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在电话里问我，双休能回来么？他不说是新屋竣工，也不说是乔迁誌喜，只说是：“舞（做）了几桌饭，简简单单，请大家来坐下子，喝一杯酒。”并特别强调：“……不收礼哈！”我就知道，一定是大侄子新屋落成，大概要办乔迁喜筵了。
印象中，三哥一辈子做过两间屋。“间”者，一户居一屋，老家口语称：“一间屋”。
祖上开基七百了，村里老屋的格局，除众厅、房厅外，通常都是长不过二丈七（约九米），宽不过一丈二，每间屋只有前厅和后间，后间因太小，安放一床一柜，几无转圜的空间，连灶台都很难安置了。至于孩子们住哪儿，普遍的做法是，倘若孩子还小，一家几口挤一个床上，等孩子大起来，就在木板楼上搭一个草铺，孩子越多，草铺越多。全村三四百间屋，清一色的青瓦木楼，通通都是木材加构，所有的屋相贯相连，或巷弄相隔，有序而又错落。桃树、李树……红花、白花……四时往复，傍水绕村；六七棵古樟树，日夜守护着村庄。
祖先在这里生息繁衍，至我父母一辈子，拼尽所有，也只做了两间土砖屋，形制、大小，都和老屋一模一样。他们做第一间屋，大约是1980年。先是，1966年春，父亲从分宜的大岗山买了三十余根旧房料，外加一根大杉木，扎了一个木排，沿着滔滔的袁河之水飘下来。那个傍晚，夕照满天，父亲蓑衣斗笠，身披夕阳，手撑竹篙，将木排缓缓移靠岸边的情景，至今依稀在目。
大哥十七岁，二哥十五岁，三哥十三岁，我也七岁了，还有两个弟弟相继出生。父母为儿子们的将来计，拿出蚂蚁搬家的功夫，着手营造这第一间新屋。木头买回来了，就要预备黄土、沙子……村里的老屋好像是用山上的红壤土筑墙，一些断垣残壁墙表剥落，墙体都呈土红色。现在，乡亲们就地取材，在空地上铲开杂草、泥巴，至一米深左右，再挖取地下的黄土。挑沙也一样。每天早晨，父亲带着哥哥们先去挑几担，听到钟声便去上工，中午不休息，晚上挑到更深人静。不久，一个小土堆堆起来。
陡然的一场运动，有如涛涛洪水，父母亲都被卷进去。做屋的木头被抄家没收了，做了集体养猪场。1979年，养猪场被拆，勇敢的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二哥，冲破阻拦，把木头如数搬回来。
木头已归原主，先前的那个黄土堆也依然在，只是，它沉睡得像一块铁板，等待着主人来唤醒，来添加足够的黄土和沙石。
时序初冬，晴空万里，却如阳春，父亲穿一身破旧的衣衫，拿着铁铲，挑着畚箕，带了儿子，重又开起张来。左邻右舍，本家人等，也都操起家伙，主动来相。老传统了，我做屋，你来帮，你做屋，我来帮，世代沿袭。场地上聚了很多人，挑沙的挑沙，推土的推土，来来往往的，一帮就是一整天。人多力量大，沙土很快堆成了一个小山包，足够做屋了。父亲又赶快买来石灰，用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来，埋在沙土堆里，浇透水，让石灰化开。
接着筑土墙，筑一米多高。
鸡叫头遍，天上有一个大月亮，挂着银丝，大樟树吹来习习的凉风，父亲母亲起床了，做着筑墙的准备。天大亮，紧挨着家里的老屋，乡亲们再次聚齐，架起墙石板（筑墙用的夹板），拿来顿棍（夯木）。挑水的挑水，拌沙子的拌沙子……沙子拌好，装畚箕传递，倒入墙石板。墙石板两边的人排成两行，手握顿棍，使劲砸那沙土。墙石板内轰轰有声，顿棍此起彼伏。筑完一层，再筑二层，再筑三层……墙高起来，那个沙土堆就消失了。
再来制土砖。我们兄弟很羡慕别人家做青砖瓦房，可是我们穷做不起，只能羡慕而已。连续的晴日，选一块稻田，挖干净所有的稻蔸，杂草，放满水。红霞满天，父亲牵一头牛，拖着犁耙，将稻田深犁，细耙，将土坷垃踩烂，至浆糊状，再耙平。泥浆沉淀，水气渐干，泥土板结，即拿一块光滑的大砸板（夯板）将泥土砸紧，砸实。早、中、晚，父亲都手握砸板，一遍一遍地砸，砸得紧紧的，砸得结结实实。父亲时刻小心着，防止泥地开裂，哪怕裂开一条小缝隙，也要赶快换小砸板，狠狠砸，砸密实。十天或半月，泥土已经铁紧、铁密，光明如镜。可以撬土砖了。薄薄的、锋利的锹铲切割出土砖的模块，再一块一块用撬铲撬起，一行一行在田中码起，再盖上稻草，使晾干、晒干……
万事俱备，起屋。泥工、木工、各色人等到齐，砌墙、架梁、盖瓦……从前的老屋，房、梁、楼齐具，严丝密缝，走在楼板上，咚咚咚像鼓响，此时的屋，大多没钱做楼板，只能做屋架。人们站在屋里，看得见少量的楼梁，却不见安上楼板，视线直见瓦顶。这样的屋，能够遮风挡雨、安身立命，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母亲是一位巧妇，为了不负众乡亲，不负前来帮忙的人，母亲于三天前，早蒸了一缸糯米酒，正好起屋这天起缸，揭开盖，浓浓的香气直透肺腑；又炸几锅糯米油枣，炸得橙黄橙黄的，香气也无孔不入。乡亲们帮忙做屋，母亲不用管饭，但想方设法管点心；人工不付现金，给工分，年底结算在我家总工分里扣，补给帮工的众社员。每每忙至半午，大家休息一会，母亲便端出点心，众人樟树下坐起，喝一碗香甜的糯米酒糟，吃几颗爽口的油枣。别人家做屋，没有这个点心，众人大夸母亲，都笑眯眯的，抹一抹嘴，继续努力干活。
整整十四年，父母的第一间新屋终于做起来了，很快成了大哥的新房。
世代更替，转眼轮到子孙们做屋了。1980年代，子孙做屋都还是照着老屋的格局做，基本一模一样，进入90年代，人们很快改做新式楼房。
三哥做第一间屋，是在1998年。结婚十几年了，三哥辛勤种地、种菜，去工地做小工，节衣缩食，好不容易积攒了八千元，开始实施他酝酿已久的做屋计划。
三哥新婚时，也是用父母的第一间新屋做新房。大哥结婚不几年就做了两间新屋，他就从父母的房子里搬出来，正好给三哥用上了。三哥在这里一住十几年，两个儿子都大起来。可是，快二十一世纪了，八千元，怎么够做一间新屋？三哥说，边做边像吧。
三哥做屋时，我不在故乡，没有亲见他做屋的过程，但每每回家，听他三言两语亲诉做屋的历程，却能体会他与父辈不同的艰辛。
1998年，做屋要批宅基地了，本来，批宅基地只需三千元，他却花了七仟。交上七仟元，剩一千元怎么做屋？只能跟村委会协商，暂欠着。大哥是村主任，此时正为村里的事与村一把手发生争执，一把手大骂大哥，还要打他。三哥挺身挡在中间，挽起袖子，说你动手试试。一把手挥手冲过来，三哥伸手一掌，一把手趴下了，他的宅基地就非要七千元不可了。
建材、工艺、施工诸事，都在不知不觉中变起来。黄土仍然到地下取，沙子却去河里捞，还开始用钢筋、水泥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市场经济了，村里除了少数留守种地者，多数人都外出打工去了，谁家做屋，都无法像从前一样，有那么多强壮劳动力自发来做帮工。三哥和三嫂是留守种地者之一，点点滴滴的事情，都只有靠自己。
三哥带着三嫂开工了。两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不仅没有邻里乡亲帮忙，两个儿子也指望不了，但三哥这时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他带三嫂到十几里外的山上运来红壤土，再到袁河边运来沙子，石灰场运来石灰等等。三哥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多年，几乎像全能运动员一般，工地上什么活都会干。这时做屋不用筑墙了，只需打墙基，就不需要搞“群众战争”。和父亲一样，三哥做屋也是闻鸡起舞，夜半而息。做屋时，晚上也有一个大月亮，只是，此时月依然是那个月，却又不是那个月，人就更不同了。没有左邻右舍来打帮，三哥就是孤身奋斗的样子，他和三嫂拿出燕子衔泥，工蜂筑窠的精神，挖好墙脚沟，将红壤土、细沙子、精石灰，一铲一铲拌好，倒入墙基。村里没什么人影，宅基上就他们两个人，当然也没有号子，没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热闹了。太阳底下，他们两个人，顶着烈日，汗流浃背。没有搅拌机，没有振动棒，他们就用土办法夯墙基脚，或用脚踩，或用顿棍顿。把拌好的沙土倒进去，两人各穿一双雨靴，一边顿，一边踩，一层一层，把墙基踩得严严实实，基础就打好了。
然后，直接在墙基上砌墙砖。请来泥瓦匠，由泥瓦匠自行组团队三五人，砌墙架屋。泥工一天管两餐饭，工钱是十九元五角一天，小工大约少一半多。为了节省开支，三哥和三嫂尽量不请小工，搭脚手架、挑砖、拌沙、混凝土拌浆，送沙送桨，杂务……都是尽量自己来。最忙的时候，再请小工三五人。无法想象，这样的工作量，心中要有怎样的强大，才能不倒下去！
三哥做这间屋，亦可谓一波三折。做完第一层，彻底没钱了，还欠了一些账。工程停下来。三哥放下做屋的事情，又拿出所有的力气，继续精心经营他的菜地。新千年之际，正好赶上了好时候，不光风调雨顺，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菜地收成颇好，收入也颇丰；早晨忙完菜地的事，三哥抽身又去镇上、市里的工地做零工，搭脚手架，扛预制板，扎钢筋……没日没夜的。两年后，好不容易又积攒了八千元，三哥收拾场地，准备重新开工。连襟姨姐夫却来了，说有一个赚钱多的好机会，去海南种菜。姨姐夫说，等在海南赚了钱，资金足了，回来一鼓作气，一口气把新屋做起来，岂不好？姨姐夫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三哥动了心，带着八千元就去了。安顿好，租好地，播下种子，种下菜。可是天不助人，这一年，海南奇罕无雨，种下的蔬菜纷纷干罕而死，三哥血本无归。
三哥无比懊恼地回了家。然而，生活不允许三哥被失败所控制，更不允许因失败而颓废消沉。他像一个拉车的人，不太懂得看路，却也没什么复杂的心事，懊恼丧气只是暂时的，三哥也轻易不会被挫折所打倒。回家还没坐热板凳，三哥就振作精神，思量着把损失补回来。正好，以前的伙伴知道他回来了，赶紧来邀他去市里做混凝土搅拌。这时，工地的零工工钱涨到一百一十多元了。三哥不顾一切，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白天黑夜连轴转，半年时间，第三个八千元又有了，或许还不止吧。
整整七年，三哥把新屋做起来，占地110平方米。房子不再是“间”，而是“栋”，新式楼房了，共三层。第一层，一厅、一卧、一饭堂，一厨房、一猪栏。农村个体渐渐不养猪了，三嫂就在这里养鸡养鸭，每年几十只鸡鸭，都肥肥的，四季三节，儿子们打工归来小憩，三嫂把鸡鸭宰了，美美的吃一顿。至于二楼、三楼，一共六间。后来，两儿子都成了家，生了三个孙女儿，一家住一层。
三哥做第二间屋，其实是为大儿子掌盘的。大儿子初中毕业，本来可以读师范的，通知书都到手了。然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儿子不肯去上师范，吵着要学裁缝。学了两年，跟着南下大军去了广东。服装厂一线做起，慢慢做到主管经理，娶湖南常德的女子为妻。二儿子学厨，渐渐独当一面，娶湖北的女子为妻。
2016年，某日，三哥的大儿子打电话来给我说，叔，我想在家里做屋，要得么？我说，你们夫妻都在深圳，想清楚了，将来要在哪里安家，会不会回……云云。我的意思是，我不太赞成他们在老家做屋，建议他们想长远些。可是，大侄子主意已决，非要要把房子做在老家。
三哥这次替儿子做屋，轻松多了，许多事都不要亲自动脑，也不需要亲自动手。找一个包工头，把什么都交给他，泥工、小工等等，都由他带来，包工不包料，也不管饭。钢筋、砖头、水泥、沙石外，很多材料都是儿子媳妇在深圳网购，发过来，三哥签收，交付包工头施工即可。除农忙时节、等工等料、休假外，前后施工不足七个月。
大侄子的新屋占地130平，也是三层。一层门前两根貌似罗马柱；进门一间大门厅，一侧室，一过道，一厨房兼餐厅，一浴室，还有一个车库；二层一大客厅，一主卧连带大浴室，大储物间；一孙女卧室，一客房；三楼一间书房兼其它。乔迁前，房屋装修一新，琉璃瓦，瓷砖贴墙，大客厅液晶彩电，浴室浴霸、热水器……像城里的房子一样，应有尽有。头天傍晚，通红的夕阳下，一辆现代轿牌车开进车库，侄子侄媳都回来了。
乔迁之喜那天，我如约回了老家。喝完喜筵，我独自去看老屋。老屋全被新屋包围，周围是再造的新村，村内是寥寥无几、摇摇欲坠的老屋。踏着新修的水泥道路，我到老屋里徘徊踟蹰，感慨万千。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彻底拆除，重新规划，老村古老的样貌，即将永不可见。
作者简介：李梦初，笔名春仔，1984年学写散文，2013年重新执笔。现为江西省宜春市作协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社签约作家、《蜀本》杂志签约作家。曾获第二届“立新杯”（2015）《新余文学》奖第一名，《仙女湖》创刊十周年散文二等奖。散文《年的记忆》入选江西作协2017“春节里的中国”主题文学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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