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教育史，難以避開武漢大學，談武大，卻必須說到王星拱。這個來自安徽懷寧高河鎮的師長，曾加入同盟會反清，也曾幫助陳獨秀、李大釗創立中共，但為躬身於教育，卻寧死不加入任何一個黨派，以獨立思想辦教育，至今而言，無人可及。
這個服務了武漢大學17年的老校長，來自皖江的一代完人，還有多少人記得他呢？被嚴復賞識和寄予厚望的少年王星拱生於一個貧苦的書香之家，父親是個落魄秀才，母親雖早早離去，但外祖父家卻有供養的私塾，於是沒有母親照顧的孩童便早早在私塾進學。
1902年少年王星拱考入新近在安徽省城安慶設立的安徽高等師範學堂，在他們即將畢業的第四年，近代被稱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嚴復執掌這所新式學堂。王星拱和幾位要好的同學“近水樓臺先得月”，其中王星拱時常去嚴復宿舍打轉，請教人生，因為年齡小，有特別機靈，很讓嚴復喜愛。此時嚴復譯作《天演論》剛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尚未暢銷，以書抵資，新出版的書本堆滿了嚴復的宿舍一角，時常拜訪的王星拱有幸閱讀了嚴復這部新作。
在《天演論》一書中，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視角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念，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這部著作使他大開眼界，從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長遠影響，更對嚴復校長的淵博學識崇敬非常。王星拱本就勤奮好學，課餘愛好博覽群書，如今看到嚴復這部對中國文化發展起著巨大影響作用的《天演論》，視如珍寶，便手不釋卷，認真閱讀後、掩卷思忖：偌大中國如何備受外侮侵略，不平等條約多如牛毛？
豈不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天然演化的現實景象嗎？古代文史典籍、中華民族興衰史牢記在心，漸漸悟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而產生憂國憂民的觀念。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為國家民族振興而學習”的精神，他在作文中往往表現出人意料的新見解，學習成績居上乘，成為全校出類拔萃的高才生。在當時革命思潮萌動時期，他心胸開闊、積極向上，更是一位思想前衛的活躍分子。嚴復校長將這種變化看在眼中，更對這位出類拔萃的優秀少年王星拱同學十分賞識、寄予厚望。
一日，王星拱問嚴復：我欲救國，當作幾何？嚴復答道：“去歐洲。”留學方式與眾不同的“中國佬”1908年，適逢安徽省第一批官費留學生選拔招生考試，王星拱來到了當年恩師留學的英國。但他的主攻卻是化學，以致於後來他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哲學家，更是一位化學家。他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迂腐青年。留英期間，他並於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歐洲支部，熱情支持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活動，積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進步運動。以致於嚴復知道此事後，痛心疾首，為這個學生的叛逆惱羞成怒。
1912年，王星拱和他志同道合的皖籍留學生丁緒賢（安徽阜陽人）與石瑛等人發起組織成立我國最早的現代科學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一方面是為報效祖國而勤奮學習當代科學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反對滿清政府的 革命組織，為“科學救國”、“教育救國”而奮鬥。這是中國最早的科學救國的社團組織，也是第一個將外國留學的科學救國志士聚集的組織。
王星拱留學方式與眾不同，甚至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除了上課和組織活動之外，其他的時間就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充分利用學校豐富而近於齊全的圖書資料，勤於筆記積累大量學術資料。這些資料在日後成為北京大學化學系和武漢大學化學系最完備的資料。五四中幫助陳獨秀傳播馬克思的旗手王星拱在英國呆了八年，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與對科學哲學的卓越見解已多次見諸報刊，在國內聞名遐邇，剛登上祖國大地，就接到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聘書，請他擔任北大化學系教授，併兼任二院（理科）主任。
1919年5月4日，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王星拱在“五四”運動中，冒著生命危險，積極參加了這場愛國民主的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有密切往來。王星拱、程演生與高一涵等學者一致支持北京學生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他們和學生一起散發陳獨秀、李大釗印製的《北京市民宣言》，斥責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隨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蓬勃發展，在日後的“科學與玄學”大論戰的一系列文章也讓他成為科學、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體力行者和中堅力量。在宣傳馬克思主義上，王星拱不遺餘力。
但是他更將自己作為一個教育救國的身份，蔡元培的獨立思想讓他認為：教育者不該參與任何主義，而是給予受教育者獨立的接受。執掌武大17年張作霖殺害了李大釗，王星拱因“過從甚密”被迫南下南京。回到安慶的王星拱，出任處於初創時期的省立安徽大學校長。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大學校長，小試牛刀，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安徽大學完成了理學院、文學院、法學院和預科的建設，充分顯示他的組織領導才能。
因為這個原因，蔡元培希望在建立武漢大學的組委會找到了王星拱，希望一起參與到武漢大學的創建中來。武漢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是王世傑，四年任期滿後，拒絕擔任，並說：四年的時間，付出最多，為興學最多功勞的就是王星拱。之後的王星拱一擔任就是12年，在王星拱校長辛勤操持和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下，至抗日戰爭爆發前，武漢大學又完成了圖書館、體育館、法學院、工學院等大樓建築，這些建築與老齋舍、文學院與理學院大樓等珠聯璧合、渾然天成，錯落有致、佈局得體，整體大氣、蔚為壯觀！基本形成一所山清水秀、建築恢宏、洞天林蔭、賞心悅目的人文自然景觀。
為國立武漢大學的繼續發展奠定了美麗的校園環境和良好的物質基礎。自從1932年武大新校舍投入使用後，珞珈山便逐漸成為武漢大學的載體、標誌與象徵，甚至成了武漢大學的代名詞。武大至今都是全國最好的大學之一，這一切，王星拱功不可麼！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急關頭，他多次發表演說，號召在抗日戰爭中，以全力辦好教育、培育人才——作為全體師生員工的天職！他要求全體教職工在平時教學中都要灌注抗戰精神，並特別強調在抗日戰爭與國難時期的人格教育。
他在樂山武大寫下 “痛心疾首，奮起抵抗，一腔熱血，培育人才” 的誓言。當日寇攻佔貴州獨山後，他與友人談及國事時慷慨激昂，表示：“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們也要守住學校與之共存亡！”他的愛國熱情，極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廣大師生，由此走出一批進步青年投筆從戎，他們陸續奔赴全國各地抗日戰場成為光榮的革命戰士，為國家民族流血犧牲、建立功勳！其中不少人成為共產主義戰士，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國家民族革命事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在辦學過程中，王星拱積極主張學術自由，“無為而治”，反對任何政權參與到學校的工作中。蔣介石的“黨化教育”在武大根本無法開展，甚至宣起轟轟烈烈的“倒王運動”也告失敗，氣的胡宗南稱他為“茅崗裡的石頭”。
王星拱不但不怕，還在白色恐怖籠罩下，與教務長朱光潛、訓導長趙師梅一起，先後掩護武大進步學生何代鈁、甘大志、劉兆豐等數十人，安全脫險。拒往臺灣，死也要死在大陸因為國民政府的壓制，王星拱只得帶全家回到安慶，這個時候的國民政府已經是日落西山，準備退往臺灣。
在上海工作300多名武大校友，聚集在“武大上海校友會”追悼先師。剛上任的陳毅市長，送來一幅“一代完人”的輓聯，以示哀悼。因為陳毅的一副輓聯，後人紀念王星拱均稱：從皖江走出來的一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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