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是越王勾踐的軍事幕僚，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謀略家。
范蠡是一位具有濃厚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將軍，從流亡者到大富翁，憑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深謀遠慮的策略，輔佐勾踐興復瀕於滅亡的越國，消滅稱霸諸侯的吳國，創造扶危定傾的奇蹟，是春秋末期一位傑出的謀略家。
范蠡，字少伯，又叫鴟夷子皮、陶朱公。原是楚宛三戶(今安徽宣成)人，先後移居越、齊二國。生卒年月不詳，大約活動於楚平王、越王勾踐、齊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紀後期至公元前四世紀前期)。青少年時代就失去父母，同兄嫂一起過著貧窮的生活。他曾經拜計然(又叫辛文子)為師，研究治國治軍的方策，博學多才，“有聖賢之明”，但是懷才不遇，因而“洞餛負俗”，行為怪誕，被視為狂人。直到遇見具有識才之明的文種，范蠡的生活才發生突然轉變。
文種當時是楚國宛陵的地方官，早就聽說當地有賢者，但沒能找到。范蠡的怪誕行為引起了文種的注意。文種派手下官吏去見范蠡。官吏回報說，他患有瘋癲病，是一個狂人。文種不以為然地一笑，說：“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智之毀。此因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說，“大智若愚”，具有獨特本領的人才往往被人譏笑、詆譭為狂妄無知，普通人難以認識他的真實面目。於是決定親自驅車拜訪。范蠡避而不見。文種不因碰壁而灰心喪氣，再三前去拜訪。范蠡看到文種確是一片誠心，料定文種一定會再來，就對他的兄嫂說：“今天有客人來，請借給衣帽一用。”過了一會，文種果然來了。二人一見如故，“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後交往日益加深。當時已出逃吳國的伍員(伍子胥)派人請文種去吳國。文種與范蠡商量何去何從。范蠡分析楚、吳、越三國形勢，認為當時正處於吳越爭霸之時，吳越之間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間存在著聯兵伐吳的關係，“霸業創立，非吳即越”。他還認為，“君子逢時，不人份邦”，犯不著幫伍子胥報殺父之仇而“失故國之親”。因此，他建議去越國，並表示願意和文種一起去。於是，二人先後離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為大夫。范蠡從此開始政治、軍事生涯。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兒子勾踐繼位。范蠡和文種繼續得到重用，主持越國軍政。公元前494年，勾踐得知吳國加緊練兵，準備伐越，於是先發制人，出兵攻吳。范蠡認為越國實力不充足，準備不充分，時機不成熟，若出兵一定會敗，勸勾踐改變決定。勾踐不聽，堅持出兵，用舟師進攻吳國的震澤(今江蘇太湖)。吳軍於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迎戰越軍。結果，越軍大敗，勾踐率殘餘越軍退守會稽山，被吳軍團團包圍。這時，勾踐方才悔悟，對范蠡說：“當初不聽你的話，致遭如此失敗。現在該怎麼辦？”范蠡認為，為了避免亡軍無國的悲慘結局，唯一的辦法是求和圖存，等待時機，另圖興復。勾踐採納了范蠡的策略，派文種到吳國求和。經過多方努力，才得到吳王夫差允許。自此以後，范蠡先是隨勾踐到吳國當人質，過了三年忍辱負重的奴僕生活。被遣返回國以後，又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振興越國並伺機滅吳。從公元前482年開始，范蠡擔任上將軍之職，輔佐勾踐組織和指揮滅吳之戰。經過六年奮戰，最後終於攻陷姑蘇，滅亡吳國。然後乘勝北進，與中原諸侯會盟，取代吳國的霸主地位，橫行江淮，稱霸中原，國勢達到鼎盛時期。
在歡慶勝利的時刻，范蠡卻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行動。根據長期的觀察體驗，范蠡自意識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如果繼續留在越國，說不定哪一天就會災難臨頭。於是決定辭官退隱。當越軍凱旋到達五湖(今太湖)時，範益就婉言提出辭退的請求，說：“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導幹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指滅吳稱霸)也。今事已濟矣，由請從會稽之罰。”(《國語·越語》)勾踐假意挽留，軟硬齊施，說：“你聽我的話，我就與你分國而治；不聽我的話，就殺掉你和你的妻子兒女！”范蠡的態度也強硬起來，說：“我知道了。你實行你的命令，我照我的意志辦事！”於是攜帶財寶和從人“乘舟跨海以行”。勾踐也願意除去一個潛在威脅，並不追尋，同時又劃出會稽周圍三百里作為范蠡俸邑，用良金鑄造范蠡塑像，裝出懷念功臣的樣子。范蠡寫信給文種，勸他儘快離開越國。信中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馬曉，可與其共患難，不可與其共安樂。於何不去？”文種見信，稱病不朝。有人誣告文種將要“作亂”。勾踐乘機“賜劍”文種，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稱王試之！”文種遂被迫自盡。越國賴以興復的兩大功臣，就這樣落得一走一死的下場。
范蠡從海上到達齊國，就定居在那裡。為了表達對吳國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懷念，改名昭夷子皮(昭夷是一種鷗鳥形狀的革囊。伍子胥被逼自殺後，被吳王夫差裝進革囊，投進江中)。他和兒子“耕於海畔”，沒過多久就“致產數千萬”。齊國君認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任命他為相。范蠡認為這並不是好事，坦然興嘆：“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把相印退還齊君，把財產散發給友鄰，移居到中原地區的交通、貿易樞紐陶(今山東定陶)，自稱陶朱公。在這裡，度過他畢生的最後歲月。他一面從事農牧業生產，一面經營商業貿易，很快又“資累鉅萬”，成為聞名通途的大富翁。
范蠡從楚到越，由越到齊，無論是治國治軍，還是經營農商，謀必中，戰必勝，事必成，顯示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以“勇而善謀”、“能屈能伸”著稱於世。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以上引語，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滅吳興越之戰，是一場扶危定傾、扭敗為勝的戰爭，因而也是一場憑藉堅強毅力和正確謀略取勝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作為主要決策者和指揮者之一的范蠡，“勇而善謀”，“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對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決定性貢獻。
范蠡謀略思想的顯著特點，是“善於慮患”，敢於正視嚴酷的現實，善於利用敵人的矛盾和弱點，重視戰爭因素的“贏縮轉化”，因勢利導，穩中行險，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轉敗為勝。
滅吳興越之戰的謀略鬥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1)從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戰到公元前491年勾踐被吳國釋放。鬥爭的中心是亡越還是存越。范蠡的策略是求和圖存，轉危為安。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不聽范蠡勸阻，堅持出兵伐吳，結果大敗，被吳軍圍困在會稽山。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採取何種對策？勾踐徵求范蠡、文種等人的意見。范蠡、文種主張求和圖存。為了達到求和的目的，不惜忍辱負重，“卑辭尊禮，獻出寶器美女，交出經濟、政治權利(“委管鑰，屬國家”)，甚至越國君臣到吳國去作人質。這是轉危為安的一招險棋。范蠡之所以敢於施此險計，是因為他對吳越雙方的形勢作了冷靜的判斷：一方面吳越實力懸殊，越國處在劣勢，再戰必亡，求和圖存則可轉危為安，保全國家，保存實力，以圖後計；另一方面，吳國君臣之間存在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弱點，吳王夫差與大夫伍員政見不同，夫差急於爭霸中原，伍員主張先滅越以除心腹之患；太宰伯與大夫伍員存在著權力之爭，而伯貪婪“可誘以利”。勾踐採納了范蠡和文種的策略，派文種去吳國求和。文種對吳國君臣陳說利害：如果成和，越國不僅願以金玉、女子作為戰爭賠償，而且作為吳的屬國，“有帶甲萬人”聽從吳王統領；否則，“越將焚宗廟，系妻努，沉金玉於江”，與吳國決一死戰。是和是戰？請吳國君臣權衡利弊。於是，在吳國君臣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伍員認為，吳越是“做敵相戰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攻而勝之，否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如果與越成和，“克而弗取，將又存之，是違天而長寇仇”，“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因此，堅持乘勝滅亡越國，然後北進爭霸中原。伯接受了越國的賄賂，又想迎合夫差急於稱霸中原的心理，並趁此機會謀取伍員的權柄，堅決主張接受越國求和條件。他對夫差說：“我聽說古代伐人之國，使之屈服就行了。現在越國已經屈服，而且願意交出政治和經濟權利，越國勾踐服侍您左右，這等於名存實滅，還能要求什麼呢？”吳王夫差採納了伯的意見，決定與越國約和。越王勾踐留文種守國，自己則帶領范蠡等三百人到吳國作人質，度過了三年奴僕生活，忍辱負重，“面無恨色”，終於取得吳王信任，並被遣放回國。這一場謀略戰，以越勝吳敗而告終。
(2)從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482年，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吳強越弱的力量對比形勢。范蠡的策略是振興越國，削弱吳國，變弱為強。
公元前492年，勾踐和范蠡等人回到越國，商討“富邦強兵”之策。范蠡主張，“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谷。故民眾則主安，谷多則兵強。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絕書》卷十三)而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必須順應“天道自然”，做長期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分，不可強成”。
勾踐採納了范蠡的意見，並且要他總攬朝政，說“我的國家就是你的國家”。范蠡推薦文種一起執政。他對勾踐說，在處理“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方面，自己不如文種；在處理“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方面，文種不如自己。勾踐又採納范蠡的建議，決定由文種治政，范蠡治軍。
於是，范蠡和文種輔佐勾踐，以興吳作為奮鬥目標，實施一系列措施，“臥薪嚐膽”，勵精圖治。在政治上，“內親群臣，下義百姓”，“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迎來者，送往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尊賢厚土，廣攬人才，使“君臣上下交得其志”。在經濟上，獎勵生產，“不亂民功，一不逆天時”，使“田野開闢，府倉實，民眾殷”；同時，獎勵生育，“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受罰，以生育子女多少給獎，來繁殖人口。在軍事上，擴充軍隊，製造武器，修建城廓，加強訓練，造就了一支士氣高昂(“赴矢石如渴得飲”)、紀律嚴明(“旅進旅退”)的軍隊。在外交上，“結齊，親楚，附晉”，從而爭取盟國，孤立吳國，加深齊、楚、晉與吳的矛盾；同時，不斷向吳王進獻珍玩美女，以助長吳王的驕奢淫逸，消除其對越國的防範心理，誘使其北進爭霸中原。公元前489年，吳王夫差與大夫伍員聽說越國“遣使結齊晉而親於楚”，伍員認為“勾踐不死，必為吳患”，於是策劃起兵伐越。勾踐原想出兵迎敵，而范蠡、文種以為，當時的實力對比仍然是吳強越弱，不利於越，不可力敵，建議遣使求和，“以廣移吳王之心”，“不以越為可畏”，而與中原諸侯爭霸。這樣，“吳將自疲其民”，越國就可以乘其敝而取之。吳王夫差認為越國不堪一擊，對吳恭順，自己又“將有大志於齊”，準備應和，伍員識破了越國的圖謀，勸夫差先滅越然後北進。他說，越國的目的是“使吾甲兵鈍敝，人民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不可讓越國“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差認為伍員對越國估計太高，堅持與越約和。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決定傾舉國之兵北伐齊魯，開鑿邢溝到江淮的運河開通北上糧道。越王勾踐派文種帶領一萬人工、百船糧食幫助吳開河，以堅定夫差北進攻打齊魯的決心。伍員見時勢緊迫，又一次進諫，說“吳越勢不兩立”，越對吳是“心腹之患”，齊魯於吳是“疥癬之疾”，“今王不以越國是圖，而圖齊魯，是忘內憂而醫疥癬之疾也”。伯起來反駁：“越已服而欲伐之，方許其成又欲襲之，將何以示諸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以齊魯未服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移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兩國服，則君王之令行於上國矣，又何懼於越？”夫差於是決意出兵伐齊。出兵之前，勾踐又率領越國臣民送行，對吳國君臣都有饋賂，吳人皆喜。看到這種情景，伍員憂心忡忡，再次建議暫停北進攻齊。
夫差不但不聽，反而派他到齊國約戰。公元前484年，夫差率領傾國之師北伐，在艾陵之戰中大敗齊軍。又在黃池之會上取代晉國的霸主地位，其勢洶洶，不可一世。然而，得之於北，失之於南，給越國造成了可乘之機。這一回合的謀略戰，又以越勝吳敗而告終。
(3)從公元前482年到公元前473年，是越對吳的戰略反攻階段。鬥爭的焦點是如何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爭取戰役上的優勢和主動。范蠡的策略是乘虛搗隙(“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戰和並行，出奇制勝。
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率領吳國精銳部隊參加黃池之會，太子友和老弱兵卒守衛姑蘇。吳軍出發後不久，越王勾踐就急於出兵攻吳。范蠡建議暫緩出兵，因為吳王“兵始出境不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時機還沒有成熟。數月以後，吳軍到達遠離吳國的黃池。范蠡認為時機已到，建議抓住戰機，對吳發動突然襲擊。越軍兵分兩路：
一路由海道進入淮河，切斷吳軍回師增援的道路；一路由勾踐親率越軍主力，直取吳都姑蘇。兩軍接戰，越軍先鋒部隊先敗以示弱，後又佯退來誘敵，使吳軍貿然出擊，被越軍主力包圍殲滅。只用了十幾天的時間，就攻陷姑蘇，消滅守城吳軍，俘獲吳太子友和兩員將領。等夫差聞訊返回吳國，已成局勢，無可挽回，不得已而求和圖存。范蠡認為當時吳軍主力仍完好無損，不能很快消滅，建議越王許和，班師回越。此後，吳越兩國都利用暫時的和平，積極準備戰略決戰。
公元前478年，吳國遭受歷史上未有的乾旱，倉庫空虛，“市無赤米”，民怨沸騰。勾踐決定乘機攻吳，於是任命范蠡為上將軍，親率五萬越軍攻入吳境。吳王夫差則親率吳軍六萬，迎戰於笠澤(今江蘇吳江縣境內)。兩軍夾江對峙。越軍分兵三路，乘夜發動進攻。先由左右兩翼鳴鼓佯攻，誘使吳軍分兵抵禦。然後，乘吳軍調整部署之機，中軍主力部隊隱蔽渡江，對吳中軍發動突然襲擊。吳軍大敗。越軍乘勝追擊，直逼姑蘇。吳軍仗姑蘇城防守堅固，閉城固守。范蠡建議採取圍而不打的戰術，保存實力，消耗吳軍，“因吳之民而治之，因吳之糧而食之”，堅持長達兩年的時間，越軍日強，吳軍日削，越國佔領了吳國的所有土地，吳國只剩下萬餘親兵固守孤城姑蘇。
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踐又準備攻城。范蠡勸止，說：“凡兵之勝，敵之失也。今不能再分敵之兵，猶可疑敵之心也。”建議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發兵攻楚，使吳軍放鬆戒備，然後出其不意，對吳軍發起總攻。面對越軍的突然進攻，吳王夫差驚慌失措，乘夜突圍，據守姑蘇山，派王孫雒到越軍求和。
越王勾踐在此關鍵時刻卻一反常態，優柔寡斷，意欲與吳約和。范蠡對勾踐說：“孰使人早朝而宴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勸勾踐徹底消滅吳國，不要許和。勾踐又說：“難對其使者”，讓范蠡去處理這件事。范蠡於是提鼓援炮發號施令，趕走吳王使者王孫雒，指揮三千越軍攻上姑蘇山，俘獲吳王夫差。夫差在絕望中自殺身亡。持續二十多年的吳越戰爭，以越勝吳敗而宣告結束。
從上述歷史事實可以看出，越勝吳敗的關鍵，在於戰爭指導的正確與否，謀略思想和指揮藝術的優劣。吳越兩國幕僚范蠡和伍員的謀略水平不相上下，區別就是用與不用。勾踐和夫差雖然都不是雄才大略之輩，對幕僚的態度卻完全不相同。身處逆境的勾踐能夠採納范蠡和文種的謀略，因勝而驕的夫差卻一再拒絕伍員的勸諫，因而導致一勝一負的完全相反的結果。
范蠡功成身退的結局說明，范蠡不僅善長謀國，而且善長謀身，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因而才能夠避免文種那樣的殺身之禍。蘇東坡對此發表評論：“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范蠡之所以採取這種功成身退的措施，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規律性：“飛鳥盡，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還不可能透過現象看清它的本質。勾踐之所以過河拆橋，不能簡單地歸結於他的個人品德，更不是因為他長了一副長脖子尖嘴巴，而是由當時的社會制度和他的階級本質決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君主和幕僚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也是一種彼此利用的關係。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謀略不足以應付錯綜複雜的鬥爭，“智不備於一人，謀必參諸群士”。尤其是在創業階段或處境危難的時候，都會程度不同地禮賢下士，虛心聽取幕僚的意見。幕僚人才則希望依靠有作為的君主，謀取個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這種關係能夠維持到何種程度，則以是否有利於君主的統治為準則。為幕僚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踐在會稽兵敗“十年生聚”的時候，能夠比較虛心地採納范蠡、文種等人的意見，甚至宣稱要和他們“共執越國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認為不再需要幕僚的幫助，甚至認為幕僚成為自己權位的威脅，就毫不猶豫地進行排斥和迫害。所以，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范蠡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不知范蠡乘舟後，更有功臣繼橫無？”(唐代詩人胡曾《泳史詩》)范蠡的結局開闢了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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