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路车开往那个地方。
你要是向路人打听那个地方，他们大都会眉头紧皱，身子后倾，眼神里充满好奇、疑惑，甚至还有一丝恐慌。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叫出名字的地方。
高三学生孙中恩化学竞赛失败，说自己要提炼出仙丹，让人长生不老，他被送到了那里。
优秀医生毛国庆在一天下班后，带回了几十本病例，连着抄了三天，他被送到了那里。
余怀和经常觉得旁边的人对他有意见，说他坏话，于是抓起路人暴揍，他同样被送到了那里。
没有人想去那里，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家人送去那里。
因为，去了那里，他们一辈子都会带着另一种身份，他们的家人也将陷入种种泥淖。
而还有很多人，去了那里，便很难再出来了。
1
那些本该很优秀的年轻人
孙中恩本该很优秀。
作为高三29班的化学课代表，孙中恩高一时就加入了学校的化学竞赛小组，目标直指清华北大。
校级资格考试，省考，国考，决赛。
如果他能获得国家一等奖，就能获得清北自主招生资格。
如果进入化学奥林匹克冬令营活动，清华北大会抢着和他们签约。
为了这个目标，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
六个月的时间将高中、大学、研究生的化学题做了十八本。
化学成绩突出，其他科成绩一落千丈，年级排名也一路下滑。
家人和学校有些担心，如果化学不灵了怎么办？
但孙中恩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只要学好化学，付出这些代价也不算什么。
家里也赌上了一切。
妈妈把老家的几亩地卖给别人种，来到城里给孩子陪读。
爸爸在工地上提灰桶，每次打电话都嘱咐妻子，别心疼钱，什么补身体买什么。
牛肉、鳜鱼、基围虾，虽然在父母眼里，这些东西贵得吓人；但买回来给孩子吃，他们一点都不心疼。
两口子畅想着，等儿子考上后，带着他们去未名湖兜风。虽然爸爸连湖的名字都记不住，常常叫成“
末名湖”。 但儿子学习成绩确实优秀，这让他们有了畅想的底气。
小学升初中，全乡第一名；初中考高中，全县第五名，成功进入火箭班。
2016年5月，为了备战国家级考试，妈妈将儿子的牛奶换成了更贵的，手机号换成了有两个8的，去药店买了避孕药，因为谐音“避晕”，怕儿子考试时晕倒。
在儿子的感染下，妈妈将本来想摆的孔子像，换成了著名化学家玛丽·居里。
她还去儿子学校跪拜了居里夫人的像，刚好被也想去跪拜的儿子撞见了。
昏黄的路灯照在妈妈脸上，看着自己最亲的人，跪在他经常提到的那个石像前，那声“妈妈”，他怎么也没叫出口。
他知道，成绩是最好的、也是唯一能给她的回报。
8月29日，全国高中化学竞赛开始了。
前一晚妈妈做了鲤鱼，让儿子把鱼头、鱼身、鱼尾各吃了一口。
第二天到了考场门口，他开始犹豫了。
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出门前妈妈是怎么嘱咐的？
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这关键的一脚，迈错了怎么办？
伸出右脚，缩回，伸出左脚，缩回。
他想不起来了，妈妈明明说了三遍啊。
后面的同学没有耐心了，他被推搡着进到了教室。
坐在考场上的他，双腿发抖，他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妈妈到底说的是迈哪只脚？刚刚又是哪只脚先进来的？
谁推我进来的？是无意还是外校的对手故意这样做整我？
对他来说，那一脚太重要了，甚至重要到超过了自己眼前的考试。
他终于想起来了：右进左出。
三个小时的考试结束后，他庄严的先迈出了左脚。
考试结果可想而知，妈妈在出租屋里大哭三场。
儿子休学在家，陷入疯狂的计算中，一个本子接着一个本子算。
休息的时候，他还要吃苹果，因为居里夫人说，苹果能滋养灵魂细胞。
他提炼仙丹需要数万亿的灵魂细胞。
送进医院后，孙中恩仍然在不断计算，说自己要提炼出仙丹，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他逢人就严肃介绍，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化学家孙中恩，等我提炼出了仙丹，分给你一颗。
在康复中心，他已经算完了68个本子。
有人在顺境中被压垮，有人在逆境中被逼疯。
和孙中恩一样，李敏也本该很优秀。
五个姐妹中，她读书最聪明。
顶着当年计划生育罚款的巨大压力，父母两人硬是生到第六个孩子是男孩，才觉得对得起家族先辈了。
四个姐姐前两个没读完小学，后两个没读完初中，就都被拉进了当地的棉纺厂。
家里的条件一下子好了起来，邻居们开始眼红，自己当初怎么没多生几个女儿。
李敏成绩优秀，初中一二年级都担任学习委员，不出意外考上了镇里最好的初中。
初二放暑假，棉纺厂又到村里招工，工资、奖金、福利说得天花乱坠，父亲动心了。
把李敏的书包从学校拎回了家里，李敏不同意弃学，不吃不喝闹了整整三天。
父亲一气之下把书包扔进了火里，连同里面的书一起化成了灰。
终于，家里又多了一项收入来源，李敏却越来越奇怪了。
“你看，到处都是虫子，捉害虫，捉害虫。”
这个声音不断进入她的耳朵，于是她不停的在地上捉虫子，但地上根本没有虫子。
捉不完，她就骂自己，往死里骂；
村里的人开始私下里议论，那孩子，不会是……
但大家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还不好意思说得太狠。
碰见了李敏父母，立马换一个换题，故意提高声音，以此来掩饰我们并没有议论你们女儿。
李敏父母也知道大家在议论什么。
母亲撞见了陪上笑脸，父亲不愿意再应付，撞见了不给好脸色，扭头走开。
母亲提议，带孩子去看看吧，吃点药可能就好些了呢？
父亲冲着她大吼：
“我宁可把她关死，也不去。”
“你他妈的才神经病，看什么看，丢人现眼，她有什么病。”
一巴掌扇过去，母亲躲开了。父亲再提起脚踢，边踢边骂。
症状更加严重了。
父亲请来大仙，连夜做法。
冥币烧了一堆，人民币也给了大仙一堆。
李敏真的不哭了，但没过几天，症状就更严重了。
大仙掐指一算，原来是爷爷的问题。
爷爷去世时没给立碑，父亲赶忙去立碑。
墓碑立了，李敏仍然时好时坏。
大年初一，愤怒的父亲举着锤子砸碎了自己给老人立的墓碑：“要这样的祖宗有个屁用啊，后人都不保佑，是个什么祖宗。”
李敏自己也谈过对象，第一个被父亲两耳光扇走了。
后两个父亲大骂：“你不晓得自己有几斤几两，是吧？给老子丢人现眼”，也都分了。
李敏自己跑出了家里，一个人笑，一个人说话，一个人骂。
家里组织了十几个人找了两天才找回来。
终于藏不住了。
家族成员一起动员，李敏被送到精神康复中心了。
孙中恩、李敏，前者是期望，后者是逼迫，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好心还是伤害，沉重的压力让这两个本该很优秀的孩子，都走进了这里。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疯子”。
他们的遭遇是现实的一种映射，在中国精神障碍患者数量庞大。但因为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率连50%都不到，能走进这里接受治疗的，只有
20%。而即便是有幸走进来，家庭也可能会因此陷入泥淖。
2
等待他们回家的人
2013年，蒙栋良去一家餐馆打工。平时里负责的就是扫地抹桌子这些事。
只做了两天，老板就给他父亲打电话，孩子明天不用再过来了。
是他做得不认真吗？您让他重新做，扣他工资。
不是，我们这里人手够了。
父亲变得有些结巴了，您……您……做点好事。
老蒙，你这是害我。他不是抹得不干净，他抹得可太干净了。一张桌子趴在上面，横着抹过来，竖着抹过去，来来回回十几遍。抹完了还要用嘴吹一吹。扫地扫得太干净了，扫了一遍接着扫，扫了一遍接着扫。客人来看见他这个样子，谁还敢来吃饭？
他……他不会伤……伤人。
他们这种人，就是个犯人，被判了终身监禁，还想出来做事？
在这之前，蒙栋良也在一家KTV做引宾小生。
做到第三个月，他迎来了一群女孩子。
他本该走在前面给他们带路，却回头笑着抱住了其中一个女孩。
从2006年开始，蒙栋良精神开始出现异常，多疑，怀疑同学说自己坏话，议论自己。
他说有人要把自己裸照贴在身份证上，毁坏自己名誉，因此要求家人帮他办假身份证，更换姓名，让别人找不到自己。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出院服药，病情处于能控制的状态。
28天后，母亲来接他出院。
刮胡子、换新衣、穿新鞋、戴新表。一眼看上去，能看到的只有一个精神的小伙子。
他问母亲要笔和纸，要把自己的微信号QQ号写给病友，让他出院后找他去玩。
父亲拎着药，母亲拎着衣服，和医生护士们打完招呼后离开了。
门口等着的哥哥有些不耐烦了，吼了母亲一顿。
他知道，自己回去晚了，要被老婆骂。
蒙栋良得病后，嫂子提了一堆意见，“你凭什么说他没有暴力，万一要是有呢？伤着我们孩子怎么办？反正我不和这种人住一起。”
没办法，哥哥一起搬到了妻子娘家，开了个早点铺，戚秀芹也一起搬过去，照顾孙子仔仔。
到家后，母亲叮嘱蒙栋良，要听父亲话，按时吃药。
蒙栋良很喜欢自己的侄子，他问母亲，仔仔好不好？他想去抱抱他。
母亲应付着，好，都好，妈妈下次带你去看。
哥哥已经骑上了摩托车，再次吼了戚秀芹，让她别磨蹭了。
妻子警告过哥哥，不准他接蒙栋良出院。
蒙栋良让哥哥等一下，从自己的小包里，翻出一根火腿肠，“哥，你带给仔仔吃。”
母亲和哥哥消失在了远方。
母亲也不敢得罪自己的大儿媳。
因为大儿媳还允许她每十五天回去一趟，照顾小儿子，但回来后，要洗澡，换上新的衣服，才能抱孙子。
她得平衡好这之间的关系，照顾好自己孙子，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儿子。
从大儿媳那回来了，她就给儿子一点钱，让他去买吃的，买衣服，其实是让儿子去那种地方。
儿子有生理需求，母亲没有办法，想出了这个下策。
她还让蒙栋良哥哥买一些健康类的杂志，丢在蒙栋良屋里，让他翻着看，也让他明白，要戴安全套，别染上病。
她还会拐弯抹角提醒儿子，去稍微贵一点的地方，安全。
谁都知道，这事是犯法的。
“他生个男人身，不和女人那个，不白活一场？一个男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难道有错？他是不是人，他该不该那个？”
戚秀芹望着青春靓丽刚刚放学的大学生情侣，盯着他们看了好久好久。
慢慢地，她眼眶红了，“我上辈子作了什么孽？”
大部分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
和蒙栋良不同，一直在等待余怀和出去的，是他的妻子。
在这里，还有妻子这件事，让余怀和很是骄傲。
199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大二的余怀和坐在宿舍门口唱歌，一首接着一首。
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有无数只虫子钻进他的身体，钻得他浑身又痒又疼。
他只能一直唱，
唱到嗓子哑了，唱到咳出了血。没有办法，只能休学，一年后，他又考上了天津大学，这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
但那些“虫子”还是会不断钻进他身体里，住院、吃药、陪读，总算毕业了。
分到国企工作后，余怀和整天没有精神，那些药物早就抽走了他的全部精气神。
领导和同事开始提醒他：不像个年轻人，不思进取，不知好歹。
他的脾气也开始上来了，鸡毛蒜皮的小气都要和厂里大闹。
余怀和的母亲来给儿子请假，没有医生诊断证明，就是身体不舒服，工会主席大概也猜到了，没说什么，就让他回家休假了。
2010年，母亲开始给儿子提亲。
女方叫汪海霞，大余怀和6岁，没有工作，结过三次婚。
余怀和母亲把这些问题都揽了下来，并承诺两人结婚后再给他们20万。
汪海霞第一任老公，是塑料制造厂的一个小组长。结婚两年，两人没能生了孩子。
去医院检查，原来是男方的问题。小组长大义凛然，手拟离婚协议，不能耽误汪海霞。
汪海霞看着这个借酒浇愁的男人，心软了，大不了我们去抱养一个。
可在这之后，厂里的人见了她都变了脸色，在背后议论纷纷。
汪海霞这才知道，小组长见人就说妻子是个石头，生不出孩子。
汪海霞去和小组长对质，小组长大怒:“我一个大男人说我不行，我还活不活？”
甩过来就是一耳光，掐着汪海霞的脖子:“你敢在外面说老子不行，老子就掐死你。”
以后的日子里，小组长更加丧心病狂：翻手机，翻包，闻衣服。
看见汪海霞和单位男同事说话，冲过去就是一巴掌。
汪海霞下决心要离婚了，她要证明自己，能生出孩子。
然而第二次，第三次婚姻，小组长全部找上门来，给汪海霞泼脏水，把汪海霞以前和自己的床照发给她现任老公。
两次婚姻都被搅黄了。
到了第四次，小组长还是追到了他们家乡，但打听到余怀和的现状，他收手了。
婚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利。
汪海霞看电视发出笑声，余怀和问是不是在笑他，是不是电视里的人指使你笑我。
他抄起椅子，砸碎了电视机。
汪海霞这才明白，自己的老公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把汪海霞做的一桌子菜掀翻，在小区里追着汪海霞打，头被打破缝了5针。
为什么不离婚呢？
每次发病后，余怀和都会一遍遍道歉，削水果，给汪海霞洗头洗脚。
打破头的那一次，他对汪海霞说，你要离婚也可以，这本来就是我的错，但是你别搬出去，
搬出去租房子还要花钱，我自己搬出去。这是父母的房子，我不能送给你，但是你可以住一辈子。我还想给你洗一次头，说完就去烧水了。
汪海霞眼泪哗哗流，再也不想离婚的事了。
这也是让精神障碍患者痛苦的一点，等病情稳定后，他们会为自己的攻击行为道歉、愧疚，但发病时仍然不受控制。
起初，汪海霞努力让余怀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把家里的地板家具擦得铮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
他也做得很好。
但婆婆有怨言了，你让一个病人来服侍你，你怎么能让他来做饭，烫着了怎么办，累着怎么办？
二十万的存折结婚后确实给到了汪海霞手里，但两年后哥哥要买房子，婆婆说你拿出来付个首付吧。
存折再也没有回到汪海霞手里，婆婆每月给他们2000块生活费，让汪海霞把账记下来，到月底看这些钱够不够。
记账要精细到什么程度？每个月月底，哪怕是几块钱交待不清楚，婆婆也要过问。可是随手花出去的钱谁能把每一分都记住呢。
汪海霞后来忍不住了，对婆婆说您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
婆婆说好，那以后的菜我来帮你们买。
汪海霞不碰钱了，看病也要凭医药单报销。
余怀和去医院排队看病，排得时间太长，他找到医生，报出自己弟弟的名字，他弟弟也是个医生，他觉得医生之间都互相认识，会给个面子。
医生一脸茫然，没有理他，他瞬间暴怒，再也不是那个有气无力的人了。
他把医生掀翻在地，打破了他的肝脏和脾脏。
他在路上听见有人咳嗽，觉得对方是在警告自己，冲过去抓住衣领，拳头就挥上去了。
就这样，他先后六次入院。
但让他自豪的是，相比别人，他还有妻子来看他。
2016年，余怀和又被接出去了。
他担心妻子和自己离婚，表现得很好，做起了家务。
汪海霞把余怀和照顾得很好。开始考初级会计师，只是婆婆还管着钱。他和余怀和
没法出去散步，两人没有夫妻生活。离婚的念头会偶尔跳出来，但汪海霞知道，她没有力气再离了。
余怀和的妻子，蒙栋良的母亲，他们穷尽一切，为病人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他们要面对病人治疗和家庭矛盾的两难境地。
反复的发作和高昂的治疗费用，随着时间拉锯的加长，让一些家庭的内部矛盾爆发，甚至出现关系分裂。
那个最亲的人夹在中间，无法破局。
3
无家可归
毛国庆觉得院长要害他。
他害怕被院长跟踪定位，把电话卡拔出来扔在一边。他用铁丝将家里的门和窗户缠了一遍又一遍，手里握着菜刀蹲在窗下，身体不停发抖。
1992年，毛国庆从上海一所医科大学毕业，进入川城某医院。
此后的数年里，他的人生一帆风顺。
从进入医院开始，他几乎包揽了所有荣誉：优秀工作者，学科带头人，神经内科主任，省文明医生。
病人排队挂他的号，可以排一个月。
1997年，单位给他分配了一套110平米的大房子；2000年，他和相恋八年的女友结婚。
职场情场，双双得意。
直到2000年。
10月4日晚上下班，他带回了几十本病历，全部抄写在信纸上，连着抄了3天。
妻子意识到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
毛国庆开始出现心慌气短胸闷等症状。
他紧张的告诉妻子，院长要陷害他，说他在病人的处方里下毒药。
他要把这些病历抄下来，送到卫生部，给自己讨回公道。
妻子这才知道，8月份，医院开始竞选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毛国庆仅以一分之差和这个岗位失之交臂，而选上的那位医生业务能力并没有比他强。
毛国庆三天没去上班，医院联系不上他，电话打到了他妻子这里。
妻子还没接完电话，就被他夺过来摔到了地上，大声呵斥，不能用手机，院长会跟踪定位的。
他被送到了精神康复中心。
三个月后，幻听幻觉消失，毛国庆离开了这里。
原单位仍然接收了他，但不再担任神经科主任，被调到了药房部给病人发药。
离开后的这段时间，毛国庆坚持不服药，作为曾经的神经内科主任，现在却要服用抗精神病的药，在这种羞耻感他没有办法承受。
半年后，他将本该只发一盒的药发成了十盒，袋子扎得严实，严肃的交到患者手上，郑重地告诉他，这药是救命的。
之后的五年里，他反复进出医院九次，每次出院后都因为不服药受到刺激犯病。
2005年4月19号，他第十次入院。
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去。
这期间，他的父亲母亲相继离世，他没能出现在葬礼上。
尽管他的症状已经消失，但没人敢接他去，害怕他又一次受到刺激。
妻子和他解除了婚姻。
十六年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只剩下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哥哥。
哥哥为了毛国庆，几乎耗光了一切。
2005年之前，哥哥带着毛国庆几乎跑遍了全国著名的精神病医院，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五年的女友。
“我没有办法了，没有了。”
2005年，毛国庆再次入院后，哥哥做了上门女婿，卖掉了妻子家的老房子，以及自己和毛国庆共有的宅院，换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房。
妻子许下承诺，会给毛国庆付一辈子住院费。
从那时开始，哥哥每年国庆来交一次住院费，也顺便探望弟弟。
他害怕探望弟弟：“每次见国庆，我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2015年国庆他来探望，毛国庆趴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腿，哭成了孩子。
但哥哥不想、也不能接他出院，住在哪儿，谁来监护，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毛国庆也没有能力诉讼，更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套120平米的房子，有没有一间是属于他的呢，他不知道，他也没有能力知道。
2016年的中秋夜，护士查室将毛国庆掉在地上的毛衣捡起来，毛国庆惊醒，隐约之间，护士听到他在低语：我还是想你，妈妈。
无家可归，即使有家也回不去；到最后，精神康复中心成了他们最后的家。
像毛国庆这样的不在少数，程春梅，医院里的人都叫她程大侠。
入院二十四年，资格比院里绝大部分工作人员的资历都老，早就成了所有女病友心中的工会主席。
她是个忙人：打扫清理、寝室值班、带领大家做健身操、洗澡时督促大家换衣服。
有人赖着不肯洗澡，她要帮忙拉去洗澡间；去了不肯脱衣服的，她会帮忙脱衣服；脱了不抹肥皂的，她要帮忙抹。
她还帮女病友们手洗内衣：“洗衣机怎么洗呀，不卫生。”
在程大侠身上，你看不出任何问题，配合治疗的积极程度甚至让医生愧疚。
别人送她东西，她一定先拒绝，实在拒绝不了，话也说得礼貌得体：“谢谢你啊，要你花钱，真不好意思，我不愿意占别人便宜。”
可大家还是愿意给她送，家里带来的吃的惦记着给她留一口，好用的东西自己舍不得用要送给她。
这么一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怀疑，她怀疑所有人。
别人送的东西，她表面上感谢，转身就扔了：热干面被倒在了垃圾桶里，葡萄干被倒在了垃圾桶里，围巾用来抹厕所地板。
一个外人，凭什么给我东西？你有什么目的？是不是要陷害我？这些问题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那一年，她还没被送到康复中心，她和姐姐两个人在厨房吐槽住在对面的同事。
第二天路上碰见那个同事，他不理自己了。
程春梅怀疑他听到了自己的吐槽。
可他是怎么听到的呢？和姐姐说话时明明窗户是关着的啊。
一定是姐姐，一定姐姐偷偷打开了窗户，好让同事听到。
因为姐姐嫉妒她，嫉妒她丈夫英俊，嫉妒她工作更好。
后来那个同事升职了，她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变化，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姐姐让那个同事听到了自己说他坏话，同事现在成了自己的上司，她肯定没法再调动了。
身边的一切人，姐姐、父母、老公，都被她列入了深度怀疑的对象。
在院里，她表现优秀，有时会被送回去，可是一出去，她还是到处怀疑，所有人都会被她缠上。
送到医院后，她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把大家的日常事务指挥得井井有条。
那时还有丈夫和儿子来看望她，丈夫英俊，儿子既可爱又礼貌，谁见谁喜欢，这一度让程大侠很自豪。
她申请了针和线，为儿子织毛衣，等到他们再来看望她时，就可以给儿子穿上新毛衣。
五一到了，没有人来。
五月过去了，没有人来。
六月过去了，没有人来。
她的毛衣已经织到了第三件、第四件，还是没有人来。
秋风起，北风刮，两个季节过去了，程大侠望眼欲穿，还是看不到人。
套头衫、毛裤、毛袜子、围巾，柜子里装满了这些针织品，还是没有人来。
1996年底，丈夫终于来了，却是来办离婚手续。
那些织出来的衣服怎么办呢，丈夫说全部不要了，彻底断了念想吧。
丈夫转身就走了，程大侠接着织，根据时间的推移，判断儿子的身高与体重，不断调整衣服的大小。
一直织到了2006年才停下来，织了10年，她不打算再碰了。
就这样直到今天，她在这里待了二十四年。
她还有家吗？儿子现在长多高了？什么模样？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似乎只有在这个地方，她才可以放下戒备，信任别人。
如果出了院，她还能去哪里呢？
被人放弃，无家可归，成了一部分精神障碍患者面对的困境，精神康复中心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
即便已经恢复正常，毛国庆和程大侠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了。
尾声
“下一站，精神康复中心”，这是17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
2016年3月5日到2017年4月5日，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周芳，以义工的身份进入川城精神康复中心。
三百多个日夜里，她在那里观察、记录、采访，与那里的人交谈，最终成书《在精神病院》。
在那里，她说她看到“人”的存在，“即便他们被冠以‘那样’。我仍旧渴望看到爱，自由和尊严。”
在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精神病人的存在。
其实不是没有，而是在众人的灼灼目光中，他们很难正大光明地站在阳光下。
根据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精神障碍患者达 2亿4326万4千人，总患病率高达 17.5%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发病率超过 1%，而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因为压力，因为遗传，因为生活中的种种意外，这1600万人产生了不同的严重症状：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这些，我们很少能分清。
于是大家统称他们为“精神病”，或者“疯子”。
常年的积累，反复的消耗，往往把一个个家庭压垮。最终，精神康复中心成了他们最后的家。
有人几次被送回去，狂吐不止，送回医院后，又恢复正常。
在这本《在精神病院》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苦难与抗争，可以看到在这种疾病面前，亲情模糊不清的面目和让人流泪的温存。
1600万个人背后，便是1600万个苦苦挣扎的家庭。
如果说，他们是上帝的笔误，那谁来弥补这个失误？
精神康复中心，是17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住在里面的那些人，他们的下一站在哪里，而他们的家人又何时才能抵达终点？
閱讀更多 酷玩實驗室Coollabs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