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主任室更有圖書便利的好處，吸引了許多教授和學生去那裡閱讀和討論。一時之精英，薈萃於此，切磋琢磨，持疑問難，這樣方便的場所和熱烈的討論氛圍，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在這樣的碰撞和爭論中，許多新知識得以傳播，許多新思想得以激發。
1919年3月18日 ，《公言報》上刊登了《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描述了北京大學的基本思想狀況：
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為之首。其他如黃侃、馬敘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互為聲援者也。……蓋學生中固亦分舊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然有稗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
對於這段文字，雖然當事人如蔡元培、劉師培、胡適都予以否認，但明曉內情者都知《公言報》所說的大體是事實。北京大學文科分新舊之別，大致起於1918年，在此之前，雖然蔡元培已經掌校，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胡適也於1917年9月成為北大哲學門教授，但新派在校內的勢力還沒有彰顯。
但到了1918年，情勢大變，桐城一派已完全失勢，而新派則一躍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群體，“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後，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不過，以劉師培、黃侃為首的舊派仍然還得到一些學生的擁護，在北大的思潮鼓盪中佔據一席之地。另外當然還有許多“介乎二派者”或二派之外者，如同為舊派卻大肆鼓吹“春秋大義”的辜鴻銘，主講印度哲學而發起孔子研究會的梁漱溟，《公言報》認為“主張較為適當”的朱希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李石曾、吳稚暉之類，但都不成陣營，只是參與構成北京大學“眾聲喧譁”的特殊氛圍。
胡適
從本心來講，蔡元培傾向於新派，但是身為一校之長，不能單憑己意行事，而是要維持新舊並立、不偏不倚的局面。雖然這種維持相當艱難：一方面，校內的新學思潮洶湧而起，舊派人馬已經漸漸射不住陣腳；但另一方面，社會上守舊勢力對北大的攻訐無時或已，一直動用到“最高當局”。而公眾對於北京大學的一舉一動，都給予相當關注。處在漩渦中心的蔡元培，當然不能貽人口實。周作人曾分析蔡元培當時對新舊的處理方法：“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讓它自由競爭，這似乎也不很妥當。但是在那個環境裡，非如此說法，‘今’與‘外’這兩種便無法存身，當作策略來說，也是必要的”。
蔡元培
所以蔡元培對外宣稱的原則是“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在校內諸般事務上，也儘量採取調和中庸的態度，如《北京大學月刊》創立後，教員中關於用橫行書寫還是直行書大起爭執，蔡元培只得委曲求全，將兩者“分而治之”：
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會公決，全用橫行，並加句讀問命等記號，但諸先生中亦有以吾國舊體文學形式一改，興趣全失為言者。鄙人亦以為然，惟一冊之中半用橫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則大不便於讀者。今與諸先生約，凡科學性質之文，皆用橫行，送各研究所，編入普通月刊，其文學性質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請送至校長室，由鄙人編輯為臨時增刊。
新舊思潮並行不悖的思想氛圍，造成了北京大學“自由討論的空氣”。1917年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後，北大圖書館購置外國新書的數量和時效都大為改觀，學生裡讀外國書、討論新知的風氣也漸漸盛起來。其時師生聚會和討論主要有兩個場所，一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的國文教員休息室，錢玄同等時常在這裡，另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主人是李大釗。
李大釗
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所以大家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這兩個房子裡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
李大釗的主任室更有圖書便利的好處，吸引了許多教授和學生去那裡閱讀和討論。一時之精英，薈萃於此，切磋琢磨，持疑問難，這樣方便的場所和熱烈的討論氛圍，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在這樣的碰撞和爭論中，許多新知識得以傳播，許多新思想得以激發。難怪羅家倫感慨道：“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
討論的題目，並不僅限於學術問題、專業思路，有著“為國求學”傳統的北大學子，自然會關注社會，心繫天下。他們從書籍和教師那裡接受的種種西方政治、社會、思想的學說，會影響他們對當下社會問題的看法，使他們自然而然分成不同的派別。比如對於“救國”這一目的，大家都表示贊成，只是對“如何救國”的意見很不一致：
第一，不少同學主張由愛國人士逐漸展開活動，獲得人民支持，將來這些愛國者能夠進入國會掌握政權，形成政治上的新風氣，救國才有辦法。第二，醉心於新文化運動的人物認為還應當加強新文化運動，才是救國的正當途徑。第三，一般激進的同學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認為應當搞直接行動，打倒賣國賊和親日派。同學們往往成群地聚集在寢室裡辯論這一問題。
這也是當時知識界對於救國問題的不同態度。學生們在寢室裡辯論，當然無足輕重，但一旦他們行動起來，辦刊物，組社團，向社會發言，並且將他們年輕的聲音和“先生一代”的議論匯合起來，再加上北京大學在全國的特殊地位，就可以形成一些“思想史事件”，影響到“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界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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