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中國歷史可以說就是司馬遷父子寫就的歷史。如果沒有司馬遷父子對中國歷史的突出個人貢獻，就沒有一個完整的中華文明史；中國歷史也會成為一些隱隱約約的歷史斷片，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完整性。
但是，作為這樣一個完整記錄中華文明史，為中國歷史寫下濃墨重彩歷史的作者，其生前的經歷卻是坎坷而悲慘的！是中國史官的一個縮影。
春秋時期，公元前548年，齊國國君齊莊公因與大臣崔杼之妻東郭姜私通，而遭崔杼等人殺害。崔杼擁立新君而成為齊國重臣。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從夏朝開始的國家機構中，已設置了史官，成為中華文明歷史的有效記錄者。他們個人也為真實記錄中華歷史承受了許多個人榮辱、生死。
司馬遷父子無疑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併為編寫《史記》付出了沉重代價。司馬遷遭受宮刑、忍辱負重寫下《史記》；司馬遷父親司馬談為收集史料，四處考察，受朝廷冷遇，留滯周南，悲憤而終。
司馬遷受父之命，二十歲開始，遊歷江淮，“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從司馬遷的自序中，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江淮之行的目的，就是考察夏時期的大禹足跡，為編寫《史記》作一些實地考察，瞭解當地傳說、考察遺蹟。這次考察，位於淮河岸邊的塗山與禹會村，當是重點考察區域。
淮河塗山地區包含了大禹治水、禹會諸侯的歷史遺蹟，塗山之巔的禹王廟是祭祀大禹的主要地點。司馬遷許多關於堯舜禹、夏朝的歷史描述，與塗山地區的地理地貌有許多相同之處，也許和這次遊歷考察有著直接關係。說明司馬遷此次之行是受父之命，對傳說中的堯舜禹足跡進行實地考察。這些歷史遺蹟是司馬遷心中的堯舜禹之地，堯舜禹時期的“中國”，堯舜禹大洪水時期的“天下”。
司馬遷遊歷之後，被授予太史職位，從事歷史記載的史官，並被派往巴蜀地區。在漢朝天子泰山封禪大典的這一年，司馬遷之父司馬談正在外地考察歷史遺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那麼，司馬談留滯的“周南”，究竟在哪裡呢？這是一個歷史之謎。司馬談為什麼會留滯在“周南”，並受到朝廷的“不得與從事”的懲罰不能參加泰山封禪大典，讓司馬談“故發憤且卒”？司馬談為什麼會來到“周南”，其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周南”始見於《詩經》，為《詩經》的開篇“國風周南”，顯示了《詩經》的產生與“周南”地區有著密切關係，是《詩經》編撰者將家鄉的歷史信息刻錄在《詩經》的有意為之。被認為是《詩經》採集者的尹吉甫，後半生都工作生活於南淮夷地區的向國，也就是淮河流域的夏河四方湖畔的古城。“皇父作都於向”（《竹書記年》）“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詩經》）顯示了《詩經》與四方湖畔的向國非同尋常的密切關係，向國當屬於“周南”地區。
在中國史料中，明確記錄“周南”地區位置的是《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之《季夏紀第六》中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將《詩經》中的“周南”“召南”來歷的前因後果，記錄的詳細而明確，就是大禹娶塗山氏女的淮河岸邊的塗山。因周公在此採風當地詩歌，而稱為“周南”。“周南”也成為塗山地區詩歌的稱謂，也成為塗山地區的別稱，是大禹在此娶妻生子，鑿山導淮治理洪水之地。
因此，作為《史記》作者的司馬遷父子，先後前來江淮流域的塗山“周南”地區，考察考證堯舜禹的足跡，如實撰寫華夏文明的誕生地、華夏民族的發源地，是一個記錄真實歷史的史官必須要做的事情。
但司馬遷父子的這種欲記錄真實歷史的行動，無疑得罪了位於中國西部的大漢皇帝漢武帝，將作為漢朝史官的司馬談排除在去參加泰山封禪大典之外。而這種盛典是一個史官千載難逢的機會，被皇帝排除在外是史官的終生遺憾與失落，“故發憤且卒”在遠離泰山的塗山“周南”地區。
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因受李陵事件的牽連，而被處以宮刑。這一事件怎麼看都是一種遷怒行為，與當年對司馬談的處罰如出一轍，是對一個史官的最大羞辱。其深層原因，恐怕與司馬遷父子欲真實記錄華夏民族華夏文化的發源地，有著根本聯繫。於是，在《史記》中我們很難看到關於堯舜禹的實質記載，有故事而無實地；即使作為一個史官，司馬遷對父親司馬談的去世之地，也記錄為模糊的“河洛之間”，嚴重背離一個史官的基本筆法，這可是司馬遷親身經歷的事情。對地名有著高度敏感的史官，對父親去世之地出現如此模糊記述，完全違背常理，背後的原因讓人深思。
《史記》是在司馬遷去世之後，才得以問世，這中間《史記》有無被人篡改，不得而知，但司馬遷的這些自述，讓人深為懷疑。
從《史記》中對堯舜禹時期事蹟的記述，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一個避開得罪當朝者，隱約其中的比較清楚的概念：堯舜禹時期的天下，就是經常遭受洪水侵害的“懷山襄陵”地區，即現在的塗山荊山至舜耕山淮河地區。“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後”這與《孟子》所述的“中國”之地情景完全吻合，大禹治水成功後“中國得而食也”。
綜上所述，司馬遷父親司馬談抑鬱而終的“周南”與堯舜禹時期的“天下”、孟子所述的“中國”、大禹治水之地的淮河荊塗二山、《詩經》中的“周南”是完全重疊吻合，它們都指向同一地理位置——淮河塗山地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
“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核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作者：趙輝）
參考資料：《詩經》、《詩經》、《呂氏春秋》、《孟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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