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的唯一財團:榮氏家族

舊中國的唯一財團:榮氏家族

榮宗敬

舊中國的唯一財團:榮氏家族

榮德生

提起中國近代企業史,就不得不說榮宗敬、榮德生兄弟。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說,在舊中國能夠算得上財團的就只有榮氏一家。從無錫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國的麵粉、棉紗大王,榮氏兄弟走的是一條艱辛的創業路,而他們的興衰榮枯都與當時的大時代密切相關。

受美國富豪影響

決心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麵粉廠

榮氏兄弟是無錫人,相傳祖上曾有人做過大官,但當時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時候,榮宗敬和榮德生就被父親送到上海的錢莊去做學徒。上海的繁華既讓年紀輕輕的榮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接觸到了現代商業經濟。

1891年,榮宗敬學徒期滿,轉而做錢莊“跑街”,其實就是跑碼頭,做錢莊的收放款業務。3年下來,榮宗敬不僅有了自己的人脈,對於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資金的調撥也十分清楚,更為關鍵的是,這時候錢莊的倒閉更讓他體味到市場的殘酷。

與兄長不同,榮德生在學徒期滿後,就南下廣東,在幫助父親收稅的過程中,他發現有兩類企業是最為賺錢的,那就是與民眾吃和穿有關的企業。在工作之餘,他還廣泛閱讀一些介紹西方實業和科技的書籍,這時候一本《美國十大富豪傳》給他很大的啟發。這本書介紹了美國十位大資本家通過興辦實業成為商業鉅子的過程,使得榮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辦錢莊更有意義的事業,那就是開辦實業,這不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國。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讓他堅信了這一點。

1900年,榮德生回無錫時途經香港,他看到碼頭上雪白一片,層層疊疊十分壯觀,原來是進口的麵粉正在卸貨,這不禁讓榮德生感慨不已,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也廣產小麥,卻要這樣仰食於人!恰在此時,中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接著就是八國聯軍入侵,在這樣的情勢下,榮德生只得滯留上海。

在上海,榮德生髮現,當時很多行業都不免凋敝,唯獨麵粉業卻十分興旺。大概越是兵荒馬亂的時期,人們對糧食的需求也越為急迫。同樣的,榮宗敬在天津進貨時也發現了這一點,兄弟二人一拍即合,決心要開辦麵粉廠,並且暗地發誓一定要辦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麵粉廠。

1901年,榮氏主持的“保興麵粉廠”在無錫動工,這是榮氏家族興起的第一步。

與日貨競爭

成為中國的麵粉、棉紗大王

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日俄戰爭爆發,俄國人在東北開辦的麵粉廠紛紛關門,這使得麵粉的產量下降,價格上升。看到賺錢的良機,榮氏兄弟決定擴大生產,將利潤不斷投入引進設備和開辦新廠。短短數年間,榮氏的麵粉廠就發展到12家,所產麵粉佔中國產量的1/4。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歐洲各國忙於戰爭,不僅無力插手東亞事務,而且其本身因糧食減產,紛紛向中國購買麵粉。榮氏的麵粉廠一接訂單就是幾萬包,乃至幾十萬包,盈利豐厚。在麵粉業成功的刺激下,榮氏兄弟又開始涉足紡織業。

作為中國鄰國,日本的麵粉、紗布歷來向中國傾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諸國忙於戰爭,日本卻閒居一旁,全力在東亞擴張,這其中就包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當時中國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貨的高潮,結果使得日本向中國輸入棉紗、麵粉的數量銳減。與其他民族企業家一樣,榮氏兄弟秉承實業救國理念,在辦廠之初創立的品牌就富含愛國氣息。比如麵粉廠的名牌產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興中華、以牙還牙”。棉紗廠的名牌叫做“人鍾”,圖案是一個人拿著鍾繩在敲鐘,寓意是讓國人警醒。

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歐洲農業恢復到戰前水平,中國的麵粉出口減少,而日本憑藉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又開始大力向中國輸出麵粉,榮氏的麵粉廠開始虧損。棉紗也境況不妙,日企憑藉雄厚的資本開始在中國大力購買棉花,造成棉花價格上漲,然後又猛壓棉紗價格,結果使得多家中國企業破產,榮氏的棉紗廠也十分艱難。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陷,中國愛國主義情緒高漲,榮宗敬提出“全國人民一致抵制日貨,如能堅持到底,則實業有振興之望,而國家亦可轉弱為強”。榮氏家族的紗廠擴充到9家,擁有工人數萬人,成為名副其實的“棉紗大王”。

1929年,為了擴張紗廠,榮宗敬從匯豐銀行借款200萬銀元,將一家英國紗廠吞併,更名為申新七廠。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約到期。由於紗廠虧損嚴重,榮宗敬無力還款,他希望匯豐能夠將貸款轉期,條件是將申新七廠全部財產作為抵押。匯豐卻不顧中國法律,自己單方面組織拍賣會,當時申新七廠的總資產在500萬元以上,結果被日本律師村上以250萬銀元拍得。消息傳回,一時輿論譁然。當時的中國國產廠商聯合會還因此發出呼籲,要求國貨企業不要再與外國銀行發生金融往來,以抗議匯豐銀行無視中國法律和國貨廠商利益的行為。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匯豐被迫取消拍賣,並允許榮宗敬將貸款轉期。

拒與日偽“合作”

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受戰爭的打擊,榮氏家族遭遇重創,不僅很多企業陷入日軍之手,機器設備和資產被劫奪,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暫時保全的企業也時時被日本人覬覦。

在1942年前後,日商提出租借或強行收購榮氏家族旗下的相關企業,結果被榮德生嚴詞拒絕。面對上門的日商豐田,他憤怒地說,“我是中國人,我絕不把中國人的產業賣給外國人”。

當時的漢奸褚民誼為了此事特地設宴招待榮德生。榮德生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竟不赴宴。結果榮氏在無錫的企業盡被破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的企業也被日軍接管。

抗戰勝利後,榮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綁架,加上國民黨的行徑,使得他心灰意冷。

當新中國即將成立,很多人勸說他避居海外時,他笑著說:“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不僅不走,而且告誡其子弟也不要走,因為他堅信,不管是哪個政府,實業救國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謂,“餘雖年老,雄心未死,惜時局未平,不能大舉創業。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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