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正題之前，鑑於讀者可能會對本文標題有諸多的疑問，所以，這裡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本文的兩位主人公：一位是劉墉，另一位是和珅。
雖然，大家對劉墉與和珅也有各自的體認，但是，大家的認知是否與相關記載一致，尚無法確定。
既然是在說歷史類的事件，那麼，就先簡要說說文中二位主角的概況。
劉墉
生於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卒於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享年85歲。
字崇如，號石庵，政治家、書法家，大學士劉統勳的長子，祖籍安徽碭山，出生于山東諸城。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進士，時年33歲。
歷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
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潔聞名於世。
書法造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學大家，被世人稱為“濃墨宰相”。
去世後，追贈太子太保，諡文清，後世亦稱劉文清公。
本文標題中的“濃墨宰相”，即是世人對劉墉的稱號，簡單明瞭，既突出了其在書法方面的造詣與成就，也標明瞭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職務。
簡單介紹完劉墉，再說說和珅。
和珅
生於清高宗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依此推算，劉墉比和珅年長31歲；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被賜死，終年50歲。
鈕祜祿氏，原名善保，字致齋，自號嘉樂堂、十笏園、綠野亭主人，滿洲正紅旗二甲喇人，清中期權臣、商人。
初為官時，精明強幹，通過李侍堯案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乾隆帝對其寵信有加，並將幼女十公主嫁給其長子豐紳殷德，使其不僅大權在握，而且成為皇親國戚。
隨著權力的增長，私慾也日益膨脹，利用職務之便，結黨營私，聚斂錢財，打擊政敵。
此外，還親自經營工商業，開設當鋪七十五間，設大小銀號三百多間，且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十三行有商業往來。
曾擔任、兼任了清廷的眾多關鍵要職，封一等忠襄公、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其職務主要包括內閣首席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吏部尚書、戶部尚書、刑部尚書、理藩院尚書，還兼任內務府總管、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總纂官、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等數十個重要職務。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清仁宗下旨將其革職下獄。
所聚斂的財富，據估，約值八億兩至十一億兩白銀，所擁有的黃金和白銀加上其他古玩、珍寶，超過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乾隆帝死後十五天，嘉慶帝即賜其自盡。
和珅介紹完畢。同樣，關於本文題目中的“成熟的政治家”這個說法，也要說明一下。
這個評定或者“定語”，並非信口雌黃，而是有所本：
據說，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國派遣以正使為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公元1737年～公元1806年）、副使喬治·倫納德·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公元1737年～公元1801年）的訪華使團，以慶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為名，要求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其間，斯當東曾將沿途的所見所聞詳細記載下來，寫成《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因此訪華與和珅有交集，所以，擔任此次正使與副使的兩位英國人都對和珅有所評論：
馬戛爾尼：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斯當東：和中堂的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由此可知，關於和珅為“成熟的政治家”的論斷，乃出於英國人之口。
至此，關於本文的兩位主角已經介紹清楚，另外，關於本文標題的“濃墨宰相”與“成熟政治家”也大體說明了出處。
下面，就進入本文的正題，來說一說劉墉與和珅之間在臺面下的鬥爭。
本文內容源自清人汪詩儂所著筆記《所聞錄》中的《和珅》一節。
因為，是在講說歷史，或者是與歷史有關的記述。那麼，首先簡單辨證一下，劉墉與和珅究竟有沒有交手的可能。
關於可能性，最重要的判定，當然是時間，如果時間錯謬，那麼，關公戰秦瓊的笑話，不但會被大方之家不齒，還會被普通讀者譏笑。
劉墉卒於清仁宗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和珅於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被賜死；由兩人的卒年看，這二位在世時，時間的重疊度非常高。因為時間重疊，同朝為官，所以，這二人之間的鬥爭，在歷史場境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至於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詳細考證了，可以放心行文了。
清高宗乾隆時，和珅當國，執掌機要，權傾一世，滿朝文武，沒有幾個人敢攖其鋒。
清朝人後來記述和珅的權勢之大，和珅的飛揚跋扈，甚至把他和明朝的“九千九百歲”魏忠賢相提並論。
把和珅與魏忠賢放在一起說事，先不論這種論調合不合理，僅就兩人共有的特點，從中多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
和珅當日的勢力與實力，似乎都已經可以和滿清的帝室分庭抗禮了。
更誇張的說法是，和珅在朝中的種種作為，有些地方，明朝的魏忠賢還要稍遜他一籌。
既然都這麼說了，那麼，和珅飛揚跋扈的主要表現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結黨營私，把天下公器做了自家擅權斂財的工具。
而且，和珅這樣做，還造成嚴重的後果：
他的結黨營私，權勢之重，使得眾人畏懼，不敢作聲，以至於後來的評論有“道路側目”一說。
所謂“道路側目”，歷史上有過：
《元史》卷一百三十·列傳第十七《阿魯渾薩理傳》有：
“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
《明史》卷一八九·列傳第七十七《李文祥傳》有：
“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
“道路側目”，亦作“道路以目”。
參照歷史記載，再看對和珅的這一評論，可以想見，和珅在當時所造成的形勢，是怎樣地危殆。
當然，可以推斷，這種“道路側目”的情形，主要還是表現在統治階層的官僚機構內部吧。
那些倚靠和珅的人，極盡諂媚奉承之能事。
那些與和珅意見相左或者內心不認同和珅的人，非常清楚和珅的能量，說話辦事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更不要說是正面與他對撞了。
其時，山東諸城的劉文清公崇如（即劉墉），位居宰臣之列，參與清廷的機務，管理所屬的百官。
儘管劉墉的位子也不低，但是，對於和珅的囂張氣焰，他也是無可奈何。因為，皇帝始終對和珅信任有加，無人可對和珅的權勢造成威脅傷害。
因為無法對和珅的專權擅政、飛揚跋扈進行抑制，因為無法削挫和珅的銳氣，劉墉的心中，也常生著悶氣，他常常為此非常惱怒。
根據筆記《所聞錄》的作者清人汪詩儂記述，本文所說的劉墉與和珅在臺面下的鬥爭一事，發生的時間是“癸未春首”。
查了一下相關資料，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是農曆的癸未年，其上一個癸未年在清聖祖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其下一個癸未年在清宣宗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
這三個時間點都無法與本文的人物事件吻合，康熙和道光時期，可以不論。就乾隆時期僅有的癸未年來說，其時，劉墉還沒有做到宰臣的位子，而和珅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事情要講下去，我們寧願相信筆記的作者的時間記憶有誤〔是否癸丑呢？即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
話說，這一年的春首，劉墉探聽到和珅應召入宮，正值天降雨雪，風寒地冷。雨雪天氣導致路途泥濘，劉墉想著，不能在皇上面前與和珅針鋒相對，還不能在半道上戲耍教訓和珅一回嗎？
乘著這個雨雪天氣，乘著這個泥濘的道路，劉墉特意穿上了家中久不穿著、擱置廢棄的舊衣物，在和珅必經之路上等著他。
和珅一到，劉墉馬上著人執持名帖，高高舉起，拜謁於和珅的轎子前面，口中稱道：
“我家中堂大人親自往和大人府上拜年，向大人恭賀新春，恰逢大人不在府上，今兒正巧在路上遇見大人，我家中堂大人已下轎恭候了！”
和珅一聽，知是劉墉在路上等候，或許心中有很多的不情願，但是，人情面子上，基本禮儀上，還是要做足，無奈，他只好下轎。
和珅下轎，原本想著，自己要進宮面聖，既然路途遇見劉墉了，躲不過去，這大過年的，下轎寒暄幾句，應付一下，也就是了。
等到和珅一下轎，馬上就傻了眼了。誰料想劉墉已經跪地向他道賀了。一來呢，劉墉是中堂，二來呢，劉墉年長和珅很多。和珅下轎見劉墉已跪地，也容不得他多想，緊忙按禮答拜。
和珅這一答拜，也得和劉墉一樣，跪地行禮。這樣一來，後果可想而知：
和珅身著的玄裘繡襖，已經被泥濘沾汙，身上全是泥水。
這個時候，再看看和珅，與平日裡風光無限、錦衣繡服、乾淨利落的他比起來，此際的他，更像是一隻吃了敗仗的公雞，雄風掃地。
傳聞，和珅曾因此事在宮中向主上哭訴，但是，因為劉墉的做法，並沒有明顯的過失可以指摘懲處，所以，都拿劉墉沒有辦法。
官場上鬥爭，大到殺頭丟命，瑣碎到小鼻子小眼睛，真是千奇百怪；
官場上的角力，大到檯面上的真刀實槍，小到檯面下的使絆子用計謀，可謂花樣多變。
文末，依然要說明一下，筆記比之於正史，可愛之處就在於它的可信與不可信間。但是，行文過程中，筆記的文字資料，能夠辨正的，都會盡力而為。
不足之處，還請讀者指正！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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