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泉州港內“風檣鱗集”，雲帆遮天，海舶穿梭奔忙。城南瀕江碼頭車水馬龍，晝夜不停地裝卸舶貨，中外各國商賈雲集，市場上終日熙熙攘攘。南關“聚寶街”和臨江一帶貨棧，以及“舶司庫”裡，堆積的香藥珠寶奇珍琳琅滿目，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宋末元初，泉州超越廣州，成為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元代中葉（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泉州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兩個貿易港之一。當時亞非各國朋友特別是阿拉伯國家朋友，僑寓泉州者“數以萬計”。

泉州港的繁榮，給政府帶來了鉅額的關稅收入。南宋紹興末年（1162年），泉州、廣州兩舶司的淨收入，增至二百萬緡，約佔當時南宋朝廷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的鉅額比重。紹興年間，大食（阿拉伯）商人囉辛，來泉州販賣乳香價值三十萬緡。南宋人周密在《癸辛雜誌》中稱：“泉州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凡發海舶八十艘”，死後其家中尚餘“珍珠一百三十石”。南宋寶慶元年（1225年）任提舉泉州市舶司的趙汝適，在《諸蕃志》中，記述當時泉州與亞非各地發生貿易關係的，有五十八個國家或地區。

地誌裡描繪元代的泉州，是“梯航萬國”和“四海舶商，諸蕃琛貢”薈萃之地。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取道泉州出海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寫道：我們“抵刺桐（泉州）城，城甚廣大，……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我敢言亞力山大港（ Alexandrie）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為額極巨。”比馬可·波羅約晚半個世紀，目睹泉州盛況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都他，讚歎泉州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虛也。餘見港中，有大船百餘，小船則不可勝數矣。”據元代久居泉州，後又隨海舶遊歷南洋、印度洋數十國的大海商汪大淵，以其親身所見所聞，寫成《島夷志略》一書，記述當時泉州與亞非各地發生貿易關係的，達到一百個左右國家或地區的廣闊範圍。

為什麼當時泉州港如此繁榮昌盛？本文試就這方面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長期來相對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是泉州賴以興起的良好土壤

一個貿易港的興盛，有賴於社會政局的安定。社會安寧，生產蒸蒸日上，才能提供豐足的貨源。社會環境和平安定，中外商旅的人身安全、貨物運輸及其他權益，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歷史上泉州港的興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證。

翻開一部泉州的歷史，截至元末以前，幾乎沒有出現過長久的、大規模的戰亂。農業、手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在比較長久的相對和平安定的局面下，得到顯著發展，為泉州港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自西晉末年至隋統一中國，約四百年間，北方久經戰亂，被戰爭拖住了後腿。先是爆發了統治集團內部長達十六年之久的戰亂，即所謂“八王之亂”。接著北方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又展開爭奪地盤的相互混戰，史稱“五胡十六國”時期。這一時期，北方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交織，十分尖銳，社會動盪不寧。連年戰亂，造成無數人民喪生，城市被毀，生產停滯，經濟凋蔽，人民流離失所，相率向外地逃亡。

正當北方一片混亂的時候，東晉等南朝統治的南方地區，特別是福建卻是比較安定的。中原廣大人民和部分士族紛紛前來這裡避亂。相傳所謂歷史上中原士族“八姓入閩”（何喬遠：《閩書》），可能即發生在此時。南遷的中原人民，其中一部分來到泉州地區，在肥沃的晉江兩岸落戶，“晉江”以及“晉安郡”皆因之而得名。他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文化和先進的生產技術經驗，和本地人民相結合，共同開發和發展了晉江流域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

有唐一代（公元618-907年），泉州地區繼續處於長久相對和平的環境裡。唐乾符六年（879年），黃巢起義軍自福州南下，取道泉州城郊東湖，旋即揮師南下廣東，未進泉州城，因此，也未發生戰事。唐朝的泉州，農業生產有了長足進步。晉江下游兩岸沖積河灘，大片的鹽鹼之地，相繼被圍墾和改造為農田。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先後修建成功。如唐貞元間，開挖了“尚書塘”，疏濬了“東湖”，灌溉城東郊外大片的良田。唐大和間，修建了“天水淮”。唐元和初，開鑿了“僕射塘”等。擴大了灌溉面積，提高了農業產量，泉州開始被稱為“富州”。唐末時，泉州與廣州、揚州等成為我國南方的四大貿易港之一。

五代（公元907-960年），就全國而言，是個封建刈據戰亂的時代。但就福建來說，則仍然可視為相對偏安的時期。那時泉州地區先後經歷了三個封建軍閥的統治。先是王審知後代的執政，接著是留從效稱“晉江王”，最後是陳洪進的負固和接受策封。

五代的我國北方，戰火綿延，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原一部分人民跟隨唐末農民起義隊伍南下，來到福建，進一步促進了南北之間文化和生產技術的相互交流。如宋代泉州文化名人、《武經總要》一書的主編曾公亮，其先祖就是隨唐末農民起義將領王潮，由河南光州固始避亂徒居泉州的。

王氏、留氏、陳氏三個封建軍閥統治時，從自身的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記取了唐亡的前車之鑑，採取了一些“安養生息”、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他們的共同點是，比較重視發展本地方的農業生產，能針對本地區的資源特點，大力發展陶瓷，冶鐵等行業的手工業生產，獎勵海外貿易，組織手工業產品出口，對海外通商採取開放政策，因之使泉州地區的社會經濟繼續得到發展。《泉州府志》稱：王延彬襲其父封於泉，官泉州刺史，在泉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待郎”。《留氏族譜》記述，留從效主泉州時，獎勵開墾土地，“平市價，陶器銅鐵，泛於番國，取金貝而還，民甚稱便”。今天泉州灣內晉江南岸，有一片盛產稻穀的小平原，據《泉州府志》記載，就是陳洪進時在此提倡築海埭，外御海潮，內蓄淡水，後來改造成良田，便把此地取名為“陳埭”。上述記載，不免帶有歌功頌德的誇張成分，但從側面也反映了這個時期社會經濟的繼續發展。

宋王朝統一全國以後，不久又陷入民族戰爭的璇渦。先是與我國北方的遼進行長期戰爭，接著又與我國北方的金人兵連禍結，經久不息。而泉州地區則遠離戰火，繼續處於偏安一隅的和平環境。使宋代的泉州，得以在承襲先前經營成果的基礎上，得到大踏步的前進。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設市舶司開港，登上全國性大港的舞臺。南宋泉州港的繁榮，元初泉州港的極盛，使它名列當時世界大港的前茅。所有這一切，可以說是在長期相對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裡，泉州地區社會經濟不斷髮展，港口的自身建設日漸完善，海外交通也蓬勃展開。截至元末，從至正十七年（1357年）開始，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地區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爆發了長達十年的大規模戰亂，使富庶的泉州、興化沿海平原，呈現“烽火連天暗鋒銷，遺骸遍地飛鳥鳶”的淒涼景象。而泉州城則是“孤城閉百日，四野起黃塵”。人民四散，百業蕭條。泉州港遭此毀滅性的破壞，再加上明代實行“禁海”，禁止與外國自由貿易，僑居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商亦紛紛離去，從此便一蹶不振，開始走向衰落了。以後泉州的地位就被福州、月港、廈門三港所代替。然而其盛況已不可與往日的泉州同日而語了。

歷史上因戰亂，而使盛極一時的港口轉盛而衰，這種情形，無論在中外古今都不乏其例。如公元六世紀時的阿拉伯也門商業城市，以及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後的意大利威尼斯、熱那亞等港口，都曾因戰亂受暴力威脅，而趨於蕭條，或引起貿易商路的轉移，被其他新興的港口所取代。

由此可見，一個貿易港的崛起及能否保持長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要求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

二、泉州地區和福建路，擁有提供外貿的豐富資源

泉州地區位於福建東南，面對浩瀚的東海，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溼潤，雨量充沛，適宜於多種農作物的生長。這裡又是晉江、洛陽江的入海處，晉江兩岸和泉州灣一帶，經過長期的沖積和圍墾，形成的泉州晉江平原，是福建沿海著名的四大平原之一。泉州所屬各縣，歷來盛產稻米、甘蔗、花生、茶葉、麻、苧、棉、桑、荔枝、龍眼、柑桔等糧食和經濟作物。其中白砂糖、茶葉、酒、麻布、苧布、印花布、葛布、綢緞、綾、羅、果哺、荔枝幹等，據史笈記載，自宋代以來就是“泛海售商”的傳統外銷品。漁業、鹽業等資源也十分豐富。

泉州所屬的安溪、德化、永春、南安、晉江、惠安等縣，礦藏資源比較豐富。陶瓷原料分佈甚廣，銅、鐵、銀的開採冶煉，歷史悠久。安溪的龍崇銀場、青洋鐵場，永春的倚洋鐵場，德化的赤水鐵場，據地誌材料，自宋初即已開採冶煉。《攻媿集》稱，宋代時曾下詔泉、廣二州為三佛齊國鑄銅瓦三萬斤，因違禁，未果。《諸蕃志》、《島夷志略》等記述，泉州的鐵鼎、鐵針、生鐵、銅鼎、銀等，經常是“海舶飛運”，遠銷南洋各國。德化、泉州、晉江、同安、安溪等地燒製的陶瓷器（青、白瓷器），自五代、宋開始，即暢銷南洋、東南亞、阿拉伯、日本、朝鮮等地。南宋和元代泉州生產的“泉緞”聲蜚世界，遠銷南洋、印度、阿拉伯以及歐洲各地。

福建路建寧的臘茶，馳名中外，向為出口的暢銷品。閩北建窯燒製的黑釉瓷器，建陽生產的“建寧錦”，都是供泉州出口的名牌貨。宋代福建建州（今建甌）的豐國監，是全國四大著名鑄錢監之一。所鑄的銅錢，為當時泉州海商從事貿易活動，提供極為重要的流通手段。

與福建比鄰的浙江處州龍泉窯燒製的青瓷器，宋代時經由泉州港大量銷往海外，成為當時我國瓷器出口中的主流。它與泉州本地燒製的青瓷（稱“土龍泉”），同安、安溪燒製的青瓷，德化的白瓷，晉江磁灶燒製的陶器等，源源不斷為泉州港提供了量多質優、遠銷海外深受歡迎的壓艙貨。馬可·波羅稱讚元初泉州德化制瓷業時說，這裡“製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購價甚賤”。

佔當時泉州輸出首位的陶瓷器生產，宋元時已十分繁盛。據晉江地區文管會一九七七年在德化、南安縣普查的統計：德化共發現古窯址一八八處，其中宋窯三十五處，元窯五處。南安共發現古窯址五十三處，其中宋窯四十七處。宋元時泉州地區陶瓷業的迅速發展，對泉州對外貿易的繁榮，起著十分重要的互相促進作用。

宋元時的泉州港，是全國內外物資的吞吐港。不僅本地區、本省、鄰省的大量貨物雲集泉州轉銷海外，而且腹地許多省份的名貴產品，如四川的綾絲、錦綾以及川芎、大黃、黃蓮、白芷、硃砂、麝香等藥材，也不斷販運到泉州轉口外銷。這一切都為泉州海外貿易，提供了更為充實的貨源。

三、宋廷南遷，加速了泉州港的崛起

宋代特別是南宋，我國的經濟中心逐漸南移。當時，我國北方大部分地區，為少數民族政權所統治，漢族政權的政治中心也南移。北方金人的不斷入侵南宋，長期戰爭帶來的兵禍破壞，使江、淮、兩浙等南宋統治下的地區，社會經濟遭受嚴重摧殘，正常的經濟發展進程被中斷，使南方各對外貿易港的地位消長，起了根本變化。北宋時期廣州、杭州和明州（寧波）有“三司”之稱，掌握十之八九的海外貿易，其中廣州為最盛。宋延南遷臨安（杭州）後，杭州、明州遭到兵火威脅，泉州遠離宋金戰爭戰場，成為南宋小朝廷既便於溝通又安全的一個海上交通門戶，遂取代了杭、明的地位。杭、明兩港一蹶不振，以至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取消了市舶司，海商爭相雲集泉州。

南宋建炎四年（1138年），當兩浙路諸港遭兵劫時，泉州市舶司，卻安然從船商“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紹興四年（1134年）九月，金軍又一次大舉南侵時，宋高宗急“令六宮自溫州泛海往泉州”。雖然自紹興二年起，宋廷對福建路實行凡面闊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三年之中須一年“應募把隘”的規定，但有船人戶，三年之中仍然有二年可自由泛海貿易，使正常的海外貿易活動不致中斷。南宋中葉以後，泉州地位更為上升，最後凌駕廣州而居首位，當時往東南亞等地貿易者，大都在此揚帆發舶。

南宋遷都臨安，使泉州更加靠近當時京城——政治中心，靠近香犀珠寶等奢侈品的消費中心，改變了先前遠離政治中心，不便舶貨綱運上供的不利條件。腐朽的南宋統治者為了滿足奢侈慾望，並從舶貨中抽取關稅，以彌補財政上的危機，不得不在南方大力開發財源，發展海外貿易（當時海外貿易的收益，最高峰時竟佔國庫年度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建炎初（1127年），宋廷皇室的兩大支——南、西外宗正司，相繼遷入泉州、福州。僅鏖集於泉州的南外宗正司的皇室人員，即達二千三百餘人的龐大數目。偌大的皇族上層消費集團寄居泉州，仗勢侵奪，無惡不作，僅每歲支給他們的俸錢及米，即達二十萬五千六百餘貫。但客觀上也刺激了泉州本地香犀象翠等舶來品的需求量。

按南宋政府規定，泉州舶貨綱運至杭州限期三個月，廣州綱運到杭州則限期六個月。顯然泉州的舶貨綱運上供，比廣州要便捷得多。基於地理上的優越位置，因此，南宋朝廷特別倚重泉州海外貿易的經營管理。今在泉州西郊外九日山上遺留的關於“犒設”番商，以及關懷商舶啟航、歸航的宋代“祈風”石刻，便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證。這一原因致使泉州在南宋得以扶搖直上，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大港。

四、元朝政府對外實行開放，鼓勵海外貿易，使泉州海外交通臻於極盛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元兵攻取泉州時，爭取了“素主市舶”的泉州地方官員蒲壽庚勢力的歸降，收到了有力的裡應外合之效，使泉州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免遭一場兵災的浩劫。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將領張世傑等，雖一度曾從海上圍攻泉州，但未能攻下，很快便敗退南粵。元朝統治後，對外實行開放，鼓勵海外貿易，當即（1277年）在泉州等四港口設立市舶提舉司，恢復海外貿易的正常活動。後來共在七個港口設市舶司。對於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元政府也給予優待，宣佈“所在州縣，並與除免雜役”（《元典章》卷二十二“市舶則法”）。重用蒲壽庚，授予行省中書左丞等要職，並利用他在海外諸國的聲望影響，於至元十五年（1278年），命蒲壽庚等向海外各國商人表明歡迎前來我國貿易的政策，“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翌年，占城（越南南部）、馬八兒（印度東南部）二國首來通商，其他諸國接踵而來。泉州港的海外貿易，不但未因朝代更替而受挫折，反而繼續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鼎盛的局面。

元朝在全國建立了完整的陸路驛站和海道水站，便利了各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及商旅貨販，密切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聯繫。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立了自泉州到杭州的海道水站，其間設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海外舶貨及貨物，且防禦海盜。從浙西去京城大都（今北京），十日便可到達。泉州距當時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雖然比距南宋的臨安要遠得多，但由於元朝有完善和暢通的驛站和海站設施，使泉州港源源輸入的海外消費品，仍然可以較快地轉運至大都，供元朝統治階級的享樂需要。

從當時的國際關係來看，十三世紀末，盛極一時的阿拉伯帝國已經瓦解，蒙古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封建國家。其幅員遼闊，地跨亞歐大陸，需要通過水陸不同途徑，保持與其所屬各汗國之間的聯繫。就東西方貿易通道來說，陸路的“絲綢之路”，自唐末以後已被阻截。海上貿易通道成為當時的主流。泉州自前朝（南宋）以來，即是全國的海上交通門戶。這裡素來是“番商雜處”之地，又是波斯人、阿拉伯人（當時稱“色目人”）聚居的港城，長期來與波斯灣阿拉伯諸國，有密切的商業經濟聯繫。南宋以來，泉州與波斯灣之間，有定期的商船往來，這對蒙古帝國本部加強與波斯伊兒汗國之間的聯繫，是一條至關重要的海上通道。因此，元朝非常重視發展與南洋、印度洋、波斯灣之間的海上交通。

有元一代，蒙古族封建統治者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對漢族以外的“色目人”倍加寵用、依靠。對泉州這樣一個“色目人”勢力很大的港口，自然特別給以青睞，加以精心經營和扶植。這從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朝政府整頓市舶條例，其中一些稅則規定，令各港效仿泉州，便可得到一定的說明。可見，泉州港於元代臻於極盛，與元朝政府對外、對內所推行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五、宋元泉州港的繁榮，與當地造船業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唐末五代時，泉州的造船業已具相當規模。王延彬主持泉州三十年，能以每歲“發蠻舶，無失墜”。留從效統治泉州時，宣稱“陶器銅鐵，泛於番國，取金貝而還”。如果他們不仰賴當地造船業的雄厚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進入宋代，泉州是我國沿海造船業重要基地之一。《太平寰宇記》引人注目地把“海舶”一項，列為泉州土產之一。《三朝北盟會編》讚揚說：“海舟以福建為上”。《輿地紀勝》引謝履的《泉南歌》稱：“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泉州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達情景。北宋宣和年間遣使往高麗（朝鮮），不就近在北方僱船，而特先期來福建僱募客船。足見當時福建路所造的海船，在國內享有較高的聲譽。

十三世紀二十年代，據當時任提舉泉州市舶司的趙汝適自述，他在泉州閒暇之際，閱覽泉州流行的繪有南海諸島的海圖。這與十三世紀初年編纂的《瓊海志》，幾乎是同時。說明當時泉州的船舶，經常航行於我國南海海域，並經過南海海域前往南洋各地貿易，因而對南海這條航道上的島礁沙灘，瞭解得很清楚，所以能夠繪製出詳細的海圖，可以說是長期航海經驗的智慧結晶。

宋元時泉州擁有較多的造船場，主要分佈在泉州灣內，從後渚至泉州城南晉江下游沿岸。據《晉江縣誌》記載，泉州南門外晉江畔的辛公亭，是宋代官營造船場（左翼軍舡場）所在地。解放後，在後渚港附近法石一帶的烏墨山澳、雞母澳等地，曾出土船桅、船索、船板、船碇、船釘等遺物，據考證可能是古時船舶修造或寄椗的遺址。據當地老船工和農民的回憶，泉州灣北側的惠安崇武，後諸港對岸的白奇、秀塗等地，以及泉州灣南岸的蚶江、石湖一帶，古時也是造船的場所。所造的海船，曾遠航東南亞各地。

一九七四年，泉州海交館等單位，在泉州灣後渚港發掘的一艘宋代海船，為宋元泉州發達的造船業提供了極為有力的實物證據。出土海船船身殘長24.2米，殘寬9.15米，船底結構為尖底造型，呈“V”字形，共有十三個隔艙，舷側板為三重木板結構，船底板為二重木板結構。從其長度、寬度和深度計算，專業工作者有的估算其載重量為200噸左右。船底板和舷側板，除採用高低榫合外，並用鐵釘和鐵鉤釘釘合。船艙隔板之間附有肋骨，船板縫隙塞麻絲、竹茹，並塗有桐油灰。這種施工工藝在當時世界上是堪稱先進的。從船型看，是屬於“福船”（福建造）類型的前身。根據出土海船的構造特點，學術界認為，它是一艘尖底造型，吃水深，多根桅杆（據推算應有三根以上），多重船板，載重量較大，結構堅固，穩定性好，抗風力強，宜於遠洋航行的貨船。它生動地反映了宋元時泉州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成就。

元朝時泉州依然是我國的造船業中心之一。至元十九年（1282年）九月，元朝政府“敕平灤（河北永安府）……揚州、隆興（江西南昌府）、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據《元史》記載，在泉州極盛時，統有海舶達一萬五千艘之多。馬可·波羅曾讚揚說：“當時海舶之往來波斯灣、中國海間者，華船為最大，多廣州、泉州所造”。說明當時泉州造的海船馳名中外，遠航於印度洋等廣闊海域，深為各國商旅所樂用。

宋元時由於泉州擁有數量多、設備完好的遠洋船舶，又是聲名遠播的海上交通的一個樞紐，因此，中外許多使臣、海商、旅行家、傳教士，都願選擇在這裡啟舶放洋或上岸。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政府遣使往印度俱蘭，便是由泉州啟航。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伴送闊闊真公主遠嫁波斯伊兒汗國，其龐大的船隊（有十四艘船）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也是由泉州港啟程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都他，以及元末時羅馬教皇使節瑪黎諾里等來中國，皆選在泉州登陸。那時的泉州，名符其實地成為聲名赫赫的世界大港。

上述事實雄辯地說明，泉州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達，是宋末元初，使它得以發展成為我國的第一大港，執當時世界最大港口之牛耳的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還應當指出，泉州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正式開港設市舶司後，逐漸形成一套比較完備的市舶管理制度和抽分體例。元承宋制，進一步作了補充規定。宋元兩代朝廷統治者，出於自身的利益，對外商來華貿易採取一些獎勵措施。對外商除熱情迎送外，關稅稅率也比較低（多數時，粗貨十五徵一，細貨十徵其一）。有時還能注意整頓市舶吏治，針對官吏貪贓枉法行為，採取“罷和買，禁重徵”，“違法抑買者，許番商越訴，計贓罪之”。這些做法都有利於保護外商的正當利益，受到了外商的歡迎。用宋代官員自己的話說：“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因此，外商視來華貿易為有利可圖。這對泉州海外貿易的蓬勃發展，起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從唐、宋到元代，有眾多的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外籍商人僑居泉州，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以泉州為據點，來我國轉販物貨，或經營香、藥、珠寶等貿易。他們當中，又有象蒲壽庚這樣幾代久居中國的阿拉伯商人，在宋末元初，主持泉州市舶司達三十年之久，在南洋、印度、阿拉伯等外商中，有一定的聲望和影響，對招徠更多的南洋、印度、阿拉伯等外商來泉州貿易，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