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直新聞：智利因為因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合人民幣3毛錢）這樣一個小理由，發生了幾十年來最大一次全國性抗議活動，以致於不得不取消APEC峰會。人稱“拉美經濟一隻虎”的智利，卻凸顯委內瑞拉式的危機局勢。在您看來，原因何在？
ANSWER
時事評論員 吳健：今年1月，拉美加勒比經委會發布《年度社會概覽》，結論是拉美極端貧困人口達到10年來最高，而且不只在落後國家，像智利這樣新興市場國家亦如此。
報告直接用了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東區的照片，那裡遠看像美國曼哈頓，可仔細看，高樓附近片片棚戶，無水無廁所乃至無居所的極端貧困人口占該城的8%。更意外的是，這種貧富分化趨勢在過去智利經濟強勁的五年裡竟得到加強，據統計，該國貧困人口已達140萬。
那麼，“富而不均”為什麼？這同盛行智利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息息相關。皮諾切特時代起，徹底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壟斷了他們的思維，國有企業無節制私有化，工會和勞工各項福利制度被壓縮，政府除提供基本法制和社會秩序外，最低限度干預市場，體現在貿易上，20多個FTA讓智利能源初級產品得以“零門檻”出口，獲得不少外匯，但自己的製造業卻沒能因此受益，實現能級提升。
阿根廷學者馬塞洛·科盧西如此評價鄰國智利：這個國家追求資本絕對收益，把勞動階層“邊緣化”，況且對原料出口的依賴，導致對發達國家乃至跨國公司的依賴，進而造成經濟的畸形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化。
奧夫拉多爾
QUESTION
直新聞：過去近40年的高速發展，智利成為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經常提及的典範，可如今越來越多的智利人感到自己為這一模式付出代價，卻得不到什麼，您覺得問題究竟出在哪？
ANSWER
時事評論員 吳健：我感到，有句名言對解釋當下智利乃至那些陷入“新自由主義經濟”困惑的拉美國家挺合適，那就是“市場經濟我們要，那麼市場社會我們也要嗎？”的確，市場經濟是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但市場經濟的原則是不是要滲透和支配全部社會生活？
至少我們看到，在智利、在秘魯、在巴西，這種“泛市場化”比比皆是，國有企業、基礎設施大規模私有化、貿易私有化、醫療教育養老也能快速私有化。可現代社會學告訴我們，任何經濟制度都是嵌入在社會基礎上的，從更大意義上說，我們不僅要造就好的市場，更要造就好的社會。
要證明這一點不難，不妨介紹一下冉冉升起的“拉美新星”——墨西哥。這個經濟體量居拉美老二的國家，在奧夫拉多爾政府帶領下，逐漸和“新自由主義”兄弟們拉開距離，致力打造增長更穩定、發展更普惠、公共管理更誠實的社會。
墨西哥人已意識到“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弊病，希望走出一條國家和市場、公平和效率得到有效兼顧的新路，從而發揮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雙重力量。
QUESTION
直新聞：拉美被譽為“希望大陸”，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自然延伸。吳先生，在您看來，與拉美這樣充滿多元文化乃至多種變量的大陸攜手，我們如何掌握機遇，控制風險呢？
ANSWER
時事評論員 吳健：中國和拉美各國是“天然合作伙伴”，雙方都期待進一步提升關係，這是在多份政治文件裡確認的。拉美是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夥伴，而中國給拉美帶來未來發展的機遇。無論拉美各國內部發生什麼變化，它們都形成一種共識：放棄與中國發展關係絕對是短視，在多極秩序的形成過程中，中拉互相依存關係將愈發顯得突出。
我拜讀過西班牙學者胡利奧·里奧斯的文章，從委內瑞拉到厄瓜多爾、從阿根廷到巴西，拉美國家出現困難時，中國都扮演了“建設性角色”，致力於“授人以漁”，幫助拉美國家改善民生，提高“自我造血”功能，這使得中拉經貿依存與合作關係成為不可逆，不會因某個政治變化而驟然中斷。尤其重要的是，中國沒有輸出制度模式的想法，尤其注重幫助拉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這就和美歐形成強烈反差。
我們看到，拉美資源豐富，而中國工業科技發展處於領先水平，因此雙方頻繁交流是自然而然的。我可以舉一組數字，國際貿易中，拉美各國確實是主要的原材料和農產品來源地，像中國進口食品中，拉美加勒比佔到三分之一。可這不是中拉關係的全部，其實中拉貿易結構正隨著雙方深度合作而優化，更多拉美產品進入中國，比如藥品、飛機、新材料等等。
事實上，撇開諸多亂象看本質，拉美社會經濟最大挑戰莫過於物流運輸和製造業升級，而通過出口更多高附加值商品，促進出口多元化是當務之急，這一方面，中國是無可取代的夥伴，我們在拉美參與了48個基建項目。03到17年，中國在拉美加勒比的基建投資超千億美元。而且，中國為推進拉美科學研發注入強大的動能，這也是西方國家無法比擬的。總之，中拉關係是經得起風浪考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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