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驅李大釗壯烈犧牲後，其靈櫬多年寄厝北京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逾六年即到1933年4月23日，始得安葬於北京香山萬安公墓。

李大釗的靈櫬安葬之後，自1933年至1983年的五十年間，中共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團體以秘密的或公開的方式，先後為李大釗修建了六座墓碑，撰寫了六篇內容長短不同的銘文。這些墓碑和銘文，承載著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對革命先驅李大釗的深切景仰、愛戴與懷念之情，蘊含著諸多感人至深的往事，不禁令人油然心生記而述之的興味。

一、劉半農教授為李大釗敬撰碑銘

1933年4月23日的李大釗靈櫬安葬儀典，是以“北京大學師生公葬李大釗”的名義舉行的。是年4月10日，由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領銜，並有胡適、沈尹默、周作人、錢玄同、何基鴻、傅斯年等13名教授聯名發起，公開印發了為“李守常營葬募集賻金啟”，當即得到教育界人士的積極回應，僅約一週時間，就募集賻金六百餘元。於是便由蔣夢麟等13名發起人議定：4月22日，為公祭李大釗之期，地點設在宣外妙光閣浙寺毗盧殿；4月23日，為公葬李大釗之期，上午9時啟靈出殯，並議定將為李大釗修建一座墓碑，碑文請語言學家劉半農教授執筆。4月15日，劉半農教授緬懷深切地悼念之情，擬出了一篇《故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君墓碑》銘文。全文是：

君諱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縣人。早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習政治經濟之學。既卒業，東遊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所詣益精。歸國後，作為文章，布之《甲寅》、《新青年》諸報，理致謹嚴，思度閎遠，見者稱道。以民國七年一月主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事。九年九月，改任政治、史學兩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等校教員。君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遊日眾，名滿域中。會張作霖自稱大元帥於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遊六十餘眾，而令何豐林按其獄，君與路友于、張伯華、鄧文輝等二十人遂同罹於難。風淒雨橫，摧此英賢，嗚呼傷哉！君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六日，死於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趙氏紉蘭。子三：震華、光華、欣華。女二：星華、炎華。越六年，其友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傅斯年、蔣夢麟、樊際昌，劉復、錢玄同等創議募資為營窀穸，遂於民國二十二年〇月〇日葬君於北平西山萬安公墓，載臨斯穴，揮涕悽愴，惟神魄之得所，迪吾民於愷康。

◆李大釗北京大學同事與生前好友蔣夢麟、胡適、周作人、錢玄同、沈尹默、傅斯年、劉半農等教授為公葬募資立碑，由劉半農撰寫碑文。

文中子三之後的“震華”，當系代李葆華之名。李葆華為李大釗之長子，時年已滿18歲。1927年4月李大釗遇難後，為保護他的人身安全，曾由沈尹默、周作人等謀劃，以楊震的化名，秘密送往日本留學。

這篇碑文經蔣夢麟等人傳閱認同，擬於葬事完妥之後，鐫刻石碑立於墓前。然而非常遺憾，由於4月23日的送葬行進過程中發生了意外事件，致使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按原訂計劃，4月23日殯儀於上午9時開始，送葬隊伍自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出發，進宣武門，經西單牌樓、西四牌樓，出西直門直奔香山墓地。送葬隊伍行至西單牌樓時，遇有樂亭同鄉置花圈、供品路祭，約停半小時後繼續前行。當行至西四牌樓時又遇有青年學生、民眾團體等，置花圈、輓聯、布幛等，行禮，默哀，繼而演說、呼口號、散發傳單，群情激昂高漲。一路隨行“保護”的警察鳴笛、放槍制止，繼而揮舞軍械大打出手，當場捕去青年學生等四十餘人，其中有北京大學學生王凌洲等二十餘人，並被押送憲兵司令部審訊，事態令人擔憂。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當即往探保釋學生。蠻橫霸道的憲兵司令部卻以學生系受他人指使，未經查明，拒絕保釋，並且揚言要深究北京大學組織公葬，或有別種企圖，意在鼓動赤色宣傳，擾亂治安等等。為保釋被捕青年學生，蔣夢麟等人忍辱茹垢，奔波勞碌好幾天，始將學生保釋。更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剛剛料理完畢李大釗葬事之後一個月的時間，即5月28日，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女士也憂悒病逝。蔣夢麟等人又將李夫人的靈櫬與李大釗合葬於萬安公墓。李大釗和李夫人先後棄世，其遺孤五人尚在年幼，以後所面臨的生活及教育費用問題如何解決，也已成為蔣夢麟等人不能不予考慮的問題了。如上事變的接踵而來，使得原定為李大釗鐫刻墓碑事，被擱置起來。劉半農教授為李大釗敬撰的這篇碑銘，竟未能勒石立於李大釗的墓前，真可謂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不過尚可告慰李大釗先烈，也告慰劉半農先生的是，這篇碑銘文稿，迄今依然完好保存在北京大學檔案之中，並且已經多次影印於有關書刊之中，廣為流傳於世了。

二、劉半農教授兩次為李大釗和李夫人題寫墓碑

在當年，未將劉半農教授敬撰的李大釗碑文勒石立於李大釗墓前，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出於儘可能避免引起對李大釗墓注意的考慮，以保護李大釗棺木的安全。但是，在李大釗的墓地，總不能沒有任何的標識，這也是當時有所考慮的問題。於是在辦理完李大釗和李夫人合葬殯儀之後的次月，即在6月初，又議定在李大釗和李夫人的墓前各立一碑，但碑面僅分別鐫刻“李先生墓”和“李夫人墓”八個字，不著名諱，可免引人注意。隨後即請劉半農教授分別題寫，並勒石立於墓前，是為北京大學第一次為李大釗及其夫人建立墓碑。不過當時也有人認為，這隻能算是兩塊墓牌，尚不能算是正式建立了墓碑。

或許因有上述說法的存在，時過半年多之後，兩座也被稱為墓牌的墓碑，就為兩座新的墓碑所替代了。第二次為李大釗及李夫人修建墓碑，出於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先生的提議。關乎此事的始末由來，胡適先生在他的1934年1月2日《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陪章蜀川、章希呂、胡鐵巖去遊西山。先到西山飯店。上山到靈光寺，轉到秘魔崖，下山到飯店吃飯。北大教員蒯叔平與應誼兩女士在華文學校別業過年，我邀她們來同飯。飯後蒯、應兩女士別去，我們去遊香山，只到雙清、甘露旅館、十八盤三處。

◆劉半農教授為李大釗撰寫的碑銘。

路上過萬安公墓，我們進去看李守常（大釗）的墳，去年他葬時，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來憑弔。他葬後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在此。兩墳俱無碑碣。當囑夢麟補立一碑。”

數日之後，在一次有蔣夢麟、胡適、馬裕藻、樊際昌、何基鴻等人出席的會議上，作出了為李大釗和李夫人重新建立墓碑的決定。碑面文字仍請劉半農教授題寫。這一次碑文的題寫，與第一次有了不同，分別寫明瞭李大釗和李夫人的名諱及生卒年，以及子女名字。碑面正中分鐫隸體大字“李先生墓”和“李夫人墓”各四字。前者右方鐫文：“先生諱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六日，死於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後者右方鐫文為：“夫人，李守常先生之德配，母姓趙氏，諱紉蘭，河北樂亭人。生於清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一。”兩碑的左下方均鐫有“子女：榮華、星華、炎華、光華、欣華”等字。如是自右至左排列，當以長幼為序，可知“榮華”之名應是長子李葆華代名。

◆劉半農

1979年10月，北京大學舉辦李大釗誕辰90週年紀念活動，筆者曾隨同與會代表到李大釗墓地獻花致敬，得以閱讀並抄錄了李大釗和李夫人墓碑碑文，始發現碑文中所鐫刻的李大釗和李夫人生卒年，與1943年4月28日《解放日報》上刊登的《李大釗同志革命史略》中所說的生卒年，有不相一致處。筆者曾以此為疑問，請教當年負責操辦李大釗和李夫人葬儀的北大教授章廷謙先生。章先生解釋說，墓碑上寫的生卒年，來自當年的戶籍簿，應該是不會錯的。後經多方查證，得知《李大釗同志革命史略》文中所說“李大釗生於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實為“一八八九年”之誤。碑文上所鐫是準確的。但是碑文中鐫刻的李夫人生年為“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有誤，經查考應以其長女李星華所說生於“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為準確。

第二次修建的兩座墓碑碑文，是劉半農先生於1934年4、5月間題寫的，直到同年6月中旬，兩座墓碑始鐫刻畢事立於墓前。而在是時，劉半農先生已離京城去往包頭、綏遠一帶，從事方音、民俗考察工作，未料突於7月14日，不幸身染迴歸熱病逝。劉半農先生生前竟未及看見鐫刻竣工的兩塊墓碑，足令人深感遺憾。幸有另一位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語堂先生將兩座墓碑製成拓片，並製成照片，連同劉半農先生全身照片一張，刊於他當年所主編的第9期《人間世》雜誌首頁，介紹於廣大讀者，也算是告慰劉半農先生於九泉了。

在此還應提及的是，1978年臺灣出版的第22卷第6期《傳記文學》中，曾再次轉刊了林語堂先生刊登過的李大釗和李夫人的兩幀墓碑拓片照，並附有詳細的文字說明，不惟是對李大釗和李夫人墓碑的再一次介紹。

三、中共地下黨組織鐫刻“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墓碑

上述北京大學先後兩次鐫刻的李大釗和李夫人墓碑，雖然分別立於1933年和1934年，但還不能說是最先為李大釗鐫刻的墓碑，最先為李大釗鐫刻的墓碑，應屬1933年4月23日安葬李大釗靈櫬時，與棺木一起埋入地下的墓碑，即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為李大釗鐫刻的墓碑。當年參與過操辦李大釗和李夫人葬事的北大教授章廷謙先生，對此事曾有回憶說：1933年4月23日公葬李大釗之日，有二三百學生、市民群眾參加送殯，形成了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景象極為肅穆、壯觀。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在送葬隊伍中不知何時走進了一輛騾車，也平安地跟隨到達了墓地，表面上看去車上拉的是花圈、冥衣冥器等物，但實際上覆蓋著一塊石碑。碑面的上方鐫有五角紅星圖案，一看便知乃是地下黨組織送給李大釗的墓碑。這塊墓碑的出現，著實令章廷謙等人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沒有被隨行“保護”的警特們發現，不然的話，真不知要發生什麼樣的意外，該如何應對呢？這塊墓碑，顯然是為豎立李大釗墓前之用，但按當時的實際情勢考慮，如果公然豎立墓前，唯恐非但不能完好保存這塊墓碑，而且還有可能會殃及李大釗的棺木。遂經章廷謙、何基鴻等人與李夫人一起商量決定，為完好保存這塊墓碑，防止意外可能的發生，只好暫按六朝墓誌的辦法，將墓碑埋入墓內，待以後情勢變化，再作處置。於是便將墓碑埋入了墓穴之內，期待著重睹天日時刻的到來。

◆被埋入地下的李大釗墓碑。

1982年秋，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萬安公墓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將李大釗及其夫人趙紉蘭之墓移葬新建的李大釗烈士陵園之內。在1983年4月3日上午啟穴移棺時，發現了這塊埋藏地下已經五十年時日的珍貴墓碑。碑高183釐米，寬46釐米，厚16釐米，正面上方鐫有五角紅星，內嵌鐮刀斧頭徽識，正中鐫有“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13個紅漆大字，字跡端正大方，耀眼奪目。碑的背面鐫有二百多字的銘文。全文是：

李大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忠實最堅決的信徒，曾於一九二一年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運動，並且實際領導北方工農勞苦群眾，為他們本身利益和整個階級利益而鬥爭。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爆發了，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竟無恥的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並且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之下，於肆月六日大舉反共運動，勾結張作霖搜查蘇聯使館，拘捕了李大釗同志等八十餘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絞死於京師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難者八十餘人。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勝利的基礎，給無產階級的戰士一個最有力最好的榜樣。現在中華蘇維埃和紅軍的鞏固與擴大，也正是死難同志們的偉大犧牲的結果。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三

北平市民革命各團體為李大釗同志舉行公葬於香山萬安公墓。

碑文概括記述了李大釗的革命功績和高風亮節，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深切悼念之情。但美中不足的是，碑文中有兩個字有筆誤：一是“一九三三年”的後一個“三”字，多了一橫，寫成了“亖”；一個是“蘇聯使館”的“館”字，右邊的“官”字寫成了“中”字。對於碑文中出現的兩個筆誤之字，曾有一位自詡熟悉舊中國法律的人士，強作解人說：“兩個錯字是書寫者故意寫錯的，如果一字不錯，一旦事情被發現書寫者就要被殺頭；故意寫出兩個錯字，即使案發追究起來也只算是個政治犯，可免死刑。”一時間，這一說法曾被許多人信以為真。但後經諮詢相關法律專家，始知根本就沒有這麼一說！所謂書寫者故意寫錯兩字說，實屬無稽之談。

1983年10月，李大釗烈士陵園舉行揭幕典禮時，當年秘密承擔書寫李大釗墓碑的賈毓林教授，曾應邀與會。賈教授對於碑文中出現的兩個筆誤之字，不無遺憾地解釋說：當年“我接受任務後，在學校找了一個偏僻低矮的房間，用二、三層紙遮擋住玻璃，當時環境非常惡劣，萬一走露風聲，讓右派學生髮現不但任務完不成，而且要判死刑。由於精神高度緊張，便把兩個字寫錯。事後發覺時，石碑已埋在地下了。”並自責地說，“怪當時年輕，做事不夠仔細認真。”但在今天設身處地設想當年，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冒著有可能被殺頭的危險，如期完成了書寫李大釗碑文的任務，已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了。有一句“瑕不掩瑜”的成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更何況這塊從地下發掘出來的墓碑，已完好展示在李大釗烈士陵園，它告訴今天的人們，是當年的地下黨組織最先為李大釗鐫刻了墓碑，更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一件珍貴的革命文物。

四、中共中央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鐫刻李大釗烈士碑文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在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以來，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非常重視對革命先驅李大釗的紀念與宣傳。黨中央於1983年初，在北京市萬安公墓內修建了“李大釗烈士陵園”，並修建了一座大型的“李大釗烈士碑文”紀念碑。

如眾所知，當年安葬李大釗於萬安公墓時，公墓經營者曾以李大釗烈士“死於非命”，迷信什麼不吉利說，害怕影響萬安公墓的生意，拒絕出售墓穴。後經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及胡適等人出面協調，才勉強同意出售，但只允許在偏僻的邊沿之地選擇穴位，致使李大釗和李夫人的墓地，地處偏僻，實不易找見。

1983年2月，李大釗烈士陵園內的新墓地竣工後，中共北京市委的有關領導、李大釗烈士的親屬以及陵園管理處工作人員等，特於3月18日為李大釗及李夫人舉行移靈安葬儀式，從原墓地將兩口棺木遷移到李大釗烈士陵園內新建墓地。新建墓地的墓穴用泰安綠花崗石砌成，面積為15平方米，堅固而寬敞，並在墓前分別建立了“李大釗烈士墓”和“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同志墓”的墓碑。墓地周邊植有蒼松翠柏，四季花草，景色秀麗壯觀。

◆ 1983年中共中央修建的李大釗烈士紀念豐碑。

在李大釗烈士陵園內的正中位置，還修建了一座寬4米、高2米的紀念豐碑，碑面鐫有鄧小平同志題寫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兩行金色大字。碑的背面鐫有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修改定稿的“李大釗烈士碑文”。這篇碑文初稿原為一千四百多字，修改後增加到二千二百多字。增加的文字有：

“許多青年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中有些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活動家，如鄧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也都受到過他的影響。大釗同志為建立中國共產黨而努力奮鬥，是我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先後發動了開灤大罷工、二七大罷工等著名鬥爭。”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門舉行反對日本等國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會，併到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願，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殺。大釗同志在慘案發生後，繼續領導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鬥爭”等等，更為明確地敘述了李大釗在黨的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和他在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中的歷史功績等。

碑文的最後部分，還以大段文字，對革命先驅李大釗的一生作出了合乎實際的歷史性的肯定和評價說：“李大釗同志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他為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範。大釗同志和其他無數先烈光榮地倒下去了，但是他們的犧牲沒有使中國革命停止，相反，中國革命在犧牲者的血泊中繼續前進，直至獲得偉大的勝利。作為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釗同志的業績將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追懷和崇敬。”

碑文的落款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83年9月”等字。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為黨的一位已故領導人鐫刻碑文，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是一種莫大的殊榮！而這一殊榮，革命先驅李大釗同志是當之無愧的。

李大釗的名字，將世世代代永遠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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