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詭異之處往往在於，一個老百姓身體發生變化的細節，也可能成為歷史轉折的出發點。 比如說一把手術刀插入某個人身體的時候，這個人的生活就由此舉動被徹底改變，許多個體的身體變化積累起來，就成為整體中國歷史演變的縮影。
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傳教事業因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宗教的緣故，一度受阻。儒家文化是拒斥宗教的，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世俗態度，面對傳教士所傳的與生死相關的教義，是很難接受的。而民間宗教功利性與家族性傾向，讓他們突然接受一個陌生的上帝和耶穌死而復活，也是極其困難的。
單純的傳播基督教，顯然開局就困難重重。因此，解決民眾身體的疾苦，就成為獲得民眾認可基督教的重要方式之一。
醫療，是打開傳教事業的鑰匙。不論是士紳階層，還是貧苦百姓，他們對基督教的認可大多是從醫療開始。
1820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李文斯頓在澳門開設了一間眼科診所，是基督徒在華行醫施藥的開始，圖為馬禮遜畫像
1835年，來華的醫療傳教士伯駕在廣州設立眼科診所，即廣州博濟醫院前身，這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所教會醫院。
伯駕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即便完全免費，開業的第一天還是無人問津。第二天，一位患青光眼的婦女冒險試探著來就診。有些婦女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曾和陌生男人說過話，要醫生保守秘密。到了第三天，有6人來看病。從此來診所的人日益增加，從底層百姓到達官貴人，絡繹不絕。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著燈籠，在凌晨兩、三點鐘就從家裡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
他們因對伯駕醫療的信任，而對基督教產生好感。伯駕開辦醫療診所的效果，也影響著其他傳教士，歐美差會紛紛派遣醫療傳教士來華。
鴉片戰爭之後，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真正的開放了口岸，開始通商，傳教的內容也都寫入不平等條約。
最初只能在《南京條約》中約定的五個城市傳教，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就變成沿海的口岸，甚至到內地都可以自由傳教，建教堂，開辦醫館。據統計，這類診所、醫館到1850年，中國至少有10處，到1889年有61所，這是傳教士在華開辦醫療事業的大背景。
有人講，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的炮艦進入大清，但這些來華的傳教士其實不屬於他們國家的政府。因為教會在西方是NGO組織，不是政府撥款的組織，那些來華傳教士不拿國家的工資，不是為他的國家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是為上帝工作。所以，大量傳教士都自發向他所在的教會報名前往中國。
華西醫院起源於1892年英美加等國教會在成都開辦的仁濟、存仁醫院。圖為仁濟醫院
教會醫院的人道主義精神，特別體現在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醫療，包括婦女、麻風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傳統中國，男尊女卑，婦女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纏足，健康問題更加嚴重。來華傳教醫師在這方面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伯駕曾為他的醫院有許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極大鼓舞，在醫院開辦的頭三個月中她們有270人，佔來診人數的三分之一。以後，隨著女傳教醫生的到來，為婦女和兒童專門開設的醫院開始出現，很多醫院都有婦產科。
1863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女傳教士Douw.D.M來到北京，她耳聞目睹了老式接產婆的種種愚昧和不講衛生，尤其是迷信使婦女兒童受害最重。
她曾見一個產婦因為難產，接生婆在孩子露出來的腳上穿上一隻鞋，認為這樣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來，結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當這位女傳教士看到這種場景之後，回到家裡大哭。有感於此，Douw.D.M返回美國，向長老會募集財物，準備了整整8年時間，於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女子醫院，這就是以後的道濟醫院，即今天的北京市第六醫院。醫院建立後，她積極推廣新法接生、預防接種，同時培養醫務護理人員。
也是在1885年，美國基督教婦女傳道服務團，在上海西門外創辦婦孺醫院，即今天的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1901年，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在上海創辦廣仁醫院，專門收治女病人。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前身為婦孺醫院
1900年以後的頭20年，教會醫學事業的發展如日中天，其重要特徵是教會大學蓬勃興起，教會醫學校在各地出現。
如北京協和醫學堂、漢口協和醫學校、濟南共和醫學校、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福州協和醫校、瀋陽教會醫學院、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系、湘雅醫學校。除上述重要醫學校外，尚有山西川至醫學校、北京中法大學醫學院、女基督徒醫學院(上海)等數所。
據1913年的統計，教會醫學校學生500人。1915年，在華教會學校23所，各類護士學校、藥學校、助產學校36所。
教會醫院的增長雖不及醫學教育顯著，但是，1900年後的頭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會醫院業已全部重建，原有的醫院幾乎均建在現代化的建築裡。
教會學校老師與孩子們
據1905年的統計，教會醫院業已遍及全國20多個省區達166所，診所241個，教會醫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醫生數量達383人(男277女106)。
湘雅醫院建於1906年。在醫學界，素有北協和，南湘雅，東齊魯，西華西
1936年《中華年鑑》稱，全國20多個省區有教會醫院426所。30年代，大約35%的中國菁英分子受的是教會教育，90%的護士是基督徒，70%的醫院是教會辦的。無論上海，還是全國各地，最好的三甲醫院前身大都是教會醫院。
1917年，美國首富洛克菲勒捐資創辦協和醫學院，是在華教會醫院的一個集大成者
從這段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傳教士來華，無論是建學校還是辦醫院，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傳教，這一點是不可迴避的。辦學校醫院，只是迂迴戰略，用這個方法能讓中國民眾更容易信基督教。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在華的傳教士，大多數對於中國充滿善意，樂於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文明之路。不論是說“我若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的戴德生，還是領導廣學會的李提摩太，為了使中國走向健康文明的現代化之路，他們都曾殫精竭慮。在這方面表現最明顯的無疑是他們面對教案時的態度。
1900年，慈禧打算利用義和團對付洋人，各地發生了或大或小的教案。其中，山西教案影響較大，當時山西巡撫毓賢嚴格執行慈禧指令，在境內肆意屠殺傳教士及教民，釀成驚天血案。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之後，急於媾和的慈禧把毓賢作為替罪羊拋了出去，毓賢最終死於流放途中。
此事過去十一年後，辛亥革命發生，誓要驅除韃虜的革命志士在山西殺戮滿人，作為滿人的毓賢女兒在退無可退之時，逃到山西教會尋求避難。教會都清楚她就是那個屠殺傳教士的毓賢的女兒，但依然接受了她。（本文參考羊城晚報、鳳凰網、澎湃新聞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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