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路車開往那個地方。
你要是向路人打聽那個地方,他們大都會眉頭緊皺,身子後傾,眼神裡充滿好奇、疑惑,甚至還有一絲恐慌。
那是一個所有人都不願意叫出名字的地方。
高三學生孫中恩化學競賽失敗,說自己要提煉出仙丹,讓人長生不老,他被送到了那裡。
優秀醫生毛國慶在一天下班後,帶回了幾十本病例,連著抄了三天,他被送到了那裡。
餘懷和經常覺得旁邊的人對他有意見,說他壞話,於是抓起路人暴揍,他同樣被送到了那裡。
沒有人想去那裡,也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家人送去那裡。
因為,去了那裡,他們一輩子都會帶著另一種身份,他們的家人也將陷入種種泥淖。
而還有很多人,去了那裡,便很難再出來了。
1
那些本該很優秀的年輕人
孫中恩本該很優秀。
作為高三29班的化學課代表,孫中恩高一時就加入了學校的化學競賽小組,目標直指清華北大。
校級資格考試,省考,國考,決賽。
如果他能獲得國家一等獎,就能獲得清北自主招生資格。
如果進入化學奧林匹克冬令營活動,清華北大會搶著和他們簽約。
為了這個目標,他將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學上。
六個月的時間將高中、大學、研究生的化學題做了十八本。
化學成績突出,其他科成績一落千丈,年級排名也一路下滑。
家人和學校有些擔心,如果化學不靈了怎麼辦?
但孫中恩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只要學好化學,付出這些代價也不算什麼。
家裡也賭上了一切。
媽媽把老家的幾畝地賣給別人種,來到城裡給孩子陪讀。
爸爸在工地上提灰桶,每次打電話都囑咐妻子,別心疼錢,什麼補身體買什麼。
牛肉、鱖魚、基圍蝦,雖然在父母眼裡,這些東西貴得嚇人;但買回來給孩子吃,他們一點都不心疼。
兩口子暢想著,等兒子考上後,帶著他們去未名湖兜風。雖然爸爸連湖的名字都記不住,常常叫成“
末名湖”。但兒子學習成績確實優秀,這讓他們有了暢想的底氣。
小學升初中,全鄉第一名;初中考高中,全縣第五名,成功進入火箭班。
2016年5月,為了備戰國家級考試,媽媽將兒子的牛奶換成了更貴的,手機號換成了有兩個8的,去藥店買了避孕藥,因為諧音“避暈”,怕兒子考試時暈倒。
在兒子的感染下,媽媽將本來想擺的孔子像,換成了著名化學家瑪麗·居里。
她還去兒子學校跪拜了居里夫人的像,剛好被也想去跪拜的兒子撞見了。
昏黃的路燈照在媽媽臉上,看著自己最親的人,跪在他經常提到的那個石像前,那聲“媽媽”,他怎麼也沒叫出口。
他知道,成績是最好的、也是唯一能給她的回報。
8月29日,全國高中化學競賽開始了。
前一晚媽媽做了鯉魚,讓兒子把魚頭、魚身、魚尾各吃了一口。
第二天到了考場門口,他開始猶豫了。
先邁左腳還是右腳?出門前媽媽是怎麼囑咐的?
心跳加速,手心出汗,這關鍵的一腳,邁錯了怎麼辦?
伸出右腳,縮回,伸出左腳,縮回。
他想不起來了,媽媽明明說了三遍啊。
後面的同學沒有耐心了,他被推搡著進到了教室。
坐在考場上的他,雙腿發抖,他一定要想清楚這個問題,媽媽到底說的是邁哪隻腳?剛剛又是哪隻腳先進來的?
誰推我進來的?是無意還是外校的對手故意這樣做整我?
對他來說,那一腳太重要了,甚至重要到超過了自己眼前的考試。
他終於想起來了:右進左出。
三個小時的考試結束後,他莊嚴的先邁出了左腳。
考試結果可想而知,媽媽在出租屋裡大哭三場。
兒子休學在家,陷入瘋狂的計算中,一個本子接著一個本子算。
休息的時候,他還要吃蘋果,因為居里夫人說,蘋果能滋養靈魂細胞。
他提煉仙丹需要數萬億的靈魂細胞。
送進醫院後,孫中恩仍然在不斷計算,說自己要提煉出仙丹,可以讓人長生不老。
他逢人就嚴肅介紹,你不認識我嗎?我是化學家孫中恩,等我提煉出了仙丹,分給你一顆。
在康復中心,他已經算完了68個本子。
有人在順境中被壓垮,有人在逆境中被逼瘋。
和孫中恩一樣,李敏也本該很優秀。
五個姐妹中,她讀書最聰明。
頂著當年計劃生育罰款的巨大壓力,父母兩人硬是生到第六個孩子是男孩,才覺得對得起家族先輩了。
四個姐姐前兩個沒讀完小學,後兩個沒讀完初中,就都被拉進了當地的棉紡廠。
家裡的條件一下子好了起來,鄰居們開始眼紅,自己當初怎麼沒多生幾個女兒。
李敏成績優秀,初中一二年級都擔任學習委員,不出意外考上了鎮裡最好的初中。
初二放暑假,棉紡廠又到村裡招工,工資、獎金、福利說得天花亂墜,父親動心了。
把李敏的書包從學校拎回了家裡,李敏不同意棄學,不吃不喝鬧了整整三天。
父親一氣之下把書包扔進了火裡,連同裡面的書一起化成了灰。
終於,家裡又多了一項收入來源,李敏卻越來越奇怪了。
“你看,到處都是蟲子,捉害蟲,捉害蟲。”
這個聲音不斷進入她的耳朵,於是她不停的在地上捉蟲子,但地上根本沒有蟲子。
捉不完,她就罵自己,往死裡罵;
村裡的人開始私下裡議論,那孩子,不會是……
但大家平日裡抬頭不見低頭見,還不好意思說得太狠。
碰見了李敏父母,立馬換一個換題,故意提高聲音,以此來掩飾我們並沒有議論你們女兒。
李敏父母也知道大家在議論什麼。
母親撞見了陪上笑臉,父親不願意再應付,撞見了不給好臉色,扭頭走開。
母親提議,帶孩子去看看吧,吃點藥可能就好些了呢?
父親衝著她大吼:
“我寧可把她關死,也不去。”
“你他媽的才神經病,看什麼看,丟人現眼,她有什麼病。”
一巴掌扇過去,母親躲開了。父親再提起腳踢,邊踢邊罵。
症狀更加嚴重了。
父親請來大仙,連夜做法。
冥幣燒了一堆,人民幣也給了大仙一堆。
李敏真的不哭了,但沒過幾天,症狀就更嚴重了。
大仙掐指一算,原來是爺爺的問題。
爺爺去世時沒給立碑,父親趕忙去立碑。
墓碑立了,李敏仍然時好時壞。
大年初一,憤怒的父親舉著錘子砸碎了自己給老人立的墓碑:“要這樣的祖宗有個屁用啊,後人都不保佑,是個什麼祖宗。”
李敏自己也談過對象,第一個被父親兩耳光扇走了。
後兩個父親大罵:“你不曉得自己有幾斤幾兩,是吧?給老子丟人現眼”,也都分了。
李敏自己跑出了家裡,一個人笑,一個人說話,一個人罵。
家裡組織了十幾個人找了兩天才找回來。
終於藏不住了。
家族成員一起動員,李敏被送到精神康復中心了。
孫中恩、李敏,前者是期望,後者是逼迫,但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好心還是傷害,沉重的壓力讓這兩個本該很優秀的孩子,都走進了這裡。
現在,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號:“瘋子”。
他們的遭遇是現實的一種映射,在中國精神障礙患者數量龐大。但因為公眾對精神障礙的認知率連50%都不到,能走進這裡接受治療的,只有
20%。而即便是有幸走進來,家庭也可能會因此陷入泥淖。
2
等待他們回家的人
2013年,蒙棟良去一家餐館打工。平時裡負責的就是掃地抹桌子這些事。
只做了兩天,老闆就給他父親打電話,孩子明天不用再過來了。
是他做得不認真嗎?您讓他重新做,扣他工資。
不是,我們這裡人手夠了。
父親變得有些結巴了,您……您……做點好事。
老懞,你這是害我。他不是抹得不乾淨,他抹得可太乾淨了。一張桌子趴在上面,橫著抹過來,豎著抹過去,來來回回十幾遍。抹完了還要用嘴吹一吹。掃地掃得太乾淨了,掃了一遍接著掃,掃了一遍接著掃。客人來看見他這個樣子,誰還敢來吃飯?
他……他不會傷……傷人。
他們這種人,就是個犯人,被判了終身監禁,還想出來做事?
在這之前,蒙棟良也在一家KTV做引賓小生。
做到第三個月,他迎來了一群女孩子。
他本該走在前面給他們帶路,卻回頭笑著抱住了其中一個女孩。
從2006年開始,蒙棟良精神開始出現異常,多疑,懷疑同學說自己壞話,議論自己。
他說有人要把自己裸照貼在身份證上,毀壞自己名譽,因此要求家人幫他辦假身份證,更換姓名,讓別人找不到自己。
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療,出院服藥,病情處於能控制的狀態。
28天后,母親來接他出院。
刮鬍子、換新衣、穿新鞋、戴新表。一眼看上去,能看到的只有一個精神的小夥子。
他問母親要筆和紙,要把自己的微信號QQ號寫給病友,讓他出院後找他去玩。
父親拎著藥,母親拎著衣服,和醫生護士們打完招呼後離開了。
門口等著的哥哥有些不耐煩了,吼了母親一頓。
他知道,自己回去晚了,要被老婆罵。
蒙棟良得病後,嫂子提了一堆意見,“你憑什麼說他沒有暴力,萬一要是有呢?傷著我們孩子怎麼辦?反正我不和這種人住一起。”
沒辦法,哥哥一起搬到了妻子孃家,開了個早點鋪,戚秀芹也一起搬過去,照顧孫子仔仔。
到家後,母親叮囑蒙棟良,要聽父親話,按時吃藥。
蒙棟良很喜歡自己的侄子,他問母親,仔仔好不好?他想去抱抱他。
母親應付著,好,都好,媽媽下次帶你去看。
哥哥已經騎上了摩托車,再次吼了戚秀芹,讓她別磨蹭了。
妻子警告過哥哥,不准他接蒙棟良出院。
蒙棟良讓哥哥等一下,從自己的小包裡,翻出一根火腿腸,“哥,你帶給仔仔吃。”
母親和哥哥消失在了遠方。
母親也不敢得罪自己的大兒媳。
因為大兒媳還允許她每十五天回去一趟,照顧小兒子,但回來後,要洗澡,換上新的衣服,才能抱孫子。
她得平衡好這之間的關係,照顧好自己孫子,也要照顧好自己的小兒子。
從大兒媳那回來了,她就給兒子一點錢,讓他去買吃的,買衣服,其實是讓兒子去那種地方。
兒子有生理需求,母親沒有辦法,想出了這個下策。
她還讓蒙棟良哥哥買一些健康類的雜誌,丟在蒙棟良屋裡,讓他翻著看,也讓他明白,要戴安全套,別染上病。
她還會拐彎抹角提醒兒子,去稍微貴一點的地方,安全。
誰都知道,這事是犯法的。
“他生個男人身,不和女人那個,不白活一場?一個男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難道有錯?他是不是人,他該不該那個?”
戚秀芹望著青春靚麗剛剛放學的大學生情侶,盯著他們看了好久好久。
慢慢地,她眼眶紅了,“我上輩子作了什麼孽?”
大部分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大概有兩個,一個是母親,一個是妻子。
和蒙棟良不同,一直在等待餘懷和出去的,是他的妻子。
在這裡,還有妻子這件事,讓餘懷和很是驕傲。
1996年,在上海交通大學讀大二的餘懷和坐在宿舍門口唱歌,一首接著一首。
不能停下來,一旦停下來,就有無數只蟲子鑽進他的身體,鑽得他渾身又癢又疼。
他只能一直唱,
唱到嗓子啞了,唱到咳出了血。沒有辦法,只能休學,一年後,他又考上了天津大學,這對他來說從來都不是什麼難事。
但那些“蟲子”還是會不斷鑽進他身體裡,住院、吃藥、陪讀,總算畢業了。
分到國企工作後,餘懷和整天沒有精神,那些藥物早就抽走了他的全部精氣神。
領導和同事開始提醒他:不像個年輕人,不思進取,不知好歹。
他的脾氣也開始上來了,雞毛蒜皮的小氣都要和廠裡大鬧。
餘懷和的母親來給兒子請假,沒有醫生診斷證明,就是身體不舒服,工會主席大概也猜到了,沒說什麼,就讓他回家休假了。
2010年,母親開始給兒子提親。
女方叫汪海霞,大餘懷和6歲,沒有工作,結過三次婚。
餘懷和母親把這些問題都攬了下來,並承諾兩人結婚後再給他們20萬。
汪海霞第一任老公,是塑料製造廠的一個小組長。結婚兩年,兩人沒能生了孩子。
去醫院檢查,原來是男方的問題。小組長大義凜然,手擬離婚協議,不能耽誤汪海霞。
汪海霞看著這個借酒澆愁的男人,心軟了,大不了我們去抱養一個。
可在這之後,廠裡的人見了她都變了臉色,在背後議論紛紛。
汪海霞這才知道,小組長見人就說妻子是個石頭,生不出孩子。
汪海霞去和小組長對質,小組長大怒:“我一個大男人說我不行,我還活不活?”
甩過來就是一耳光,掐著汪海霞的脖子:“你敢在外面說老子不行,老子就掐死你。”
以後的日子裡,小組長更加喪心病狂:翻手機,翻包,聞衣服。
看見汪海霞和單位男同事說話,衝過去就是一巴掌。
汪海霞下決心要離婚了,她要證明自己,能生出孩子。
然而第二次,第三次婚姻,小組長全部找上門來,給汪海霞潑髒水,把汪海霞以前和自己的床照發給她現任老公。
兩次婚姻都被攪黃了。
到了第四次,小組長還是追到了他們家鄉,但打聽到餘懷和的現狀,他收手了。
婚後的日子過得並不順利。
汪海霞看電視發出笑聲,餘懷和問是不是在笑他,是不是電視裡的人指使你笑我。
他抄起椅子,砸碎了電視機。
汪海霞這才明白,自己的老公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把汪海霞做的一桌子菜掀翻,在小區裡追著汪海霞打,頭被打破縫了5針。
為什麼不離婚呢?
每次發病後,餘懷和都會一遍遍道歉,削水果,給汪海霞洗頭洗腳。
打破頭的那一次,他對汪海霞說,你要離婚也可以,這本來就是我的錯,但是你別搬出去,
搬出去租房子還要花錢,我自己搬出去。這是父母的房子,我不能送給你,但是你可以住一輩子。我還想給你洗一次頭,說完就去燒水了。
汪海霞眼淚嘩嘩流,再也不想離婚的事了。
這也是讓精神障礙患者痛苦的一點,等病情穩定後,他們會為自己的攻擊行為道歉、愧疚,但發病時仍然不受控制。
起初,汪海霞努力讓餘懷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把家裡的地板傢俱擦得錚亮,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
他也做得很好。
但婆婆有怨言了,你讓一個病人來服侍你,你怎麼能讓他來做飯,燙著了怎麼辦,累著怎麼辦?
二十萬的存摺結婚後確實給到了汪海霞手裡,但兩年後哥哥要買房子,婆婆說你拿出來付個首付吧。
存摺再也沒有回到汪海霞手裡,婆婆每月給他們2000塊生活費,讓汪海霞把賬記下來,到月底看這些錢夠不夠。
記賬要精細到什麼程度?每個月月底,哪怕是幾塊錢交待不清楚,婆婆也要過問。可是隨手花出去的錢誰能把每一分都記住呢。
汪海霞後來忍不住了,對婆婆說您願意給就給,不願意給就算了。
婆婆說好,那以後的菜我來幫你們買。
汪海霞不碰錢了,看病也要憑醫藥單報銷。
餘懷和去醫院排隊看病,排得時間太長,他找到醫生,報出自己弟弟的名字,他弟弟也是個醫生,他覺得醫生之間都互相認識,會給個面子。
醫生一臉茫然,沒有理他,他瞬間暴怒,再也不是那個有氣無力的人了。
他把醫生掀翻在地,打破了他的肝臟和脾臟。
他在路上聽見有人咳嗽,覺得對方是在警告自己,衝過去抓住衣領,拳頭就揮上去了。
就這樣,他先後六次入院。
但讓他自豪的是,相比別人,他還有妻子來看他。
2016年,餘懷和又被接出去了。
他擔心妻子和自己離婚,表現得很好,做起了家務。
汪海霞把餘懷和照顧得很好。開始考初級會計師,只是婆婆還管著錢。他和餘懷和
沒法出去散步,兩人沒有夫妻生活。離婚的念頭會偶爾跳出來,但汪海霞知道,她沒有力氣再離了。
餘懷和的妻子,蒙棟良的母親,他們窮盡一切,為病人做著最後的努力。
但是他們要面對病人治療和家庭矛盾的兩難境地。
反覆的發作和高昂的治療費用,隨著時間拉鋸的加長,讓一些家庭的內部矛盾爆發,甚至出現關係分裂。
那個最親的人夾在中間,無法破局。
3
無家可歸
毛國慶覺得院長要害他。
他害怕被院長跟蹤定位,把電話卡拔出來扔在一邊。他用鐵絲將家裡的門和窗戶纏了一遍又一遍,手裡握著菜刀蹲在窗下,身體不停發抖。
1992年,毛國慶從上海一所醫科大學畢業,進入川城某醫院。
此後的數年裡,他的人生一帆風順。
從進入醫院開始,他幾乎包攬了所有榮譽:優秀工作者,學科帶頭人,神經內科主任,省文明醫生。
病人排隊掛他的號,可以排一個月。
1997年,單位給他分配了一套110平米的大房子;2000年,他和相戀八年的女友結婚。
職場情場,雙雙得意。
直到2000年。
10月4日晚上下班,他帶回了幾十本病歷,全部抄寫在信紙上,連著抄了3天。
妻子意識到可能出現了什麼問題。
毛國慶開始出現心慌氣短胸悶等症狀。
他緊張的告訴妻子,院長要陷害他,說他在病人的處方里下毒藥。
他要把這些病歷抄下來,送到衛生部,給自己討回公道。
妻子這才知道,8月份,醫院開始競選主管業務的副院長,毛國慶僅以一分之差和這個崗位失之交臂,而選上的那位醫生業務能力並沒有比他強。
毛國慶三天沒去上班,醫院聯繫不上他,電話打到了他妻子這裡。
妻子還沒接完電話,就被他奪過來摔到了地上,大聲呵斥,不能用手機,院長會跟蹤定位的。
他被送到了精神康復中心。
三個月後,幻聽幻覺消失,毛國慶離開了這裡。
原單位仍然接收了他,但不再擔任神經科主任,被調到了藥房部給病人發藥。
離開後的這段時間,毛國慶堅持不服藥,作為曾經的神經內科主任,現在卻要服用抗精神病的藥,在這種羞恥感他沒有辦法承受。
半年後,他將本該只發一盒的藥發成了十盒,袋子扎得嚴實,嚴肅的交到患者手上,鄭重地告訴他,這藥是救命的。
之後的五年裡,他反覆進出醫院九次,每次出院後都因為不服藥受到刺激犯病。
2005年4月19號,他第十次入院。
直到現在,再也沒有出去。
這期間,他的父親母親相繼離世,他沒能出現在葬禮上。
儘管他的症狀已經消失,但沒人敢接他去,害怕他又一次受到刺激。
妻子和他解除了婚姻。
十六年的時間裡,外面的世界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只剩下這世上唯一的親人哥哥。
哥哥為了毛國慶,幾乎耗光了一切。
2005年之前,哥哥帶著毛國慶幾乎跑遍了全國著名的精神病醫院,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積蓄,放棄了相戀五年的女友。
“我沒有辦法了,沒有了。”
2005年,毛國慶再次入院後,哥哥做了上門女婿,賣掉了妻子家的老房子,以及自己和毛國慶共有的宅院,換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房。
妻子許下承諾,會給毛國慶付一輩子住院費。
從那時開始,哥哥每年國慶來交一次住院費,也順便探望弟弟。
他害怕探望弟弟:“每次見國慶,我一個星期都睡不著覺,就像死過一次。”
2015年國慶他來探望,毛國慶趴在地上抱著哥哥的腿,哭成了孩子。
但哥哥不想、也不能接他出院,住在哪兒,誰來監護,都是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
毛國慶也沒有能力訴訟,更沒有辦法維護自己的權益。那套120平米的房子,有沒有一間是屬於他的呢,他不知道,他也沒有能力知道。
2016年的中秋夜,護士查室將毛國慶掉在地上的毛衣撿起來,毛國慶驚醒,隱約之間,護士聽到他在低語:我還是想你,媽媽。
無家可歸,即使有家也回不去;到最後,精神康復中心成了他們最後的家。
像毛國慶這樣的不在少數,程春梅,醫院裡的人都叫她程大俠。
入院二十四年,資格比院裡絕大部分工作人員的資歷都老,早就成了所有女病友心中的工會主席。
她是個忙人:打掃清理、寢室值班、帶領大家做健身操、洗澡時督促大家換衣服。
有人賴著不肯洗澡,她要幫忙拉去洗澡間;去了不肯脫衣服的,她會幫忙脫衣服;脫了不抹肥皂的,她要幫忙抹。
她還幫女病友們手洗內衣:“洗衣機怎麼洗呀,不衛生。”
在程大俠身上,你看不出任何問題,配合治療的積極程度甚至讓醫生愧疚。
別人送她東西,她一定先拒絕,實在拒絕不了,話也說得禮貌得體:“謝謝你啊,要你花錢,真不好意思,我不願意佔別人便宜。”
可大家還是願意給她送,家裡帶來的吃的惦記著給她留一口,好用的東西自己捨不得用要送給她。
這麼一個人,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懷疑,她懷疑所有人。
別人送的東西,她表面上感謝,轉身就扔了:熱乾麵被倒在了垃圾桶裡,葡萄乾被倒在了垃圾桶裡,圍巾用來抹廁所地板。
一個外人,憑什麼給我東西?你有什麼目的?是不是要陷害我?這些問題在她的腦子裡揮之不去。
那一年,她還沒被送到康復中心,她和姐姐兩個人在廚房吐槽住在對面的同事。
第二天路上碰見那個同事,他不理自己了。
程春梅懷疑他聽到了自己的吐槽。
可他是怎麼聽到的呢?和姐姐說話時明明窗戶是關著的啊。
一定是姐姐,一定姐姐偷偷打開了窗戶,好讓同事聽到。
因為姐姐嫉妒她,嫉妒她丈夫英俊,嫉妒她工作更好。
後來那個同事升職了,她的工作卻遲遲沒有變化,她覺得這一切都是姐姐讓那個同事聽到了自己說他壞話,同事現在成了自己的上司,她肯定沒法再調動了。
身邊的一切人,姐姐、父母、老公,都被她列入了深度懷疑的對象。
在院裡,她表現優秀,有時會被送回去,可是一出去,她還是到處懷疑,所有人都會被她纏上。
送到醫院後,她卻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把大家的日常事務指揮得井井有條。
那時還有丈夫和兒子來看望她,丈夫英俊,兒子既可愛又禮貌,誰見誰喜歡,這一度讓程大俠很自豪。
她申請了針和線,為兒子織毛衣,等到他們再來看望她時,就可以給兒子穿上新毛衣。
五一到了,沒有人來。
五月過去了,沒有人來。
六月過去了,沒有人來。
她的毛衣已經織到了第三件、第四件,還是沒有人來。
秋風起,北風颳,兩個季節過去了,程大俠望眼欲穿,還是看不到人。
套頭衫、毛褲、毛襪子、圍巾,櫃子裡裝滿了這些針織品,還是沒有人來。
1996年底,丈夫終於來了,卻是來辦離婚手續。
那些織出來的衣服怎麼辦呢,丈夫說全部不要了,徹底斷了念想吧。
丈夫轉身就走了,程大俠接著織,根據時間的推移,判斷兒子的身高與體重,不斷調整衣服的大小。
一直織到了2006年才停下來,織了10年,她不打算再碰了。
就這樣直到今天,她在這裡待了二十四年。
她還有家嗎?兒子現在長多高了?什麼模樣?
她不知道,她什麼都不知道。
似乎只有在這個地方,她才可以放下戒備,信任別人。
如果出了院,她還能去哪裡呢?
被人放棄,無家可歸,成了一部分精神障礙患者面對的困境,精神康復中心成了他們最後的歸宿。
即便已經恢復正常,毛國慶和程大俠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兒了。
尾聲
“下一站,精神康復中心”,這是17路公交車的最後一站。
2016年3月5日到2017年4月5日,中國作協會員、湖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周芳,以義工的身份進入川城精神康復中心。
三百多個日夜裡,她在那裡觀察、記錄、採訪,與那裡的人交談,最終成書《在精神病院》。
在那裡,她說她看到“人”的存在,“即便他們被冠以‘那樣’。我仍舊渴望看到愛,自由和尊嚴。”
在生活中,我們很少看到精神病人的存在。
其實不是沒有,而是在眾人的灼灼目光中,他們很難正大光明地站在陽光下。
根據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公佈的數據,截至2017年底,我國精神障礙患者達 2億4326萬4千人,總患病率高達 17.5% ;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超過1600萬人,發病率超過 1%,而這一數字還在逐年增長。
因為壓力,因為遺傳,因為生活中的種種意外,這1600萬人產生了不同的嚴重症狀: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性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這些,我們很少能分清。
於是大家統稱他們為“精神病”,或者“瘋子”。
常年的積累,反覆的消耗,往往把一個個家庭壓垮。最終,精神康復中心成了他們最後的家。
有人幾次被送回去,狂吐不止,送回醫院後,又恢復正常。
在這本《在精神病院》裡,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人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樣子,可以看到一個家庭的苦難與抗爭,可以看到在這種疾病面前,親情模糊不清的面目和讓人流淚的溫存。
1600萬個人背後,便是1600萬個苦苦掙扎的家庭。
如果說,他們是上帝的筆誤,那誰來彌補這個失誤?
精神康復中心,是17路公交車的最後一站,住在裡面的那些人,他們的下一站在哪裡,而他們的家人又何時才能抵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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