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情势之消长，为中国先秦史发展之中枢。因此，“夷”字及“夷”人的研究，历来倍受先秦史家重视。然而，这一课题因跨越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往往又盘根错节，故用治丝益棼来说也绝不夸张。下面，我们就来概括地回顾一下这两千年来对“夷”字的研究。
一、从当代辞书看“夷”字本义之惑
“夷”字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在当今的权威辞书中，“夷”字有两条常见义项：一为“东方民族”，一为“平坦、平易”。按照辞书编纂的体例，多义字的义项排列顺序一般是：本义、引申义、通假义（见《汉语大字典·凡例》和《辞源·体例》）。然而，奇怪的是，各家辞书对于把“夷”字的上述两条义项中的哪一条列为本义项却存在分歧。比如，以“东方民族”为本义项的有《汉语大字典》，说：
通过辞书查阅字义是我们的常用手段
我国古代东部民族名。殷代分布在山东、江苏一带。后来泛指东方各族。《说文·大部》：“夷，东方之人也。”（《汉语大字典》，1986年版，第527页。）
此外，把“东方民族”列为本义项的还有《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４版）》和《新华字典（大字本）》等辞书，此不具引。另外，把“平坦、平易”列为本义项的则有《辞源》：
学界多以东夷在华东地区（图为龙山文化博物馆）
平坦，平易。《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诗·周颂·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传》：“夷，易也。”（《辞源（修订本）》，2004年，第781页）
由上可见，夷字的本义究竟是“平坦、平易”还是“东方民族”，《辞源》与其他各辞书存在明显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里，编纂者则索性把“夷”字的这两条义项分立为同形同音的两条，表明这两条义项互不相属。
夷1 yí〈书〉【1】平坦；平安：化险为～。【2】破坏建筑物（使成为平地）：烧～弹│～为平地。【3】灭掉；杀尽：～灭│～族。 夷2 yí【1】我国古代东方的民族，也泛称周边的民族：淮～│四～。【2】旧时泛指外国或外国人：～情│华～杂处。【3】（Yí）名姓。
二、“夷”字古文之惑：传世文献的矛盾记录
辨析字义，首重字源。从传世小学类文献来看，诸家对“夷”字古文的认定也颇有分歧。
（一）《说文》：“夷”字古文即其本字
许慎《说文》十篇下《大部》云：“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说文》未刊夷字古文，可知《说文》乃以夷本字为其古文。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二）《玉篇》：以“尸a”（尸字重文）为夷字古文
“尸a”（字从尸、从二，即尸字重文。下文作“尸a”）字，《玉篇》以之为古文“夷”字，《说文》则以之为古文“仁”字。《玉篇》卷11《尸部》云：“‘尸a’，余脂切，古文夷字。《说文》曰：古文‘仁’字。”又卷21《大部》云：“夷，弋脂切，明也，平也，敬也，灭也，易也，蛮夷也。或‘尸a’字。”
顾野王《宋本玉篇》（局部）
（三）《经典释文》：以“尼”字为夷字古文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仲尼居。”宋元两朝递修本《经典释文》“尼”字下注：“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字也。”《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通志堂刊本与此同。
陆德明《经典释文》两朝递修本
可佐证《经典释文》者还有敦煌《尚书》写本，如《泰誓》：“受有亿兆夷人。”上图影八行本写“夷”作“尼”，同本“夷居”之“夷”字则写作从尸从工之“尼”字，也就是尼的俗字（见《干禄字书》），这与《立政》敦煌写本（斯2074）的“夷”字写法相同（见顾颉刚《尚书文字合编》）。
三、从出土材料看“夷”字的古文之争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地下材料大量出土，学者们发现先秦文献中表族群义的“夷”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其实均写作“尸”（也有学者读为“人”）字。准此，“夷”字古文之争似当就此宣告结束。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学者们发现在出土材料中同样也有“夷”字。于是，在追溯“夷”字古文的道路上，学者们又产生了新的分歧。
甲骨文中的尸方（《合集》36488）
（一）近现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尸”为夷字古文
晚清吴大澂《字说》据师寰簋铭文中的“淮尸”提出，古夷字即“尸”字，并认为“尸”字“象人曲躬蹲居形”（见《金文诂林》第10册）。师寰簋铭的“淮尸”即传世文献的“淮夷”，这是可信的。又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小臣佐簋（《集成》4238、4239）云：
师寰簋
东尸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
这里的“东尸”，即传世文献的“东夷”。1932年，徐中舒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这件青铜器铭文的考释论文章，说：
尸，古夷字，《周礼·凌人》郑司农注：“夷之言尸也。……尸之盘曰夷盘，床曰夷床，衾曰夷衾，移尸曰移于堂，皆依尸而为言者也。”……《汉书·樊哙传》：“与司马‘尸a’战砀东。”颜注：“‘尸a’与夷同，尸本古夷字。”作“尸a”者乃尸之重文。铜器凡重文下皆作“二”，兮甲盘、师寰簋载南淮夷事，夷字重文正作“尸a”。
小臣佐簋（《集成》4239）
1933年，郭沫若在日本出版《卜辞通纂》，也说：“旧多释尸为人，余谓当是尸字，假为夷。”并自注：“金文南夷、东夷字皆作南尸、东尸。”
（二）部分学者的困惑：出土文献的“夷”字当如何面对？
把甲骨文、金文中的“尸方”的尸字读为“夷”，虽然符合传世文献记载，但却面临着如何解释出土文献中“夷”字的难题。李孝定指出：
金铭“尸”字，经传多作“夷”，论者皆谓尸、夷古今字，而守簋已有“夷”字，彝铭之晚于守簋者，仍以“尸”为夷，杨树达氏因疑尸、夷为不同之二地，此说未敢遽定。
小臣守簋（《集成》4179）
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2也说：
“王正人方”（见小臣艅尊，《集成》5990）一语，旧释“人方”为“夷方”，惟卜辞未见夷字。从夷之字如“䧅”正作夷，则“人方”应否读为“夷方”，尚为疑问。
小臣艅尊（《集成》5990）
四、近现代“尸”字考释之惑
李孝定、叶玉森二氏的质疑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大，但这并不代表没有价值。事实上，检讨各家的考释可以发现，虽然以“尸（人）”为“夷”字古文之说颇有势力，但却并非没有疑问。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尸方的“尸”，真的是一个蹲踞的人吗？
学者们在寻找释“尸”为“夷”的理据时，常常把“尸”字解释视为“箕踞”或“蹲踞”形的人，这不能不说受到了传世文献中夷夏观念的影响。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
（尸）与人字形相近，以其下肢较弯曲为二者之别。尸象屈膝蹲踞之形。……夷人多蹲居，与中原之跪坐启处不同，故称之为尸人，尸复假“夷”为之。
蹲踞女铜俑（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说：
甲骨文、金文“人”与“尸”有别，尸亦用为夷。尸盖象蹲踞之形，《论语》“原壤夷俟”、《贾子·等齐篇》“织履蹲夷”皆即此意。林义光《文源》即谓尸“象人箕踞形”。卜辞“尸”为方国名。
2007年，李学勤发表《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也提出类似看法：
在黄组以前的各组卜辞里，“人”、“尸”两字的区别是比较清楚的，即“尸”字所象人形足部前伸或有曲笔，作夷俟蹲踞状。
庄子丧妻，箕踞鼓盆
从传世文献来看，这种解释很难说得通。比如，《礼记·曲礼上》同时有“坐如尸”和“坐毋箕”的说法。其中，“坐如尸”表示的是一种庄重、虔敬的坐姿，而箕坐和蹲踞一样则被视为一种散漫、无礼仪的坐姿，二者的对比十分强烈。这说明，把尸解释为“夷俟蹲踞”不但没有文献依据，反而与文献的记载相悖。
（二）尸方的“尸”读为夷，真的是一个好选择吗？
从传世文献来看，尸方的“尸”字读为“夷”看似证据充分，但从出土材料来看，这种理由就显得十分牵强。
从出土材料来看，夷字在战国以前均不用为族群义。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3册曾列入一个古文字（见《甲骨文合集》17027反），言：“字当释‘夷’，辞残，其义不详。”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则读此字从阝、从寅。
《甲骨文合集》第17027版（反）
从字形来看，因该版刻辞漫漶不清，其字究竟为独体还是合体确实不甚明了。另外，《甲骨文编》中收录了大量的“雉”字，其字或从矢，或从夷，如下图：
甲骨文中的“雉”字（据《甲骨文编》）
这些材料说明，独体的夷字在甲骨文中是可能存在的。季旭升教授《说文新证》便收录了《甲骨文字诂林》的“夷”字，并释道：“甲骨文从矢，上有绳韦缠束，或因以求矢之平正。春秋以后或加土形。汉印征矢头以下类化为‘弟’，盖以‘夷’、‘弟’形音俱近也。”《说文新证》共收录了12个 “夷”字，现附如下：
夷字字形表（据《说文新证》）
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夷字本义或与缴射有关。黄德宽教授说：
甲骨文从矢，从己。己，象缴，矢亦声。《孟子·告子上》：“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焦循正义：“缴为生丝缕之石，可用以系弓弋鸟。”疑夷的本义为缴射，甲骨文雉从矢、从隹，会以矢射隹之意，或体从夷、从隹。又矢训矢伤，诛除、铲平、均由缴射义引申。古谓东之方族团为夷，乃借义。（见《古文字谱系疏证》）
水陆攻战纹铜壶及壶身的弋射图（成都百花潭出土）
此说可信。夷为弋射之义，说亦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从这些出土材料可以看出，在战国之前，“尸”字和“夷”字是并无关系的。那么，“夷”字是如何实现对“尸”字替代的呢？笔者认为，这个替代过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在秦简中，“尸”字和“夷”字开始出现个别通用的情况，这为“夷”字替代“尸”字创造了条件。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甲种《日书》，楚地月名“夏夷”的“夷”字，其或体作“杘”、“尸”（见《睡虎地秦简文字编》）。
第二，在汉代出土材料中，开始出现表族群意义的“夷”字。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说：“尧有天下之时，诎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又比如汉碑《石门颂》：“西夷虐残。”
汉碑《石门颂》
第三，完全替代阶段。这个阶段究竟发生在什么时期，目前尚未见学术界对此进行讨论。可以断言的是，至少在唐代，夷字仍未实现对“尸”字的完全替代。比如，在敦煌《尚书》写卷中，《禹贡》的“岛夷皮服”、“嵎夷既略”（伯3615）、“和夷厎绩”（伯3619）,《泰誓》的“受有亿兆夷人”（斯799），这里的“夷”字均为尸字重文。
敦煌《尚书》写本（伯3169,《尚书文字合编》）
由此可见，出土材料中的“夷”字实现对“尸”字的替代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本身说明，在处理先秦史的夷夏关系时应当防止轻率地代入传世文献的“夷”字内涵。
五、结语
以上通过对当代辞书、历史训诂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进行检视，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学者在释读甲骨文、金文中的“尸”字时普遍是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这种考释方法最大的风险是研究者的思维容易被晚出文献蒙蔽，甚至把附着在晚出文献中的观念带入到对出土文献的理解中。当然，本文只是对“夷”字及“夷”族进行研究的一个起点。关于甲骨文、金文中“尸”字的真正内涵及其历史演变，我们将另文讨论。通过本文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传世文献表族群义的“夷”字其实是一个借字，其本字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尸”字，当今各辞书的“东方民族”义即由此而得；而出土材料中“夷”字的本义为“弋射、缴射”，各辞书中的“平坦、平易”义乃为此义项的引申义。也就是说，各辞书中“夷”字的“东方民族”和“平易、平坦”两个义项其实来自不同的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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