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情勢之消長，為中國先秦史發展之中樞。因此，“夷”字及“夷”人的研究，歷來倍受先秦史家重視。然而，這一課題因跨越文字學、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多個學科，所涉及的諸多問題往往又盤根錯節，故用治絲益棼來說也絕不誇張。下面，我們就來概括地回顧一下這兩千年來對“夷”字的研究。
一、從當代辭書看“夷”字本義之惑
“夷”字的本義究竟是什麼？在當今的權威辭書中，“夷”字有兩條常見義項：一為“東方民族”，一為“平坦、平易”。按照辭書編纂的體例，多義字的義項排列順序一般是：本義、引申義、通假義（見《漢語大字典·凡例》和《辭源·體例》）。然而，奇怪的是，各家辭書對於把“夷”字的上述兩條義項中的哪一條列為本義項卻存在分歧。比如，以“東方民族”為本義項的有《漢語大字典》，說：
通過辭書查閱字義是我們的常用手段
我國古代東部民族名。殷代分佈在山東、江蘇一帶。後來泛指東方各族。《說文·大部》：“夷，東方之人也。”（《漢語大字典》，1986年版，第527頁。）
此外，把“東方民族”列為本義項的還有《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第４版）》和《新華字典（大字本）》等辭書，此不具引。另外，把“平坦、平易”列為本義項的則有《辭源》：
學界多以東夷在華東地區（圖為龍山文化博物館）
平坦，平易。《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詩·周頌·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辭源（修訂本）》，2004年，第781頁）
由上可見，夷字的本義究竟是“平坦、平易”還是“東方民族”，《辭源》與其他各辭書存在明顯分歧。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裡，編纂者則索性把“夷”字的這兩條義項分立為同形同音的兩條，表明這兩條義項互不相屬。
夷1 yí〈書〉【1】平坦；平安：化險為～。【2】破壞建築物（使成為平地）：燒～彈│～為平地。【3】滅掉；殺盡：～滅│～族。 夷2 yí【1】我國古代東方的民族，也泛稱周邊的民族：淮～│四～。【2】舊時泛指外國或外國人：～情│華～雜處。【3】（Yí）名姓。
二、“夷”字古文之惑：傳世文獻的矛盾記錄
辨析字義，首重字源。從傳世小學類文獻來看，諸家對“夷”字古文的認定也頗有分歧。
（一）《說文》：“夷”字古文即其本字
許慎《說文》十篇下《大部》雲：“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說文》未刊夷字古文，可知《說文》乃以夷本字為其古文。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二）《玉篇》：以“屍a”（屍字重文）為夷字古文
“屍a”（字從屍、從二，即屍字重文。下文作“屍a”）字，《玉篇》以之為古文“夷”字，《說文》則以之為古文“仁”字。《玉篇》卷11《屍部》雲：“‘屍a’，餘脂切，古文夷字。《說文》曰：古文‘仁’字。”又卷21《大部》雲：“夷，弋脂切，明也，平也，敬也，滅也，易也，蠻夷也。或‘屍a’字。”
顧野王《宋本玉篇》（局部）
（三）《經典釋文》：以“尼”字為夷字古文
《孝經·開宗明義章》雲：“仲尼居。”宋元兩朝遞修本《經典釋文》“尼”字下注：“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字也。”《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樓藏通志堂刊本與此同。
陸德明《經典釋文》兩朝遞修本
可佐證《經典釋文》者還有敦煌《尚書》寫本，如《泰誓》：“受有億兆夷人。”上圖影八行本寫“夷”作“尼”，同本“夷居”之“夷”字則寫作從屍從工之“尼”字，也就是尼的俗字（見《幹祿字書》），這與《立政》敦煌寫本（斯2074）的“夷”字寫法相同（見顧頡剛《尚書文字合編》）。
三、從出土材料看“夷”字的古文之爭
隨著近代考古學的興起，地下材料大量出土，學者們發現先秦文獻中表族群義的“夷”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其實均寫作“屍”（也有學者讀為“人”）字。准此，“夷”字古文之爭似當就此宣告結束。然而，事實並非那麼簡單，這是因為學者們發現在出土材料中同樣也有“夷”字。於是，在追溯“夷”字古文的道路上，學者們又產生了新的分歧。
甲骨文中的屍方（《合集》36488）
（一）近現代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以“屍”為夷字古文
晚清吳大澂《字說》據師寰簋銘文中的“淮屍”提出，古夷字即“屍”字，並認為“屍”字“象人曲躬蹲居形”（見《金文詁林》第10冊）。師寰簋銘的“淮屍”即傳世文獻的“淮夷”，這是可信的。又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小臣佐簋（《集成》4238、4239）雲：
師寰簋
東屍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師徵東屍。
這裡的“東屍”，即傳世文獻的“東夷”。1932年，徐中舒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一篇對這件青銅器銘文的考釋論文章，說：
屍，古夷字，《周禮·凌人》鄭司農注：“夷之言屍也。……屍之盤曰夷盤，床曰夷床，衾曰夷衾，移屍曰移於堂，皆依屍而為言者也。”……《漢書·樊噲傳》：“與司馬‘屍a’戰碭東。”顏注：“‘屍a’與夷同，屍本古夷字。”作“屍a”者乃屍之重文。銅器凡重文下皆作“二”，兮甲盤、師寰簋載南淮夷事，夷字重文正作“屍a”。
小臣佐簋（《集成》4239）
1933年，郭沫若在日本出版《卜辭通纂》，也說：“舊多釋屍為人，餘謂當是屍字，假為夷。”並自注：“金文南夷、東夷字皆作南屍、東屍。”
（二）部分學者的困惑：出土文獻的“夷”字當如何面對？
把甲骨文、金文中的“屍方”的屍字讀為“夷”，雖然符合傳世文獻記載，但卻面臨著如何解釋出土文獻中“夷”字的難題。李孝定指出：
金銘“屍”字，經傳多作“夷”，論者皆謂屍、夷古今字，而守簋已有“夷”字，彝銘之晚於守簋者，仍以“屍”為夷，楊樹達氏因疑屍、夷為不同之二地，此說未敢遽定。
小臣守簋（《集成》4179）
葉玉森《殷墟書契前編集釋》卷2也說：
“王正人方”（見小臣艅尊，《集成》5990）一語，舊釋“人方”為“夷方”，惟卜辭未見夷字。從夷之字如“䧅”正作夷，則“人方”應否讀為“夷方”，尚為疑問。
小臣艅尊（《集成》5990）
四、近現代“屍”字考釋之惑
李孝定、葉玉森二氏的質疑在學術界引起的反響並不大，但這並不代表沒有價值。事實上，檢討各家的考釋可以發現，雖然以“屍（人）”為“夷”字古文之說頗有勢力，但卻並非沒有疑問。下面，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屍方的“屍”，真的是一個蹲踞的人嗎？
學者們在尋找釋“屍”為“夷”的理據時，常常把“屍”字解釋視為“箕踞”或“蹲踞”形的人，這不能不說受到了傳世文獻中夷夏觀念的影響。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說：
（屍）與人字形相近，以其下肢較彎曲為二者之別。屍象屈膝蹲踞之形。……夷人多蹲居，與中原之跪坐啟處不同，故稱之為屍人，屍復假“夷”為之。
蹲踞女銅俑（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
於省吾《甲骨文字詁林》說：
甲骨文、金文“人”與“屍”有別，屍亦用為夷。屍蓋象蹲踞之形，《論語》“原壤夷俟”、《賈子·等齊篇》“織履蹲夷”皆即此意。林義光《文源》即謂屍“象人箕踞形”。卜辭“屍”為方國名。
2007年，李學勤發表《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也提出類似看法：
在黃組以前的各組卜辭裡，“人”、“屍”兩字的區別是比較清楚的，即“屍”字所象人形足部前伸或有曲筆，作夷俟蹲踞狀。
莊子喪妻，箕踞鼓盆
從傳世文獻來看，這種解釋很難說得通。比如，《禮記·曲禮上》同時有“坐如屍”和“坐毋箕”的說法。其中，“坐如屍”表示的是一種莊重、虔敬的坐姿，而箕坐和蹲踞一樣則被視為一種散漫、無禮儀的坐姿，二者的對比十分強烈。這說明，把尸解釋為“夷俟蹲踞”不但沒有文獻依據，反而與文獻的記載相悖。
（二）屍方的“屍”讀為夷，真的是一個好選擇嗎？
從傳世文獻來看，屍方的“屍”字讀為“夷”看似證據充分，但從出土材料來看，這種理由就顯得十分牽強。
從出土材料來看，夷字在戰國以前均不用為族群義。於省吾《甲骨文字詁林》第3冊曾列入一個古文字（見《甲骨文合集》17027反），言：“字當釋‘夷’，辭殘，其義不詳。”胡厚宣主編的《甲骨文合集釋文》則讀此字從阝、從寅。
《甲骨文合集》第17027版（反）
從字形來看，因該版刻辭漫漶不清，其字究竟為獨體還是合體確實不甚明瞭。另外，《甲骨文編》中收錄了大量的“雉”字，其字或從矢，或從夷，如下圖：
甲骨文中的“雉”字（據《甲骨文編》）
這些材料說明，獨體的夷字在甲骨文中是可能存在的。季旭升教授《說文新證》便收錄了《甲骨文字詁林》的“夷”字，並釋道：“甲骨文從矢，上有繩韋纏束，或因以求矢之平正。春秋以後或加土形。漢印徵矢頭以下類化為‘弟’，蓋以‘夷’、‘弟’形音俱近也。”《說文新證》共收錄了12個 “夷”字，現附如下：
夷字字形表（據《說文新證》）
根據目前已知的材料來看，夷字本義或與繳射有關。黃德寬教授說：
甲骨文從矢，從己。己，象繳，矢亦聲。《孟子·告子上》：“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焦循正義：“繳為生絲縷之石，可用以系弓弋鳥。”疑夷的本義為繳射，甲骨文雉從矢、從隹，會以矢射隹之意，或體從夷、從隹。又矢訓矢傷，誅除、剷平、均由繳射義引申。古謂東之方族團為夷，乃借義。（見《古文字譜系疏證》）
水陸攻戰紋銅壺及壺身的弋射圖（成都百花潭出土）
此說可信。夷為弋射之義，說亦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從這些出土材料可以看出，在戰國之前，“屍”字和“夷”字是並無關係的。那麼，“夷”字是如何實現對“屍”字替代的呢？筆者認為，這個替代過程有三個階段：
第一，在秦簡中，“屍”字和“夷”字開始出現個別通用的情況，這為“夷”字替代“屍”字創造了條件。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甲種《日書》，楚地月名“夏夷”的“夷”字，其或體作“杘”、“屍”（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
第二，在漢代出土材料中，開始出現表族群意義的“夷”字。比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說：“堯有天下之時，詘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又比如漢碑《石門頌》：“西夷虐殘。”
漢碑《石門頌》
第三，完全替代階段。這個階段究竟發生在什麼時期，目前尚未見學術界對此進行討論。可以斷言的是，至少在唐代，夷字仍未實現對“屍”字的完全替代。比如，在敦煌《尚書》寫卷中，《禹貢》的“島夷皮服”、“嵎夷既略”（伯3615）、“和夷厎績”（伯3619）,《泰誓》的“受有億兆夷人”（斯799），這裡的“夷”字均為屍字重文。
敦煌《尚書》寫本（伯3169,《尚書文字合編》）
由此可見，出土材料中的“夷”字實現對“屍”字的替代有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本身說明，在處理先秦史的夷夏關係時應當防止輕率地代入傳世文獻的“夷”字內涵。
五、結語
以上通過對當代辭書、歷史訓詁文獻和當代學者的研究進行檢視，我們不難發現，當今學者在釋讀甲骨文、金文中的“屍”字時普遍是以傳世文獻為本位的。這種考釋方法最大的風險是研究者的思維容易被晚出文獻矇蔽，甚至把附著在晚出文獻中的觀念帶入到對出土文獻的理解中。當然，本文只是對“夷”字及“夷”族進行研究的一個起點。關於甲骨文、金文中“屍”字的真正內涵及其歷史演變，我們將另文討論。通過本文的介紹，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傳世文獻表族群義的“夷”字其實是一個借字，其本字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屍”字，當今各辭書的“東方民族”義即由此而得；而出土材料中“夷”字的本義為“弋射、繳射”，各辭書中的“平坦、平易”義乃為此義項的引申義。也就是說，各辭書中“夷”字的“東方民族”和“平易、平坦”兩個義項其實來自不同的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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