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朱熹哲學的幾個問題

朱熹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哲學家，他有很廣博的學識，建立起了一個很龐大而且相當細緻的哲學體系，因此我們研究和批判他的哲學思想是有一定的意義的。今天，我們從湯一介先生的文章《研究朱熹哲學的幾個問題》中，再探朱熹哲學對今時今日有何價值和意義。

關於分析朱熹哲學體系的問題

如何分析批判朱熹的哲學體系，也是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對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分析批判，看起來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指出朱熹的論點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相反，與客觀實際相反，因而不是真理是錯誤；另一個辦法是揭露朱熹哲學體系自身的矛盾，從而說明唯心主義的謬誤。如果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將會更加深人地揭露唯心主義的實質，鍛鍊我們的思維能力。從分析朱熹哲學體系的內部矛盾開始，指出這些矛盾是唯心主義所無法解決的，最後說明其所以無法解決就在於它與客觀實際不相符合。

我們討論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主要集中在朱熹如何解決“理”和“氣”的相關問題上，因為這個問題是朱熹哲學的核心問題。朱熹認為“理”在“氣”先。如果我們說，既然他認為“理”在先，那就是認為絕對精神產生物質世界，因此是客觀唯心主義，是錯誤的，這當然對，但對於鍛鍊我們的“理論思維能力”幫助不大。有人指出，朱熹所說的“理”在“氣”先，不是指在時間上應先於“氣”，而是指在邏輯上(道理上)應先於“氣”。這樣分析朱熹的哲學當然又前進一步。因為朱熹在講“理”和“氣”的關係上確實無時間先後的問題，他說：“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下引文不註明出處者皆見於《朱子語類》）朱熹認為，如果要說理與氣有個先後，那隻能是在道理上來說這個問題:“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以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這裡可以看出朱熹之所以認為“理”與“氣”無先後，是指在現實中沒有離開“氣”的“理”而言。但是朱熹為什麼不在時間上分理氣的先後，而只是在邏輯上、道理上分理氣先後呢?這樣就必須指出朱熹所謂的“理”和“氣”的關係問題，是講的“本體論”的問題，因此原無時間先後的問題，只有邏輯上何者為根本的問題。在“本體論”問題上，朱熹是堅定地站在客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上，在這一點上他是從不含糊其辭的。他說：“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本來在哲學上的根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是思維是第一性，還是存在第一性，這就是指何者是根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朱熹是毫不隱諱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

朱熹《文翰書稿》

像朱熹這樣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是不會放過宇宙構成的的問題的，在這一問題上就是他對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的解釋了。朱熹所說的“太極”就是“道”，他說:“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因此，他又提出另外一對範疇，就是“道”和“器”。“器”是指具體的有形有象的萬物。在這裡，朱熹就不僅認為“道”只是在邏輯上在先，而且“道”在時間上也先於“器”，是“器”按照“道”而形成的，這就是過去所謂的“宇宙論”(或“宇宙生成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才有時間先後的問題。

分析到這裡，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自身的矛盾還沒有顯露出來，因此還必須進一步研究他的 “理”、“氣”與“道”、“器”的關係問題。

第一，“氣”是如何因“理”而成“器”。在朱熹看來，“氣”有陰陽、清濁，因“理”而形成世界萬物，因此才有千萬種不同的事物。在這裡就產生第一個問題，如“氣”有陰陽、清濁，則其陰陽、清濁是本有的，還是因“理”而有的？朱熹認為陰陽、清濁為本有的。如陰陽、清濁為氣本有，理就不是絕對；但在朱熹看來，“理”必須是絕對，且就朱熹哲學體系來看“理”亦只能是絕對，因“理”是本體。馮友蘭先生看到這一矛盾，因此他在《新理學》中提出一個解決朱熹哲學體系矛盾的辦法。他認為“氣”本無陰陽、清濁，只是世界萬物照著“理”而有“性”，有明陽之性。在他看來，“氣”只是個空的，貞元之氣只是一個“邏輯概念”。這樣馮友蘭先生把哲學的唯心主義向前發展了一步，似乎是解決了朱熹哲學的矛盾，但是又產生了另一矛盾，就是理世界（真際）與實際世界是如何聯繫的問題。在馮先生的體系中，實際上是把兩者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理世界就完全成為虛構的東西了。（這一問題，當另文詳論。)

朱子家訓

第二，在“道”與“器”的關係問題上，照朱熹的看法，在“器”之前就有“道”(“太極”)，“器”由“太極”生。那麼就產生了第二個問題：是“道”本身構成萬物，還是“氣”因“理”(“道”)而構成萬物？在朱熹看來不是“道”本身構成萬物，因“道”是“氣”，先於世界萬物，包括世界萬物，萬物各有其“道”(“太極”)。他說:“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之極致。”“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朱熹認為具體的事物是由“氣化”而後“形生”。這就是說，具體的事物以“氣”為材料，根據“道”面多成有形有象的世界萬物(“器”)。這樣就產生了“氣”在構成世界萬物中的作用問題。如果“氣”沒有作用，那麼有“氣”何用？如果有作用，那麼是什麼樣的作用？照朱熹所言，“氣”的作用，則與“道”有上述矛盾。從這裡看“道”也不是絕對;但朱熹認為“道”是絕對，是形而上，因此形成矛盾。與這個問題相聯繫的是“氣”與“器”有無先後，是“氣”在先，還是“器”外有“氣”。如“氣”在“器”先，則“器”也是“氣”的表現，那麼“道”與“器”的關係亦應似“理”與“氣”的關係一樣無先後。如“器”外有“氣”，那麼就會產生為什麼“器”外之“氣”不照“理”而形成“器”。這些矛盾在朱熹的哲學中也是無法解決的。

第三，朱熹自己也很難貫徹他的“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的思想，因此他在實際上又必得承認“理”在“氣”先，而且不僅是邏輯上在先，時間上也必須在先。所以他說:“太極生陰陽，理生氣。”這裡所言“生”是“產生”的“生”，不是指邏輯先後，而是指時間先後，因為是與宇宙貫徹對比起來講的這個矛盾也是朱熹哲學體系必然有的，是不能用“理”和“氣”的關係只是邏輯在先而不是時間在先所可解決的。因為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邏輯是歷史本身的邏輯，這一點在唯心主義體系中是根本無法解決的。唯心主義使邏輯脫離歷史，把邏輯看成是第一性的，因此朱熹既然主張“理”邏輯地先於“氣”，那麼也就必然認為在歷史上(時間上)“理”也先於“氣”。從這裡我們看出，朱熹哲學體系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馮友蘭先生所指出的朱熹的“理在先”只是邏輯在先，是片面的。全面地解剖朱熹的“理”與“氣”的關係，應該是說，朱熹講“理”、“氣”關係，從“理”、“氣”無時間先後，到“理”邏輯地先於“氣”；從“理”邏輯地先於“氣”到“理”在時間上也先於“氣”，這樣構成他體系自身的矛盾。其矛盾原因就在於割裂和顛倒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關係。

朱熹故居婺源

總的說來，朱熹哲學體系自身的矛盾，是在根本上顛倒和割裂了兩個關係。一個是，他認為“理”在先，而“氣”在後，顛倒和割裂了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另一個是，他以“道”、“器”為分離，他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先已有君臣之理。”這樣就割裂和顛倒了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係。這兩個關係又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不能唯物辯證地解決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就必然陷入種種矛盾之中，朱熹哲學就是證明。本來一般與特殊是結合的，一般寓於特殊之中；歷史與邏輯是統一的，歷史是第一性的，而邏輯是第二性的。朱熹把這個問題顛倒了，而馮友蘭先生又不是去揭露這一矛盾的根源，而是設法掩蓋這一矛盾，因而就陷入歷史與邏輯的割裂(時間在先與邏輯在先的割裂)、一般與特殊分離的矛盾中。朱熹割裂一般與特殊又在於把一般抽象化，使之成為實體，成為世界萬物的根本，這就是唯心主義通常運用的伎倆。如何處理一般與特殊、個別的關係就直接和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相聯繫，一般與特殊的割裂與顛倒構成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根源。

朱熹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問題

關於朱熹哲學在中國哲學上的地位問題，這裡就討論中所涉及的一個問題提出些看法。朱熹哲學對於人們的認識起什的作用，有人認為朱熹的哲學對中國哲學思想起著提高水平的作用。

不承認朱熹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作用是不對的，因此認為朱熹在哲學史上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東西，是片面的。儘管佛教的華嚴宗已經提出來一般與特殊的關係問題，並對“一”與“多的關係進行了很細緻的唯心主義的分析，但是在割裂與顛倒、一般與特殊、一與多的關係問題上，朱熹是有其獨到之處的。至於唯心主義在歷史上的作用如何，那是另一個問題，要進行具體分析。

《家訓圖》

“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學派和唯心主義學派的對立其實就是正確和錯誤的對立。”因此不能認為哲學的客觀唯心主義本身是起著提高哲學水平的作用，相反，這種哲學的客觀唯心主義會把人們的認識從正確的道路上引導到錯誤的方面去。正因為朱熹承認“理”與“氣”有一定聯繫，“有是理便有是氣”，看起來他沒有否認一般與特殊的聯繫，但是他進一步提出“理是本”，這樣就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又認為“理生氣”，在原則上又承認了“理”可離“氣”而存，從而割裂一般與特殊的關係，這就更加能迷惑人。列寧指出:“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哲學唯心主義是把認識的某一個特徵、方面、部分片面地、誇大地、過分地發展(膨脹、擴大)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神化了的絕對。”本來一般是寓於特殊之中，“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但一般又是個別的本質，唯心主義把這一方面片面誇大，從而得出錯誤結論。

存在的並不都是合理的。如果說唯心主義是歷史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因此唯心主義就是合理的，則是不對的。在人類的歷史中有唯物主義就必然有唯心主義，這正是說唯心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對立面。在朱熹的時代，既有朱熹的唯心主義，也有陳亮、葉適的唯物主義，後來又有王船山的唯物主義。雖然陳亮沒有全面地批駁朱熹的唯心主義，但在“理”與“氣”的關係問題上是堅持唯物主義路線的。他認為一般不能離開特殊，他說:“大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也。”（《龍川文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陳亮和朱熹在問題的提法上就不相同。朱熹是從“氣”對理的關係著手，而陳亮則是從道對物的關係來著手。因此，不能認為唯心主義作為唯物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因而就是合理的。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是正確與錯誤的對立，因而唯心主義儘管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合理的。

朱熹《勸學詩》

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朱熹的哲學，也可以說，他的哲學在一定條件下對提高哲學水平起著作用。那就是說，當我們認識了朱熹哲學的客觀唯心主義實質時，這樣就能在與朱嘉的唯心主義哲學鬥爭中發展唯物主義，在與錯誤鬥爭中發展正確的認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王船山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正是宋明以來唯物主義批判程朱陸王唯心主義的產物，朱熹哲學對王船山哲學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是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認識，沒有批判，它就不能起刺激唯物主義的作用，反而會起壞作用。唯心主義水平的“高”，其性質是“魔高”，是錯誤的。我們不能設想，錯誤本身不經批判就可以提高人們正確認識的水平。

朱熹哲學作為唯心主義在中國哲學史上確實是“高”的，在他的體系中包含著若干我們可以批判繼承的思想資料。恩格斯說：“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一個特殊的分工部門，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驅者傳授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一定思想資料作為前提。”由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象都是客觀世界本身（雖然唯心主義者不承認這一點），但是從唯心主義的認識論的根源說，總是根據事物的某個方面加以片面誇張，把人們的認識引導到錯誤的道路上去，為其階級利益服務。因此，有些客觀世界的某些方面可能首先在唯心主義體系中歪曲地反映出來。唯物主義的任務之一就是把唯心主義體系中反映出人們認識的某些環節，從顛倒的狀況加以端正。

朱熹在中國哲學史上提出“理”與“氣”、“道”與“器”等的關係問題，就其把這個關係加以顛倒來說，在認識史上就起著阻礙人們正確認識的作用，又給“理”以鞏固封建制度的內容，使之永恆化，在階級鬥爭中就起著極其有害的反動作用了。唯物主義者就必須批判朱熹的觀點，這樣唯心主義體系中的思想資料才能對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起到積極的作用。在歷史上，王船山和戴震從唯物主義立場上做了一些這方面的工作，今天我們應更進一步地做。

唯心主義在哲學史上的作用如何，必須具體分析。如果一般地說，起提高人們認識水平的作用，那是錯誤的。但是如果不承認，當人們對唯心主義有了認識，在批判唯心主義的過程中可以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也是不對的。哲學史上重要的唯心主義，一方面起著把人們的認識引導到錯誤的道路上去的作用，這是主要的、基本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出若干人們認識中的問題，因而唯物主義從批判唯心主義體系中，發掘這些問題並給以唯物辯證的解釋，是對人們有教益的。

恩格斯說：“理論的思維僅僅是一種天賦的能力。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展和鍛鍊，而為了這種鍛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租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分析哲學史上哲學家的思想，看到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哲學如何陷人錯誤，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的哲學如何在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中把人們的認識提高，看到舊唯物主義如何因其本身的弱點，而在某個方面為唯心主義所攻破，從這些中間吸取的教訓，對於鍛鍊我們的理論思維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像朱熹這樣的較為系統的客觀唯心主義，在中國哲學史上還是不可多得的，分析批判其體系，將會有助於我們思想體系的提高。

（文章摘自《湯一介集之哲學家與哲學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