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雖用駢文書寫，文字上的表達還是很清楚的，時人卻每求之過深，時而流於穿鑿。即以《文心雕龍》這一書名而言，就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一些研究工作者不按原文的意思作解釋，反而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
一
研究歷史人物，需要把他放在生活的特定年代加以考察。他和同時的人，因為生活背景一樣，認識問題時也就必然會有相同之處。當然，一些偉大的人物其成就往往超出儕輩甚遠，但也不可能遺世獨立，與眾截然有異。這就是歷史人物的時代性。考察劉勰其人，亦應作如是觀。
《文心雕龍》這一書名，劉勰在《序志》的開頭就解釋得很清楚。文曰：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
前後兩層意思分得很清楚。前言“文心”，乃“言為文之用心”；後言“雕龍”，乃因自古以來之文章以雕縟成體。這就是說，他在撰述之時，是分從構思與美文兩方面著手而進行探討的。
這是魏晉南北朝人共同的做法，亦即反映了這一時代一些傑出學者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
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勰曾有主從關係，文學見解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在《文選序》中闡述選擇文章的原則，以為六經體制尊崇，不能芟夷剪截；諸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只能棄愛。言辭、史籍，與篇翰有異，也不能錄取。蕭統行文至此，筆鋒一轉，雲是：
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選》內選入了很多史籍中的“贊論”、“序述”，這類文字因為具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特點，也就有異於經、子等類文字。“沉思”與“文心”相通，“翰藻”與“雕龍”義近；前者乃言“文心”獨運，後者是說燦若“雕龍”。可見蕭統、劉勰討論文學問題時，觀察問題的角度與理解的程度，頗為一致。
蕭統說的“綜輯辭采”、“錯比文華”，“綜輯”、“錯比”涉及“沉思”的問題，“辭采”、“文華”也就是“翰藻”的問題，蕭統始終抓住文思與美感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魏晉南北朝人常用“事”、“義”二詞。二者既可分用，又可合用。《文心雕龍•事類》曰：“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劉勰以為作家除了依靠才情寫好文章外，還得援引事例為文義提供證據。這當然是這一時期的人普遍重視駢文而提出的要求，因為引用古事舊辭乃是寫作駢文的要著，也是顯示作者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事類猶如作品中的重要材料。因此，“事出於沉思”乃言作品中的材料出之於深沉的構思，“義歸乎翰藻”乃言文義的表達出之於華美的文辭，據此亦可覘知蕭、劉二人用辭之一致。
我們再把目光擴大，推向前朝，也可看到同樣的見解。漢末卞蘭《贊述太子賦並上賦表》雲：
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湧，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藝文類聚》卷十六)
卞蘭用“沉思”、“華藻”二詞來形容曹丕的創作，其用語與見解和蕭統之說完全一致。
范曄在《後漢書•文苑傳贊》中說：
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這裡是把文學創作自構思到完成的整個過程作綜合考察。“情志既動”是說作者萌發了創作的要求，“抽心”即言為文之用心，“呈貌”乃指文章美感之外觀，因為文章之貌“非雕非蔚”，並非具體的雕琢與描繪，但都形象鮮明具體，似乎觸手可及，故亦“篇辭為貴”也。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稱《後漢書》中的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談，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這又與《文選序》中的提法一致。所謂“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寫作這類文體，即在創作美文。文章的特點，可以“沉思”、“翰藻”標示。討論這類文體，也可說是“言為文之用心也”；內中文字，亦可視作“群言雕龍”。
范曄之前，還可以補充《西京雜記》中的一段記載。卷二中有司馬相如論賦的一段文字，自序其撰文之心得，雲是：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此即所謂“賦心”、“賦跡”之說。賦心，即言為文之用心，因為“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賦跡，亦即言“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而這也就是蕭統所提出的“沉思”、“翰藻”。
魏晉南北朝人都很崇拜司馬相如一輩文人，他們每託之前人而表達個人的看法。《西京雜記》中的這一記載，實際上是葛洪一流人物的見解①。
下面還可再舉一個假託古人而抒懷的生動事例，借與上說互證。《文選》卷十三載謝惠連《雪賦》曰：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召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
其後謝惠連在司馬相如名下洋洋灑灑地寫下了這篇《雪賦》。這種假託古人的做法，還是銘刻著魏晉南北朝人的深刻烙印。“秘思”即“沉思”，亦即“文心”之謂；“妍辭”即“翰藻”，亦即“雕龍”之謂。各家措辭不同，其實質則無差異。
由上可見，魏晉南北朝人探討文學問題時大都是從構思與美感兩個方面著手的。劉勰為其著作命名，正反映了時代的特點。但他由此深入闡發，完成了《文心雕龍》這一皇皇鉅著，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也是其超出儕輩之處。
二
古人認為，心是人的思維器官。《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則思。”劉勰以此作為書名，首先說明“文心”一詞乃“言為文之用心也”。“心哉美矣，故用之矣。”這在歷史上也有根據。因為涓子(環淵)的著作即取名《琴心》，王孫的著作即取名《巧心》，前代已有先例。這就說明，劉勰採用“文心”一詞作為書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劉勰用作故實，也就是《事類》中所說的“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其後他又說到“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可知雕龍之說也是用的一個典故。
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劉勰在“援古以證今”的做法上是有保留的。他舉“騶奭”為例，只是用作反面教員，實際上是要擺脫與他的聯繫。例如郭晉稀《文心雕龍註釋》中將上文譯作：
從古以來的文章，都是雕章琢句文采紛披，因此書名又叫“雕龍”，難道只是由於騶奭的綽號叫做“雕龍”，所以採用了它嗎？②
趙仲邑《文心雕龍譯註》中譯作：
其次是文章的寫作，從來都是以精雕細刻和文采豐富為法的，這正如雕鏤龍紋一般，我因而又稱這本書為“雕龍”。過去大家曾以此來稱賞騶奭的文采，但我難道是採取這樣的用意，表示自己也富有文采麼？③
劉勰的態度似乎很微妙，一方面以為文章貴修飾，一方面又堅決與騶奭劃清界限，以為沒有受其影響，“雕龍”之說與前代的故實無關。
這幾句話中的是非曲直，問題出在對“豈”字的理解上。
“豈”字為古文中常用的詞，一般作“難道”解，《序志》中此句句末加上“也”字，更加強了反詰的語氣，實際上是增加了肯定的分量。因此，此句應該譯作：“難道不是有取於騶奭的群言雕龍麼？”可知劉勰於此決無輕視騶奭乃至想要與之劃清界限的意思。
按《文心雕龍》中同類例句甚多，今摘引數則如下：
《誄碑》：“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疏光武而改盼千金哉！”
《雜文》：“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
《才略》：“王逸博識有功，而絢採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
這類句式，“豈”字均作“難道不是”解。這是常見的用法。郭、趙等人均以學養深厚稱，為什麼不能求得正解？看來這不是在詞義的理解上有問題，而是對劉勰的文學見解求之過深。他們把劉勰視作不同於其他理論家的超人，以為不會去引騶奭等辯士為同調，也不可能以其主張為理論根源，實則這是不符實情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這是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後人很少有從負面的角度去加以接受的。
《文心雕龍•時序》曰：“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爽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 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可見劉勰之看待這一時期人物，也與他人一致。他對戰國時期學術風氣的介紹，與《史記》中的記敘是一致的。
魏晉南北朝人重視文學形式的華美，故而援引“雕龍”一詞時，都寓讚頌之意。蔡邕《太尉喬玄碑陰》曰：“威壯虓虎，文繁雕龍。”范曄《後漢書•崔駰列傳》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任昉《宣德皇后令》曰：“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稿。”江淹《別賦》曰：“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可見其時文人都把“雕龍”一詞作為美文的代稱。劉勰以此作為書名，正是時代風氣的反映。
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於“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下批曰：“此與後章文繡鞶帨離本彌甚之說，似有差違，實則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貴修飾，特去甚去泰耳。全書皆此旨。”④閱讀《文心雕龍》，確應把握這一原則。劉勰畢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處在普遍追求美文之時，自會採擇“雕龍”之說，但他又受玄學的影響，故又重視自然之說，從而反對過甚過泰。
張長青、張會恩在《文心雕龍詮釋》中說：
劉勰認為，自古以來的文章，都是重視文采修飾的，但修飾文采是為了表現義理，而且要順乎自然。不能像戰國時代的雕龍奭那樣，修飾太多，雕琢過分，流於矯揉造作。這是針對六朝浮詭訛濫的文風而發的，是富有戰鬥性的。⑤
這種看法，與郭、趙一致，反映了他們的共同觀點，是一種現代人的意識，即以目下文學理論上的要求來要求古人，從而扭曲了劉勰的觀點。郭、趙等人的看法，也是由此出發而有違《文心雕龍》原文本意的。
三
前此討論《文心雕龍》書名的文字很多，其中當以李慶甲《〈文習雕龍〉書名發微》一文用功最深，創穫亦多。他把學術界在劉勰運用“雕龍奭”這一典故時究竟持肯定的態度呢，還是持否定的態度，歸為三種不同意見，從而進行分析，並對其他各種異說一一作了評述。材料充分，考察全面，很有說服力，本文論述這一問題時也參考了他的意見。但他對“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一句的解釋實際上還有不夠周密的地方。他把“豈”字的用法分為“否定副詞”與“推度副詞”兩種，以為劉勰在這裡用作“推度副詞”。這一種看法，不知參考的是哪一位語言學者的意見？現在看來，似乎應當參考楊樹達在《詞詮》中的意見。若按該書所說，劉勰句內的“豈”字應當定為“反詰副詞”。楊氏雲：“豈，寧也。無疑而反詰用之。”⑥樣也就可以求得正解了。假如把“豈”字視作推度之意，那對劉勰是否接受騶奭“雕龍”之說仍然有存疑之意，這樣也就與否定之說相去無幾了。
李慶甲對此書名作出的解釋，也有繼續加以推敲的餘地。李文曰：
筆者認為“文心”與“雕龍”二者聯繫緊密，不是互不關聯；它們之間是主從關係，不是並列關係。“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是探討文章寫作的用心的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說，即論述文學創作的原理之謂。“文心”一詞提示了全書的內容要點，在書名中處於中心位置。“雕龍”一詞出典於戰國時代的騶奭，所謂“雕鏤龍文”，本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形容其文采富麗，另一個是極言其功夫精深細緻。劉勰是在肯定的意義上運用這個典故的，他在書名中所說的“雕龍”，主要吸取了後一層意思，用以說明自己這部書是怎麼樣地“言為文之用心”的。這就是說，“雕龍”二字在書名中處於從屬位置，它為說明中心詞“文心”服務。如果串講，“文心雕龍”四個字的意思就是：用雕鏤龍文那樣精細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寫作的用心。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認為《文心雕龍》的書名翻譯為現代漢語則是：《文術精說》。統觀《文心雕龍》全書，劉勰確實當之無愧地做到了這一點，名實完全相符。⑦
這種解釋之中，有很多可取之處，但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地方。要說“文心”一詞提示了全書的內容要點，“即論述文學創作的原理之謂”，則又從何看出？無非是在使用增字解經的方法而自創新說罷了。
滕福海在《〈文心雕龍〉這個書名是什麼意思？》一文中說：
總之，“文心”提示了全書內容的要點，“雕龍”標明瞭該書形式的特點。“文心雕龍”就是以雕鏤龍文般華麗的文句和精美的結構，去論說文章理論的根本性問題。因此我以為，該書書名可翻譯為：華美地闡述為文之用心；或者徑譯成：美談文章精義。⑧
李慶甲評論此文，以為作者“理解到‘文心’與‘雕龍’二者之間是緊密關聯的，屬主從結構，‘文心’是中心詞：這一些都是正確的”。但他對“‘雕龍’標明瞭該書形式的特點”之說還有保留。實則李慶甲在這個問題上的論證頗有進退失據之勢，因為他也承認“雕鏤龍文”本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形容其文采富麗，另一個是極言其功夫精深細緻”，劉勰文中既有前一層意思，那不就承認“雕龍”具有形式的含義了麼？而他強調劉勰“主要吸取了後一層意思，用以說明自己這部書是怎樣地‘言為文之用心’的”，那又不像是張國光在《〈文心雕龍〉能代表我國古代文論的最高成就嗎？》一文中所說的：“綴上‘雕龍’二字”，“簡直是畫蛇添足”⑨
應該說，這些都是現代人的意識，劉勰取書名時未必如此考慮。
駢文兩兩相對，開合成勢，光從結構上看，很難發現何者為主，何者為從。因此，駢文作者闡述一對對相應的概念，介紹其中的關係時，都要加上其他闡明作者主見的文字。
《文心雕龍•情采》中多方面地討論了有關內容與形式方面的問題，裡面的一些文字，也是兩兩相對，用駢文的標準格式分別闡述“情”與“採”的內涵，但當涉及二者的關係時，則又明確地說：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上述文質、辭情之間的有關文字，確是可以看出主從的關係，但“文心”、“雕龍”二者不同，很難歸入“內容”“形式”的範疇，無法判定其為主從關係。因為解釋“文心”、“雕龍”兩個概念的這一段文字中再沒有加入什麼闡述二者之間何者為主何者為從的文字。
這裡還可以附帶討論一下有關《文心雕龍》書名的翻譯問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施友忠教授將此譯為“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即將書名直譯成“文學之心與龍的雕刻”⑩這種對號入座式的譯法，幾乎遭到國內學者的一致否定。實則平心而論，施氏此舉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種簡捷辦法，也可以說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人們用當下的白話表達方式本難反映魏晉南北朝人行文時的神韻。如上所言，劉勰本來就是分從構思與美文兩個方面著眼進行考察的。《文心雕龍》這種標題方式，採取的是駢文的標準格式，根據時人的文學觀念，對舉成文，這與現代人取書名時的思維方式大異其趣，自然難被信奉現代文學理論的當代學者所接受。
如何溝通古今？范曄“抽心呈貌”之說的表述方式似可考慮，因為這既不違劉勰的原意，“文心”與“雕龍”之間的關聯似乎也緊密了許多。
總結上言，可知今人研究《文心雕龍》之易生誤解，往往是用現代人的意識去規範古人，又不重視駢體文的寫作特點，不能把問題迴歸到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學術環境中去考察。
註釋：
①參看拙作《〈西京雜記〉中的司馬相如賦論質疑》，原載《文史哲》1990年第4期；後載《周勳初文集》第三分冊《文史知新》，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文心雕龍註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8頁。
③見《文心雕龍譯註》，灕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412頁。
④見《〈序志〉第五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版，第218頁。
⑤見《文心雕龍詮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351—352頁。⑥見《詞詮》卷四，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220—221頁。
⑦見《文心識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103頁。
⑧見《文史知識》1983年第6期“文史信箱”。
⑨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論叢》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⑩此書為第一部英語全譯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施氏於1970年時又將之改為中、英文對照本，由臺灣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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