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茶葉品牌川寧的倫敦老店門楣上，至今仍可見到兩個清朝小鬍子形象。崇尚優雅，幾乎成為英國人生活象徵的英國茶，其實與中國有著極深淵源，關於這段歷史，要追溯到清朝。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天朝上國”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明末清初，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他的《坤輿萬國全圖》初稿一完成就遭到攻擊與嘲笑：中國在地圖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間，這怎麼會是世界地圖呢？為了安全和傳教，利瑪竇只能按照中國人的習慣修改地圖，讓中國出現在正中央。

利瑪竇的經歷成了後來者的經驗，康熙年間的傳教士也習慣將中國畫在世界中心。與之相對的是，中國人沒有興趣也沒有渠道去了解外國。

乾隆年間的《皇清四裔考》裡對英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國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蘭，紅毛番種也，距廣東界計程五萬餘里……”當清廷於1792年收到馬嘎爾尼使團即將訪華的信件時，這粗糙描述幾乎是他們對英國僅有的瞭解。

自我封閉而又傲慢的中國人，甚至沒有打算利用馬嘎爾尼訪華的機會來了解英國。此時的中國仍堅持“以茶制夷”觀念，儘管此夷早已非彼夷。對這種局面，英國人顯然不滿意。馬嘎爾尼訪華，所為也是貿易。

馬嘎爾尼的秘密使命

在英國之前，俄國曾被茶所制。1728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市場。後來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前後持續15年，對俄國進行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國損失慘重。

相比俄國人，英國人對茶的需求似乎更為迫切。東印度公司曾長期壟斷中國茶葉生意，茶葉常佔其年度運量的80%以上，有時甚至達100%。但在那個年代裡，運輸並非易事。一般來說，英國商船於每年1月離開英國，繞過好望角，然後乘著東南季風航行，於9月抵達中國，開始收購茶葉，大在12月返航，如果順利，他們會在第二年9月回到英國，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將於第二年12月甚至更晚到達，也就是說，整個旅程一般需要兩年時間。經歷瞭如此長途旅行的新茶早已不新，加上保存難度大，香氣與滋味必將損耗，但即使如此，英國人仍將之當作寶貝。

1657年，英國倫敦的加威咖啡館首次向市民出售茶葉，價格高達6-10英鎊，當時英國一個普通工人每天僅賺4便士（1英鎊為240便士）。在推廣海報裡，茶葉被描述為“質地溫和，四季皆宜，飲品衛生、健康，有延年益壽之功效”，海報裡還特別提到，因其醫療功效，意大利，法國，荷蘭等地的醫生和名人已爭先飲用。

在英國貴族看來，喝茶不僅因其藥用功效，更是文化消費。到了18世紀，英國人不管身份如何，都將喝茶作為每日必需。布羅代爾將喝“加了茶葉的熱水”視為文明進步的標誌，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更是認為，英國工業革命與茶葉有莫大關係。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城市人口隨之膨脹，傳染病大大增多，喝茶改善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健康狀況，並大大減少了酗酒行為，使英國社會道德風尚煥然一新。

但中國壟斷了茶葉市場，英國人乃至歐洲人不但不懂如何種茶、製茶，甚至連茶的基本情況都搞不清。瑞典著名博物學家林奈發明了動植物命名雙名法和生物分類系統，但饒是博學如林奈，也犯了想當然的錯誤，他認為綠茶和紅茶來自兩種不同的茶樹，一種叫綠茶樹，一種叫紅茶樹。早在17世紀，茶葉就超過了絲綢和陶瓷，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品，其中又有1/5出口到英國。有人認為，茶葉貿易不但關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生死，對英國財政收入也至關重要。從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葉貿易中的獲利都在100萬英鎊以上，佔其商業總利潤的90%，提供了英國國庫全部收入的10%，但英國的白銀也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出現貿易順差，以至於英國人開始對華輸出鴉片。

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了。我們還是說回馬嘎爾尼的訪華，他們並非一無所獲，而是看到了大清日薄西山的一面。當然，馬嘎爾尼曾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曾見證清朝與尼泊爾之戰，因此對中國的軍事實力仍有敬畏。以至於後來1840年鴉片戰爭投票，英國國會也僅以271對262票的微優勢勝出。

在這次出使中，馬嘎爾尼還有一項秘密使命：採集茶樹和茶種，東印度公司的人曾委託他留意茶葉，希望能將之移植印度。馬嘎爾尼則表示：“如果茶能長在我們的領土上，那我們就不必仰給中國。”在兩廣總督長麟助下，他終於如願以償，回國時又從江西帶走了一些茶樹。

馬嘎爾尼其實並非第一個“茶葉間諜”，早在1699年，紅茶貿易開始大發展時，英國人傑克明·薩姆就進入武夷山桐木一帶採集植物標本，他們多半以生物學家和傳教士身份為掩護，主旨卻是為了茶葉，馬爾尼的使團中也有幾位科學家。

馬嘎爾尼離開中國後，將茶樹送給了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班克斯也曾到過中國，對茶樹有較深瞭解。早在1778年，他就認為印度北部可種植紅茶，他將馬嘎爾尼送給他的這些茶樹放在加爾各答的植物園裡栽培，長勢都不錯，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面積推廣茶樹並不算熱心。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國茶對英貿易，沒有尋找替代品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們對在印度種茶缺乏信心，畢竟中國茶的影響太深，英國消費者已經形成了中國茶的概念。

精通植物學的間諜

幾十年後，他們被迫熱心起來。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後，英國成立了專門的茶葉委員會，主要負責調查引進中國茶樹和茶種，並開展實驗性種植和招募中國工人。但此事絕不容易，沒有清廷宮方許可，茶樹只能偷運。茶工的招募更是麻煩，熟手茶工原本就生活無憂，清朝政府也不會允許製茶秘密外洩。茶工即使能前往印度，茶工的家人也會被問罪。

1836年，茶葉委員會頭目戈登終於在廣州找到了願意前往印度的茶工。此前，他已經將兩萬棵茶苗送往加爾各答。這些茶苗發芽後被送到印度各地做生長觀察，可惜大多被牛吃掉，僅剩55棵。但他們卻意外發現在雅魯藏布大峽谷以南有一處名叫阿薩姆的地方，雨量充沛，氣候宜人，並有成片茶園。英國人經過努力，終於在這裡培植出了茶樹，獲得了豐厚利潤。此後，英國人又在靠近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嶺種植了大量茶樹。

由於戈登於1836年帶回的茶樹質量不高，為了進一步竊取茶之秘密，東印度公司必須再想辦法。尤其是鴉片戰爭後，英國得到了鉅額賠款和香港，並強迫中國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但英方也擔心，萬一中國縱容國內種植鴉片，不再從印度進口，將會使這場關於茶葉和鴉片的戰爭此前所獲得的一切成果都化為烏有。因此，東印度公司只能選擇繼續“偷茶”。他們需要從最好的茶樹上採集最健康的樣本、成千上萬的茶種以及中國頂尖茶匠傳承了千百年的工藝。所以，他們需要一個既精通植物學知識，又有豐富間諜經驗的人。

這次，東印度公司派出的人選是羅伯特·福瓊，而他的目標地點，當然是在英國人眼中可與“中國茶”畫上等號的武夷山。

武夷山是舉世公認的紅茶發源地，早在明清時期就有茶農開始有規模種植。1640年，正山小種紅茶首次由荷蘭人運往英國。1689年，荷蘭戰敗後，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廈門港，收購武夷紅茶，擺脫荷蘭的限制並壟斷了歐洲紅茶貿易。從此，正山小種紅茶風靡歐洲，它的英文名字最早叫“武夷茶”，後來更是升格為中國紅茶”。

18世紀上半葉，武夷紅茶平均每年銷量已逾萬擔。18世紀下半葉，武夷紅茶的出口較上半葉更是急劇增長，19世紀中葉，武夷紅茶出口量達到頂峰，最高達到30萬擔。

也正因為茶葉貿易如此重要，甚至會影響世界格局，福瓊這類人的身份也被改變。嚴格來說，此前英國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植物學家，研究植物的人僅僅被視為花匠，但隨著茶葉等植物對貿易乃至英國人生活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們成了受人重視的植物學家。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舉國上下都熱衷於園藝。工業革命破壞了田園生活，新興中產階級只能在陽臺和後院種點花花草草，而在國家層面，這也是一種極好的殖民地策略，通過植物的移植，比如把橡膠種到東南亞，把甘蔗種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國找到了很多發財機會。也正因此，到了19世紀中葉，植物學家已不再是花匠類的體力勞動者，而是以冒險家聞名。他們採集各種對英格蘭乃至帝國各地具有科學、經濟與農業潛在價值的異國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術也發展得更為先進。

在接受東印度公司這一任務之前，福瓊對中國已有相當瞭解。1842至1845年間，他曾作為倫敦園藝會負責人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在旅居中國的過程中，他學習中文和中國風俗，能夠熟練使用筷子，並在回國時帶回了100多種西方人沒有見過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還有荷包牡丹、蒲葵、紫藤、梔子花、芫花和金橘等。也是在這次考察後，他對英國人宣稱，綠茶和紅茶其實是同一種植物。這一看法在當時的西方人看來還屬謬論，沒幾個人相信。

回到英國後，福瓊在始建於1673年的英國第二古老植物園——切爾西草藥園任園長，直至1848年5月，受東印度公司委託的植物學家羅伊爾教授前來拜訪他，邀請他再次前往中國。

當時，印度產的第一批茶葉已經運到倫敦，在倫敦茶商看來，儘管這些茶品相不錯，但缺乏中國茶的清香，有人認為因為這是茶源來自廣東沿海而非最“正宗”的武夷山。因此，福瓊的任務就是前往中國最好的茶葉產區，把中國的茶種、製茶技術統統偷過來。

1848年6月2０日，福瓊從南安普敦出發，前往香港。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給他的指令是：“你必須從中國盛產茶葉的地區挑選出最好的茶樹和茶樹種子，然後由你負責將茶樹和茶樹種子從中國運送到加爾各答，再從加爾各答運到喜馬拉雅山。你還必須盡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經驗的種茶人和茶葉加工者，沒有他們，我們將無法發展在喜馬拉雅山的茶葉生產。”東印度公司付給福瓊的報酬也相當可觀，為每年550英鎊。

1848年9月，福瓊抵達上海。當時的上海正處於開放初期，還只是個充滿機會的小港口，堪稱洋人的樂園。但身負重任的福瓊不能在此停留，他要深入山區。相比上海這種開放港口，中國其他地方對洋人十分仇視，福瓊不可能就這樣招搖過市。何況，他要完成任務，就需深入民間。因此，身高1.8米的白人福瓊，居然弄了套中國人的衣服，剃了頭，裝上一條假辮子，就此向黃山進發。

這種喬裝打扮在今天看來實在山寨到不可思議，很難想象他走在街頭不會被人輕易認出，但在當時，他居然能矇混過關。這還是拜清朝的閉關鎖國所賜，鄉下農民壓根沒見過歐洲人，又怎能看出福瓊的不同呢？

與福瓊一同上路的是兩個對茶小有認識的中國人，一個充當男僕，一個充當苦力，他們收了福瓊的錢，便幫他隱瞞身份並對他的旅程提供幫助。這並不容易，因為無論是官方還是各地盜匪，都能對他造成人身威脅，他手中的地圖也並不準確，更有水土不服的危險。但福瓊並不畏懼，一路尋找茶樹，並記錄自己的旅途見聞。

他通過考察，發現多霧氣候適宜茶葉生長，他也採集到許多茶種，這有賴於他的出手大方和交際能力。在靠近黃山的安徽休寧縣松蘿山，福瓊還有了意外發現。這裡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層深厚，特別適合茶樹生長。福瓊在茶園裡觀察了茶葉製作的全過程。其中有一道工序讓他十分困惑，他見到製茶工人在炒茶的最後一個環節將各種粉末狀物體撒到茶葉上。具體操作是在茶葉出鍋前5分鐘，即燃燒一根香的時間，監工用個小瓷調羹把這些粉末撒在每口鍋裡的茶葉上，然後炒工用雙手快速翻動荼葉，以便均勻染色。福瓊仔細辨認，發現其中有普魯士藍染料，還有聞起來有臭雞蛋味道的生石膏。他詢問工人後才知道，原來摻加這些東西是染色劑，主要是為了糊弄他的同胞。因為當時的歐洲人特別喜歡茶葉看起來很綠，越綠越貴，據福瓊估算，100磅的茶葉裡能摻1.5磅石膏。

這種摻假其實是必然。整個18世紀，英國茶葉消費量暴漲200多倍，從原先的奢侈品轉向平民化，需求暴增之下，難免造假。在這個造假過程中，中國製茶工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體系。最常被用來摻假的葉子是山楂樹葉（用來冒充綠茶）和黑刺梨樹葉（用來冒充紅茶），樺樹、白蠟樹和接骨木的葉子也曾用來冒充茶葉。當然，用這些葉子泡出來的湯水並不很像茶水，因此就有必要加入各種染色劑。除了棕兒茶之外，這些染色劑還包括銅綠、硫酸鐵、普魯士藍、荷蘭粉紅碳酸銅，甚至羊糞。

在安徽期間，福瓊買了大批茶苗和茶籽，運回上海。1848年12月15日，福瓊在寫給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的信中說：“我高興地向您報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種和茶樹苗。我希望能將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在最近兩個月裡，我已將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種播種於院子裡，目的是不久以後將茶樹苗送到印度去。”他信中所說的院子，是指英國駐當地領事館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國商人住所的院子，福瓊用這些院子來試驗種茶樹。他發往加爾各答的每批茶種和茶樹苗都是分3只船裝運的，目的是儘量減少損失。1849年1月，他將這批茶苗和茶籽發往印度。

刺探綠茶變紅茶的秘密

1849年2月12日，在途經香港時，福瓊致函英國駐印度總督，表示希望開啟第二輪探險——去最著名的紅茶區武夷山考察。

英國人一直更喜歡紅茶，因為喝紅茶能放糖，喝綠茶則不能。所以英國進口了大量武夷山產烏龍茶，也正因為武夷山烏龍茶茶色較黑，英國人才將所有的紅茶籠統稱為“黑茶”。福瓊算是不辱使命，在武夷山找到了款上好的烏龍茶——大紅袍。

在武夷山期間，福瓊長期住宿在寺廟裡，向和尚探得不少關於茶葉的秘密，尤其是茶道中對水質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以名流形象出現的他，這次還了解到英國人此前始終無法看透的秘密：綠茶是如何變成紅茶的。原來，茶葉都經過了發酵處理，從而使茶葉的顏色變暗。綠茶的製作則不經過這道工序。當時歐洲人多半隻能喝到紅茶，也是事出有因，因為綠茶在運輸過程中於船艙中發酵。

瞭解了這一切的福瓊準備返回印度，但他深知自己的知識只能說是紙上談兵，只有真正的中國種茶、製茶者才有能力向印度“同行”傳授相關知識。於是，福瓊招聘了8名中國工人，其中有6人是種茶和製茶工人，還有兩人擅長製造茶葉罐，聘期3年

此時已是1851年，清朝風雨飄搖，許多人正在設法離開這個國家，帶走幾個工人的難度也大大下降。1851年3月16日，福瓊通過海路，將2000株茶樹小苗、1.7萬粒茶樹發芽種子，以及8名中國製茶專家帶到加爾各答，這些茶種和茶苗隨即被栽種於印度。

後來，福瓊終於完全掌握了種茶和製茶的知識和技術。對於印度的茶葉種植者來說，這當然是福音。1853年到1856年，福瓊又前往中國，目的是進一步瞭解花茶的製作技術，同時招聘更多的中國茶工去印度種茶。

也是在這段時間裡，印度的茶葉產量不斷增加。1866年，英國人消費的茶葉中只有4%來自印度，但到了1903年，這個比例上升至59%，中國人仍不清楚茶葉機密如何洩露，只能眼睜睜看著茶葉出口的急劇下降。

晚年的福瓊默默無聞，英國王室沒有給他頒發勳章，他也未能從英國的貿易收益中獲取獎勵。但他的生活並不拮据。他將旅行手記整理後，分為四本書出版，包括《漫遊華北三年》《在茶葉的故鄉一中國的旅遊》《居住在中國人之間》以及《益都和北京》。此時的他想必已經知道，他竊取的技術不但使英國實現了在印度種茶的夢想，也使中國茶葉遭遇了沉重打擊，印度茶產量超過中國，中國茶陷入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