道路，還是扶持鄉村的道路？
城市化政策發生大調整
從近期出臺的相關政策來看，似乎原有城市化指導思想正在發生調整。
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今年2月21日，國家發改委發佈的《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顯進展；到2035年，現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都市圈。
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堅持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
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佈《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首提“收縮型城市”，全面取消或放寬大城市落戶限制，允許都市圈內城鄉建設用地節餘指標跨地區調劑。
很顯然，當大城市戶籍制度放寬，將在客觀上促使人口又一次掀起向城市集中的熱潮，但都市圈建設用地指標相對緊缺的人口流入省份可以在支付調入價格後，向調出地區“購入”建設用地指標的配套政策，或將緩解人口流入地城市建設用地供應不足的問題。
更進一步地，8月26日,中財委第五次會議明確指出，“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增強其他地區在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邊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因此，不管是19個城市群劃分，還是34個都市圈規劃、9個列入國家中心城市建設，以及建設用地指標跨地區再配置的土地政策安排，這或意味著中央對之前“眉毛鬍子一把抓”的城市發展模式的糾偏，中國城市化發展將轉向都市圈戰略。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仍是未來趨勢
從本質上而言，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人作為市場經濟中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並在流動過程中實現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而城市的發展又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有其客觀經濟規律，這決定了中國城市未來發展路徑依然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一是規模效應。城市是集約利用稀缺土地資源的方式，也是一種分享基礎設施的方式。
城市人口多，可以分攤大型交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固定成本，相反，人口很少的小城鎮支撐一個公共服務的系統成本就太高。
二是創新效應。當人的密度達到一定程度，人們才更容易交流、碰撞出新的思想。
在大城市裡，人和人之間互動頻繁密切，而且高技能勞動者集聚，有利於創新和創業。
三是匹配效應。大城市中專業化分工性和合作性更強，從勞動力供應角度來講，消費者可以在大城市找到更加符合自己需求和偏好的服務提供者，企業家可以找到專業化的勞動力供給者。
基於此，“人往高處走，人隨產業走”，驅動了人們向大城市遷移，這就是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略的人性與經濟力量。
重回大城市發展
既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客觀趨勢，則可以核心大城市為中心，通過都市圈建設，建立“朋友圈”，實現“軟擴容”，打破中心城市和周邊其他中小城市之間的行政邊界。
事實上，中國已具備都市圈發展的基本條件。
第一，中國城市化率接近60%，進入城市型社會。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率超過50%以後，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顯著增強，核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開始加速形成都市圈，是國際城市化的一般性規律和普遍現象。
第二，核心大城市實力增強。按照GDP規模，中國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的全國佔比達到42.5%；
按主板上市企業數量，排名前30位城市在全國佔比高達69.7%，其中排名前三位城市的全國佔比達39.6%；按照製造業輻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貨物出口在全國佔比高達74.9%；
按機場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旅客吞吐量在全國佔比高達81.3%；按集裝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集裝箱吞吐量在全國佔比高達97.8%；
按高等教育輻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211、985大學數量全國佔比高達92.8%；按醫療輻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三甲醫院數量全國佔比約為50.2%。
第三，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成長較為充分。長三角、珠三角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數目多、質量高，埋伏著許多“隱形冠軍”，有利於充實都市圈內容。
如江陰有上市公司34家、張家港有19家、諸暨有14家，這三個城市人口則分別達到125.5萬、125.7萬、150萬。
第四，隨著高速和高鐵發展，網絡狀的交通線路將大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幾乎“無縫”連接在一起，構成緊湊高效的“日通勤圈”。
如長三角城市群2小時交通圈覆蓋範圍2013年達到136284平方公里，佔長三角城市群面積的46.3%，2016年2小時交通覆蓋圈面積為189439平方公里，占城市群總面積的64.4%。
如果說當年走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那麼未來越來越市場化和開放的中國在尊重人性和市場規律基礎上，將走上世界普世性城市化的道路，重回大城市發展。
國策也相應地調整到由發展小城鎮向都市圈戰略轉變，中國城市化也由此逐步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特色小鎮—鄉村振興統籌發展的全尺度空間組合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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