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後，載灃與汪精衛的命運發生了神奇的逆轉——國土淪喪之際，從前的攝政王堅守了一箇中國人的氣節，拒絕投靠日本人扶持的偽滿洲國；而那位曾經的革命青年卻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

清末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1883—1951年），字“伯涵”，號“靜雲”，晚年自號“書癖”，改名“載靜雲”。清朝道光皇帝之孫，光緒皇帝之同父異母弟，宣統皇帝之父。

清末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

緒三十四年（1908年）任軍機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儀入承大統，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次年代理陸海軍大元帥。因此，在清朝的最後三年中（1909年—1911年），他是中國實際的統治者。宣統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被迫辭去攝政王職，閉門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兒子溥儀退位。 民國十七年（1928年），遷往天津幽居，後又去東北，拒絕日本人勸降之要求，並怒斥其子溥儀投靠日本，之後返回關內居住。1951年2月3日病故。

（一）赴德道歉，不辱使命

因義和團運動中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殺，他於1901年被委派充任頭等專使大臣赴德國為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向德國道歉，拒絕德皇跪拜要求，堅持了民族大義。

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卻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他得知德皇讓他跪拜後毅然拒絕，堅持大義，讓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載灃還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遊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制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後掌舵中，他表現出了祖先們無法想象的寬容和豁達。

（二）遭遇暗殺，放過汪精衛

1910年4月，北京發生了一個轟動全國的大案，汪精衛、黃復生刺殺攝政王未遂。

當時內務部尚書、肅親王善耆暗示，在鞫訊汪精衛等時，不準用刑，也不叫下跪。肅親王善耆親自審問，汪精衛與黃復生爭著說自己是主謀，令善耆頗為動容，連稱“義士”。因他們所說的都是廣東話，善耆聽不懂，於是命人給汪精衛提供紙筆，令其筆錄，汪精衛下筆千言，這使他們的交談在紙頁上得以保留。汪精衛一揮而就，文辭之美，立意之正，令肅親王頻頻點頭。

據說，官方準備的供詞上為汪精衛準備的罪名並不是謀炸攝政王，而是說他因國人渾噩，想借此震醒國人，顯然這是一個有意為汪精衛解脫的罪名。汪精衛在獄中作詩曰：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汪精衛被捕後，主管北京警察系統的肅親王善耆認為：朝廷標榜立憲，為緩和人心起見，不如從輕發落為佳。這件事得到了載灃的批准，於是汪精衛被判無期徒刑。武昌起義，清廷大赦革命黨人，汪、黃二人得以出獄，汪精衛直接參與了南北議和。

假設年輕的汪精衛沒有得到攝政王和肅親王的“偏愛”，他就“可能”成為像吳樾、徐錫麟、喻培倫、彭家珍一樣的英雄而被後世銘記。歷史將用一座心中的紀念碑來表彰他的犧牲，而不是1946年在南京紫金山以一個工兵營來炸開他鋼筋水泥澆築的墳墓。

（三）拒絕投靠偽滿洲國，保住晚節

很多年後，載灃與汪精衛的命運發生了神奇的逆轉——國土淪喪之際，從前的攝政王堅守了一箇中國人的氣節，拒絕投靠日本人扶持的偽滿洲國；而那位曾經的革命青年卻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

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

此時，那個汪精衛從前想刺殺的人——載灃，拒絕日本人勸降之要求，並怒斥其子溥儀投靠日本，之後返回關內居住，在淪陷的北平過著清苦的平民生活。

愛新覺羅·載灃，是一個堅決反對分裂祖國的愛國者。他在日偽的統治下沒有屈從日本人的一再勸誘，堅持不去東北，在政治上同“滿洲國”劃清了界限。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政治膽識和魄力。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也是值得後人敬重和尊重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