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寧夏
甘肅及寧夏自上世紀20年代末成為馬步青、馬鴻逵的天下，實行殘酷的軍閥統治。在軍閥體制下，民不聊生，兵匪頻發。馬仲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甘肅實力較強的土匪軍隊，部眾多為騎匪，所過之處，肆行劫殺，寡人妻，孤人子，掠人財物，經道河、臨洮、災難達隴西、甘谷、武山及天山等縣，所到之地，盡成丘墟。又以道 河、永昌、武威、鎮番等縣焚掠屠殺，死人無數，其“暴行日著，神人共憤。不僅甘肅、青海、寧夏三省之漢族都起來以死抵抗，即使回族中的賢能之士也群起而攻之。
1931年，馬匪竄亂甘肅一帶，時甘肅政局殆危。漳關行營主任顧視同令馬步芳痛剿，一舉擊潰馬仲英匪部，收降其餘部。寧夏土匪多活動於賀蘭山一帶。賀蘭山地形複雜，交通不便，成為土匪滋生天然場所。著名匪道有郭栓子、周墩子、梁鳳惠等。郭栓子，祖籍平羅縣，賀蘭山巨匪。1931年，馬鴻逵對郭匪匿跡進行圍剿，郭為自保，經梁鳳惠等匪夥說合，與另一股匪周墩子聯合到一起，以周為首領，郭為副首領。合併之後，勢力陡增，氣焰更漲。隨後，郭栓子收買周匪親信，趁其不備，一舉將其消滅吞併，從此郭栓子就成為賀蘭山的山大王。郭佔據賀蘭山後，到處燒殺掠奪，姦淫婦女、無惡不作，平惠一帶來往商旅為為之裹足。1931年，郭匪與張懷忠、牛佔元等率匪徒100多人，搶劫九泉子董生華家，獲白銀1000多兩，大煙一罐，並將董槍殺。1934年，郭匪又率100多餘人浩劫了臺家堡一家商鋪，搶走大量物資。同年冬，馬鴻逵以”若要想太平，必須賊殺賊“的計策，封官許願。招撫郭栓子子，郭為升官發財，投降了馬鴻逵，被封為平羅縣保安大隊大隊長。
寧夏南部山區另一匪首楊白描（綽號楊老二），擁匪眾1000餘人，氣焰特別囂張。1928年10月，楊匪明火執仗，攻打。吳忠乃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水旱碼頭“、”小上海“之稱，城防堅固。楊匪久攻不下，乃縱匪擾亂四鄉，搶劫農民財物，搜刮民間防匪用的大刀、長矛、土槍、土炮和糧食，以裝備土匪，重新圍攻。楊匪還勾結馬鴻義、馬建升、馬樹華等匪首，相約聯合攻城，坐地分贓。守軍寡不敵眾，被迫撤出城外，土匪入城後，掠搶三日，燒殺姦淫，毀壞民房、廟宇、官府設施等不計其數，傷亡百姓甚巨。1929年5月，馬仲英匪夥進攻寧夏城，被吉鴻昌部擊潰。殘餘部眾分為六股、各自為政，其中有3000餘人殘匪逃往吳忠市，並在金狽、靈武兩地燒殺掠搶，鬧得當地田園荒蕪，民不聊生。
青海、新疆土匪
青海、新疆地廣人稀，多為牧區，土匪活動與農業區迥異。他們常七八人，或十幾人，或數十人，最多可達百餘人，騎馬持刀，往來迅速，兇悍無比。牧區土匪搶劫，多在夜間進行，白天化整為零，隱蔽偵探，主要搶劫過往商隊、較富牧戶、有錢活佛及富戶、寺院。牧民們稱匪患、瘟疫、火災、鼠害是牧區四大害。藏語稱土匪為”巨化“和”恰巴格麻“，前者指規模較大的職業性土匪，與官府勾結，有一定政治色彩，後者類似經濟土匪，多為赤貧戶。草原土匪在搶劫時，一般奉行”兔子不吃窩 邊草“的原則，到本部落之外，甚至到外縣去搶劫，每次搶劫牛羊，少則幾十頭，多則百餘頭，甚至可達千餘頭。但草原土匪搶劫一般不行動一空，往往還給被劫者留下些盤纏和乾糧。
新疆地處內陸，各民族雜居，矛盾複雜，土匪滋生往往與民族衝突有關。1939年，盛世才限令北疆青河等七縣於1940年四月將所有的武器、包括刀、槍、子彈等一律上交，並扣壓七個縣的頭目，激起民變，富蘊、青河群眾打死了收槍士兵，盛世才派大軍血腥鎮壓，死傷無數，大部分為哈族群眾。1940年5月，大約有1500人被迫流亡野外，成為土匪。1940年10月，盛世才派岳父邱宗睿去談判，答應取消阿山領導中的漢人，方才安撫了此事。
新疆還有一些外籍土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沙皇將領發動叛亂，失敗後潰逃中國，一部分進入黑龍江，一部分進入新疆。進入新疆的白俄匪幫，方要由沙皇時代的貴族、地主組成，活動在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區。他們時而接受招撫，潛伏一時，時而攻城掠地，肆意搶掠。活動在伊犁的主要是阿連閥夫、杜托夫等率領的5000多白匪。1920年，阿匪進入烏魯木齊，接連向地方當局索糧，向俄國商行派款，還武裝搶劫，引起民怨沸騰。楊增新遂派兵遣將，將其包圍繳械，土匪被俘，引渡蘇俄處死。留在傅樂杜托夫部舉行暴亂，燒殺焚掠，被當駐軍平息，匪首被擊斃。
除白俄土匪在北疆活動外，在喀什還有英籍土匪。1935年5月，馬仲英匪部攻下喀什葛爾漢城（疏勒縣），著名悍匪烏斯滿（柯爾克孜族）也攻入喀什。不久，有”和闌王“之稱的沙化大毛拉亦率部開往喀什，途中各路土匪各懷鬼胎，都想做喀什王。英國僑民胡南哈直趁此混亂，到處招兵買馬，遍佈喀什各縣，到處搶劫殺人，弄得人心惶惶，秩序混亂。鬍匪”強迫群眾供給他們驢馬、牛羊、糧食和女人，不遵命者立即抵押，輕者受到皮鞭抽打之苦，重者殺頭。“
1938年1月，盛世才成立了邊卡大隊，經多方努力，終將英籍土匪根除，穩定了南疆氣勢。
西北土匪對鄉村社會的嚴重負面影響長時間，大範圍土匪的不斷侵襲和破壞，在相當程度上撕裂了民國政權的地方權力網絡，消弱了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力，民眾苦不堪言。自然進一步加劇了西北鄉村的貧窮狀態和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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