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張作霖逮捕後迅速遇害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時，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京畿衛戍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京師警察廳四機關組成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李大釗一案，近午審理完結。據當時奉系公開報章及京師警察廳報送公函等顯示，給李大釗等人所定罪名為“意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實犯刑律之內亂罪及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京師警察廳公函內容如下：
京師警察廳公函十六年字第一四六號
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徑啟者案奉
安國軍總司令部令：開案查前據該廳在東交民巷俄使館附屬房屋內破獲共產黨犯李大釗等三十名，檢同證據送請訊辦等情。當經本部組織臨時軍法會審，一再研訊，並檢查證據證明李大釗等確係共產黨犯，意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實犯刑律之內亂罪及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業於四月二十八日依法判決宣示：李大釗、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李銀連、楊景山、範鴻劼、謝承常、路友于、英華、吳平地、方伯務等二十名均處死刑；舒啟昌等四名各處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李雲貴、韓子明、呂玉如、張之旺、趙玉發、張全印等六名各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除李大釗等業已執行外，合行令仰該廳遵照將舒啟昌等十名轉送監獄執行。具報此令，等因奉此相應將舒啟昌等十名函送貴廳查收，轉交監獄執行實紉公誼。
此致
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計送舒啟昌、謝光沛、孟祥、郭林一、李雲貴、韓子明、呂玉如、張之旺、趙玉發、張全印共十名 （京師警察廳印）
經查，此公函所言“刑律之內亂罪”，民國初年《暫行新刑律》這樣解釋：“凡以暴力紊亂國家內部存立之條件者，謂之內亂罪。即現行刑律十惡之謀反是也。舊律以謀反為謀危社稷，本案改為內亂。”
“陸軍刑事條例之叛亂罪”即《陸軍刑事條例》中所述“叛亂罪”，泛指一切有礙於其統治秩序、威脅其政權存亡的行為。綜上所定罪名，李大釗等所犯是危及國家安全、社會治安，乃至推翻政府的“謀逆”大罪。當日下午2時，李大釗等20人即被執行絞刑。從入獄到判刑短短22天時間，從宣佈“罪狀”到執行死刑更是刻不容緩。1927年4月29日的《順天時報》記載了從開庭審判到執行的過程。特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當局辦理黨案，自特別法庭成立後，審判長何豐林及各法官曾在警廳屢次檢閱證據，及李大釗等供單。其關係較重者，並由何等親提審問，核對前後供詞，商量判決辦法，至前晚止，大致即經商定，遂於昨日上午十時在警廳正式開庭……開庭後即將李等提訊，至午訊完，當即判決。所有情節最重之李大釗……等二十人，一概絞決。首由主席法官將各個人之罪狀及證據一一檢出，當眾公佈，各人皆承認，並畫手押於罪狀紙下，竣事後，即由何豐林宣佈各人即刻執行死刑退席。當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桂五（高繼武—作者注）為監刑即送司法部街後身之看守所刑場執行……
由此可見，張作霖絞殺李大釗等人之迅速，20人從提審到宣判用時兩個小時，從公佈“罪狀”到執行也僅兩個小時，不容許上訴，戒備森嚴。執行之時殘酷地使用了“三絞法”，李大釗等年輕革命者被殺害。
隨著勢力的不斷擴張，張作霖以蕩平中國、在北京就任大總統為目標，“赤黨”是他如意算盤上最大的絆腳石。李大釗長期在北京主持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工作，是“赤黨黨魁”，他卓越的領導才能及有效的戰略佈署給張作霖沉重的打擊，所以張作霖對李大釗及其領導的共產黨恨之入骨。這就是張作霖對李大釗下毒手的主要原因。
領導北方革命成為軍閥“眼中釘”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李大釗擅長做統戰工作，注重改造舊軍隊，使他們傾向革命。馮玉祥就曾深有感觸地講過“教授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系勢力不斷伸展，控制了京山線（北京至山海關鐵路）和津浦路北段，直達魯、皖、蘇等省，幾乎觸及中國的半壁江山。1925年10月10日，孫傳芳率五省聯軍向盤踞滬寧線的奉軍進攻，奉軍敗退，把主要力量集中於京山線及天津附近。張作霖一面退守與孫傳芳作戰，一面又不斷侵佔馮玉祥的駐地，馮不得已退至南口。為避免與孫傳芳、馮玉祥同時開戰，張作霖派出代表到馮軍中試探、拉攏。馮玉祥本著保民安民之心不願與張作霖正面衝突，與之周旋，口頭上許之以聯合，但軍事行動上，加緊與京津守軍前方將領鹿鍾麟等人的聯繫，並加強與國民二軍嶽維峻聯絡，做著不免一戰的準備。
李大釗幫助馮玉祥認清張作霖的拉擾目的，指出奉軍北退的戰略在於“以徐州的防禦交給張宗昌，而以其主力軍屯駐於京津一帶以監視國民軍，尤其對國民第一軍特別嚴重的注意”，使馮玉祥迅速與奉分離並與郭松齡聯合舉起反奉大旗。
郭松齡是奉系軍閥首領，但他深惡戰爭，建議張作霖停止內戰，退回關內。張作霖不予理睬，反倒派張學良入天津督戰。當孫傳芳進攻保定之時，張作霖勃然大怒，“謂我退彼進，則舍一戰外，別無方法。急電令郭李（李景林）準備作戰，且令於珍密帶總攻擊命令來津”。郭、李見形勢急迫，遂決定反戈。郭松齡派代表到馮玉祥軍中，請馮玉祥聯合作戰。馮玉祥在日記裡也記載了與郭松齡代表的會見：
十一月二十日
八點：令王乃模與郭松齡之代表談話。
……（下午）八點，李都統、宋師長來，告以解決時局之方法，及今早與郭松齡代表接洽之情形，並令宋師長帶騎兵兩師往多倫，牽制熱河之奉軍。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點半起，閱公事，知郭松齡已發動，乃將此種情形告知李都統、張師長、佟旅長與馮旅長等。八點，通電勸奉張下野，並歷述其應下野之理由有三。
11月23日晚，郭松齡由天津帶兵13列車趕赴灤州倒戈反奉，並致電張作霖，要求其下野，讓位張學良。
郭松齡部隊起事後，迅速出關，勢如破竹，破山海關、營口，直達新民，逼近張作霖奉天老巢。在最緊張之時，張作霖竟然購買大量汽油，準備燒燬住宅以絕後世。12月17日，張作霖向郭松齡求和，郭松齡未允，張轉向日本求助，獲得日本關東軍支持，並在日軍幫助下逮捕郭松齡夫婦，殘忍殺害。郭松齡兵敗，但他的部將魏益三卻繼承了郭松齡的遺志，率部參加馮玉祥國民軍，編號為國民軍第四軍。張作霖雖然殺害了郭松齡，但對郭松齡和馮玉祥以及策動郭倒戈的共產黨恨在心頭，共產黨員任國楨就因為在《東北早報》上刊發郭松齡倒戈的文章而被捕。
在郭松齡倒戈的過程中，李大釗做了大量的工作。蕭裕聲在其著作裡這樣寫道：“李大釗親自作郭松齡等奉軍將領的工作，聯絡他們參加反帝、反奉戰線。在‘五卅’運動高潮中，李大釗同志以中國國民黨北方領導人的身份，派遣共產黨員任國禎和國民黨員錢公來、朱霽青等到奉天。指令他們一方面發動學生、工人、市民參加反日、反奉運動，同時畀以與郭松齡接洽任務。”
郭松齡被害後，北京國民反日進兵南滿大會在中山公園社稷壇舉行郭松齡追悼大會，李大釗、徐謙、劉清揚等出席大會並作了悼念演講。
郭松齡倒戈、馮玉祥反奉給張作霖以沉重的打擊，他們的正義之舉，與他們自身反對戰爭、渴望和平、關愛人民之心有關，但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宣傳引領也給予他們極大幫助。
在日軍幫助下，張作霖得到喘息後與直魯聯軍達成共識，對國民軍展開了猛烈的攻擊。1926年1月1日，馮玉祥宣佈下野，後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赴蘇聯考察，張之江接任西北軍總司令。
3月12日，奉軍在日本軍艦的掩護之下進入天津大沽口，並間接引發了“三一八”鬥爭。李大釗等鬥爭的領導人遭到段祺瑞執政府的通緝。李大釗掩護其他同志轉移，自己秘密轉至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兵營，居住於28號房間，並將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一併遷入，開展地下鬥爭。4月17日奉軍佔領北京後，大肆逮捕進步人士，實行野蠻統治。《京報》《社會日報》等報館被查封，邵飄萍、林白水相繼被害。
李大釗對張作霖的反動本性是有所瞭解的，但他深知自己所領導的北方區委、北京執行部在此時期的重要責任，所以當黨內外同志勸李大釗離開北京時，他堅定地留了下來，促使馮玉祥進一步走上革命道路，謀劃著北方的保衛戰，策應著北伐。
隨著張作霖與孫傳芳的進攻，馮玉祥部國民軍撤出北京，退守南口。李大釗等建議國民軍利用南口地勢修築工事，加強固守，保住戰鬥力量，與敵斡旋4個月之久。為解除南口國民軍的危機，李大釗還派人做京畿一帶軍隊的工作，相約一致動作，謀劃與張之江聯合行動，解決吳佩孚，截斷奉、魯軍後路。然而，因為種種原因，行動失敗，南口也於8月14日被奉軍攻破，西北軍向包頭大撤退。
南口失守，國民軍潰敗，急需馮玉祥重整隊伍。早在1926年3月，馮玉祥政治失意，希望親自到蘇聯考察。李大釗在徵得黨中央的同意後，助馮玉祥成行。而此時，李大釗根據革命形勢需要，不得不立刻請馮玉祥歸國並安排于右任到蘇聯與馮接洽。8月9日，馮玉祥與于右任在莫斯科會面，於講明受李大釗所託請其回國的來意，並轉達了李大釗為其制定的作戰方針。馮玉祥接受李大釗意見，返回中國。9月16日晚8時，馮玉祥到達五原，與鹿鍾麟等部會師，9月17日在五原召開誓師大會，發出《五原誓師宣言》，宣佈脫離北洋軍閥，接受國共合作綱領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參加革命。
在馮玉祥未回國之前，李大釗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李石曾以個人名義電告馮玉祥出兵陝西的戰略：“請即出兵陝西，經富谷縣、葭縣、延川、洛川、耀縣，攻取同州直撲潼關，一則可以阻吳敗退入陝之路，一則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圍。”後來李大釗又請方仲如帶親筆函給馮玉祥，建議出“長安會師鄭州”。馮玉祥接受李大釗建議，確定“固甘援陝、聯晉圖豫”八字方針，兵分多路趕赴西安。11月27日，馮玉祥徹底擊垮劉鎮華鎮嵩軍，解楊虎城、李虎臣長達8個月之久的西安之圍，打破了張作霖消滅國民軍、蕩平北方的夢想。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還對各軍事力量進行分析比較，爭取一切機會聯合分化，與奉系在爭取軍事力量上展開博弈，取得良好效果。
1926年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蔡園就任安國軍總司令並當即制定了軍事戰略方針。李大釗於12月5日寫信給中央，指出當前需注意問題：“（一）接近魯張（宗昌，作者注）……驅孫（傳芳）而拒楊（宇霆）；（二）收納靳（雲鄂）、田（維勤）、魏（益三）等，使之北拒奉，東拒魯，西向潼關與國民軍攜手；（三）聯合閻錫山，使之消極的不與奉合作。”
1927年1月，李大釗以北方區委名義向中央報告《奉系最近軍事計劃》：“奉方對南之真意，可概括言之如左：姑以他人之兵力抵禦黨軍、國民軍，他們能抵禦得住，固佳，如不能，則奉方出其生力軍以與轉戰數省疲弊無力之黨軍、國民軍戰，如此，確信可取事半功倍之效。”一針見血地指出張作霖此戰略佈署的要害。針對這一計劃，李大釗結合聯軍之間既聯合又矛盾的現狀，提出了多項策略並加以實施。如，加強黨軍與靳雲鄂聯繫，打破奉系許靳雲鄂以河南的誘惑，靳雲鄂最終與入豫奉系開戰；進一步加強與晉地閻錫山的聯繫，打破奉系對閻錫山的拉攏，使之與國民軍合作。在馮玉祥組建國民軍時，閻錫山放還了原俘獲的國民軍官兵，並且派代表溫士潘駐北京，與李大釗接洽，接受李大釗的建議，保晉拒奉，打破奉系不費槍彈坐待江山的計劃。
1927年3月，蔣介石率北伐軍攻取南京，幾乎同時，在周恩來等共產黨員的領導之下，上海起義成功，蔣介石亦率軍接收。至此，從1926年7月開始的北伐革命，僅歷時9個月，就佔領了長江中下游。張作霖審時自保，向國民政府提出妥協，《順天時報》曾載文報道：
1927年3月，李石曾氏曾語人云：“奉天派對於南北妥協問題，曾一再向餘提議，而楊宇霆更屢次派人與餘接洽，但餘與李大釗協議後，以現狀尚無妥協餘地，故當即謝絕”云云。
正是因為李大釗的卓越領導才能和謀劃能力，引起了張作霖和眾多反動軍閥的嫉恨，所以大戰在即，逮捕殺害李大釗就成了軍閥們共同的主張。
謀害李大釗的多方“黑手”
張作霖對蘇聯仇恨已久。因為種種歷史原因，蘇聯並沒有完全落實《懸案協定》（《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筒稱），尤其在中東路問題上寸步不讓。中東路在張作霖的東北管轄區域內，張與蘇聯在《懸案協定》的基礎上又簽定了《奉俄協定》。因為雙方利益的爭奪，1925年張作霖逮捕了蘇方派駐的中東鐵路局局長伊萬諾夫，雙方關係更加惡化。郭松齡倒戈期間，蘇聯把持鐵路對張作霖進行要挾，使張作霖大為光火。在北京黨案發生前，張作霖即已派部隊包圍並搜查了哈爾濱蘇聯總領事館，除了“罪證”文件外，還起獲了一定數量的軍火。這可以看作是張作霖包圍蘇聯大使館以致強抓殺害李大釗的一個信號。
李大釗被捕當日，張作霖電告各將領，說明該案經過。以下是1927年4月8日《晨報》的報道：
本地軍警今晨在使館界內，拘獲著名共產黨首領李大釗，及同黨三十五名，搜出軍火槍彈，及宣傳品多件。此次被捕人等，將會嚴問。然須指明者，即此項擾亂之徒，實負宣傳共產及蹂躪之責，其罪不可恕。北京維持治安前途之大多危險，現已移去。被捕各人將按情定罪。
百餘字的電文中“嚴問”“罪不可恕”等即已經表明張作霖本人殺伐的態度。
1927年4月14日《盛京時報》報道：
其黨魁數人，希圖將北京都市完全毀壞，並有許多不軌行為，關於地方治安者太大。軍警當局，責有攸歸，當然不能不加以制止雲。
由以上報道可以看出，張作霖在抓捕李大釗之時，已經下定了要嚴懲的決心。
1927年4月8日，張作霖電告各軍閥，徵詢處置意見。張宗昌、孫傳芳等6人給張作霖的回電中，只有一人“電請量情法辦”，其餘5人均主張“嚴辦”，山西軍閥閻錫山沒有回電（這是李大釗與之聯繫、做晉工作的結果）。張學良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也是和張作霖一樣的—嚴懲。
黨案發生後，北京大學等9校校長商談營救被捕學生及李大釗事。《晨報》1927年4月11日報道：
特推定北大校長余文燦，師大校長張貽惠，於十日向張陳述，並預先致張一函，說明拜訪之意，昨日上午十時餘張二人，曾赴文昌衚衕八號訪張，次因張公出，遂於下午四時復往。餘張等到時，適張外出，由葉秘書代見。
餘、張兩校長在前往訪問張學良之前即致信告知，那就說明張學良知道二位校長要來訪。上午10時來訪時，張學良外出，下午4時再訪時，張又外出。可知張學良是不想與餘、張兩校長見的，由葉秘書代答本意給予兩校長的答覆不過是推諉之詞。
接下來張學良又以答俠骨先生公開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態度：
（一）你說：應該從速宣佈李大釗勾引赤俄擾亂中國的證據，定為叛國罪，處以死刑。這件事，軍警當局此時正在分別審訊，自當等候依法辦理。
（二）你說：國民黨應從寬處置，那正與我們的宗旨相合。孫中山先生曾同奉天有合作的歷史，我們自然以友誼看待。我們討赤，是討共產黨及赤化主義者，與純正的民黨並不反對。現在北京政府，以及軍警當局中，民黨人員，就很多呢。
在該信中，張學良明確地告知三點：1、李大釗是要定為叛國罪，必殺無疑的；2、奉軍對於共產黨及赤化主義者斷不留情，而對於國民黨黨員不做深入追究；3、放低自己的姿態，表明這樣做是因為形勢所逼迫，請不明就裡者多加諒解。
在查閱李大釗被難史料時，我們會注意到臨刑前，有“南方某要人”主張“速行處決”的報道。那麼這“南方某要人”是何人，又為何力主殺害呢？
《晨報》4月29日報道：
最妙者，聞南方某要人亦有電致在京某人，主張將所捕黨人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民國日報》5月12日報道：
蔣介石又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記者按此訊甚確）二十九日北京晨報詳載其事，惟改“蔣介石”三字為“南方某要人”。
《晨報》隱去了蔣介石的名字，但文字頗有深意，用“南方某要人”代替蔣介石，且用“最妙者”三字，引人聯想。首先“南方”點出位置，北伐軍一路北進，幾乎肅清江、浙、贛聯軍，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已經失去長江下游，更無力攻擊兩廣。蔣介石佔南京建立臨時政府，汪精衛此時尚在武漢與共產黨合作中，含混之中自有所指—蔣介石。
蔣介石一步步打壓共產黨的力量，都因為共產黨的妥協而得逞，他自己也完成了由革命黨人到新軍閥的蛻變。
1926年，在北伐之前，蔣介石製造了“三二〇”中山艦事件，打擊排斥共產黨的力量，奪取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權。
北伐途中蔣介石為控制國民黨中央、排斥汪精衛，突發遷都之議，先是要遷都南昌，後又定都南京。遠在北京的李大釗對此有所覺察，提出疑問：“國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觀瞻所繫，豈能朝令夕更，視若兒戲？……如果不為一時軍事上必需，即介石同志及總司令部亦宜坐鎮武漢。”李大釗雖然對蔣介石忽左忽右的行為很不理解，但還是以大局為重，勸告他要顧及國民黨中央的團結。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更是加緊與張作霖聯繫，意欲除掉李大釗等革命者。在得到蔣介石一紙電文後，張作霖毫不遲疑地加快了殺人速度，當天審判定罪，當天處刑，甚至來不及完成所捕黨人的全部審判。就這樣，新舊軍閥聯手殺害了中國共產黨的傑出領袖李大釗。
如果說張作霖突襲大使館、殺害李大釗事件暴露了他的軍閥本性，那麼國際勢力的背後支持，也是悲劇發生的重要原因。
張作霖深知中國軍警進入使館區是不符合國際法規定的，所以在進入使館區前，他多次以“蘇聯人濫用豁免權，組織並傳播針對北京政府的煽動、破壞活動”為由，向駐英大使藍普森提出搜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的建議，藍普森基本默認了張作霖的請求，但又不願意擔責，以免其他中國軍隊或政治力量效仿，建議張作霖與首席公使歐登科協商。張作霖的要求得到了歐登科的首肯，歐登科還為張作霖所率領的“一批中國警察進入使館區搜查遠東銀行、俄國兵營和庚款委員會簽發了許可證”。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駐中國使團也默許了張作霖的搜捕行為。當時的漢口《民國日報》對各方態度做了明確的交代：
辛丑和約開會決定，準華兵搜查俄使署，當時與議者，聞一致同意，美使馬慕瑞亦無異言，允許狀系荷蘭公使以領袖資格簽字，此事各使署當時皆知之。是以當華兵入界搜查時，各使署衛兵皆退讓於旁，俄代使今晨以抗議文送登各報。
正是有了駐華公使團的支持，張作霖做好一切安排和佈置，並且派外交處長親臨現場參與，實施了大逮捕。張作霖在搜查蘇大使館西院後派遣軍隊把守，各大使館也派了士兵以保護本國人員為名加強對俄使國的監視。
牽強的“罪證”與走過場的“審判”
張作霖在大搜捕的過程當中，不僅逮捕了李大釗等國共兩黨工作人員，蘇聯大使館武官等工作人員，遠東銀行、庚款委員會、中東鐵路辦事處等工作人員，還對俄西院兵營所有的房間進行了地毯式的清查，包括從李大釗住室、國共兩黨領導機關辦公室、蘇聯武官室等處查獲了各種各類的旗幟、印章、少量武器和大量文件，報紙上記載有7卡車之多。
為了給自己的行徑尋找藉口，張作霖加派人手翻譯整理，將搜查到的文件編譯成冊，取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於1927年底出版。在編輯整理過程中，張作霖曾將部分文件公開展覽，請中外人士觀瞻。還命人將整理文件目錄在《盛京時報》《申報》等報紙上連日公佈，文件包括蘇聯對華的工作計劃、蘇聯在華所用經濟、對國民軍軍隊的經濟支持、北方區工作情況、李大釗與各地同志通信及工作安排等，現僅選其中一小部分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的內容摘錄如下：
（一） 高風致李大釗函一件，函內敘述勞工運動及鼓吹北伐。
（一）致中甫（陳獨秀—作者注）研究共產主義之私函一件。
（一）孔德致瑞祥函一件，系用藥水書寫，用火烘出，內容商量藉中山逝世紀念日，宣傳共產主義，企圖發展。
（一）白永泰致陳泉函一件，說明共產真諦，並朝其努力。
（一）陳喬年編著俄國共產黨歷史稿一帙。
（一）胡溪致白永泰信一件，敘述在包頭宣傳共產，並催寄款項。
（一）彭振綱由綏遠包頭寄白永泰信一件，索寄《共產主義之建設》等書籍。
（一）邢之書致白永泰信一件，索寄《無［產］階級政黨之建設》及《工人與政黨》等共產書籍。
（一）柏桂即白永泰致廉德信一件，敘述款項已由使館（即指俄館）直接匯往領署撥付，並去函津滬各埠工會，一致群起為後援，囑勿氣餒。
所選內容全部與中國共產黨相關，除“致中甫信”和“陳喬年編著”兩件外，均是李大釗與其他黨員的通信，其中“瑞祥”“白永泰”“柏桂”是李大釗及北方區委的代名詞，無論是寄“瑞祥”還是“白永泰”，均指北方區委或李大釗。據李星華回憶，李大釗得知張作霖要闖入俄使館後，曾經和同志們燒燬過一些重要的文件，既使不算李大釗燒掉部分，這些被查獲的文件也足以為張作霖殺戮提供藉口。
李大釗被捕後，受到多次審訊，審訊者記錄下來一些證詞，因有所歪曲，後來他要求自錄供詞。除此，李大釗還以自述的形式寫下生平最後一篇文章，被稱為《獄中自述》，共三稿。無論是當時的審訊記錄，還是李大釗親筆所寫自述，他都明確表明自己國民黨黨員的身份。李大釗巧妙地利用這一身份，對革命同志尤其是共產黨員進行掩護，比如他在回答“施英是何人”這一問題時，說“施英是湖南人”，實際上施英即趙世炎，是中共北方區的組織部部長，也是他最親密的戰友，剛剛與周恩來領導了上海大罷工。在這些文字中，李大釗講了人生歷程，坦陳自己反對當時的“北京政府”，因為北京政府是北洋軍閥的政府，是帝國主義把持下的政府，代表了大官僚大軍閥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說這就是軍事法庭給李大釗定罪的理由，那麼無論如何這都是牽強的，又何況張作霖口口聲聲要對國民黨人寬大處理。
李大釗在被絞殺之時，何雋先生曾親臨現場。他回憶，在受刑之前，指揮行刑官曾詢問過李大釗對家屬有何囑託？李大釗說道：“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分也，何函為？”李大釗犧牲後，家人的生活所需皆為北大同仁及親朋捐贈。為主義而獻身，這是李大釗平生夙願和終身理想，“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將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為之奮鬥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正所謂“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坦蕩胸懷明日月！
現在有一些言論，對張作霖絞殺李大釗一事進行“另類”評說。筆者不想去評論張作霖的好與壞，不想跟任何人起筆墨官司，只是想把這段真實的歷史講出來，希望大家對這段歷史公正公平地認識和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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