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丨跟蔣天樞先生讀書

蔣天樞先生

*本文摘自邵毅平《中國古典文學論集》（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中國古典文學、東亞古典學。

這裡，側重談談我是怎麼跟蔣天樞先生讀書的，以見蔣先生為人治學風範的一個側面。

1977年恢復高考，我也報考了，並僥倖考上了。說僥倖，是因為恢復高考第一年，全國有五百七十萬人報考，僅錄取了二十七萬人，錄取率不到考生的百分之五，更不到整個十一年上億中學畢業生的千分之三。不過當時我考上的不是復旦，而是另一所有點特別的學校：“文革”中，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現上海師範大學）和上海教育學院等院校合併組建成“上海師範大學”，我當時就是以它的名義錄取的。但錄取以後，它們又分開了，全部恢復了原來的建制，我落到了上海教育學院。它沒有本科教育，只有兩年制的專科，校舍借址軍工路上的上海水產學院（現上海海洋大學，當時尚未覆校）；後來聽說又改成了三年制，發的卻是“上海師範學院”的文憑……情況真的是很混亂。但後來的事情都與我無關，我沒讀到畢業就離開了。僅僅讀了一年以後，我報考了復旦的研究生，到復旦來跟蔣先生讀書。當時的政策比較寬鬆，我是以“同等學力”考過來的。復旦與我有類似經歷的人很多，有本科學歷的都是“文革”前畢業的，我們叫他們“

我之所以選擇讀蔣先生的研究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可能就是一種緣分吧？當時復旦中文系的老先生們都健在，但我是從“文革沙漠”中過來的，並不瞭解老先生們的具體情況。不僅是復旦的老先生們，我初見蔣先生的時候，他問我：“你知道的當代史學家有誰？”我說：“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他問：“你知道陳援庵先生嗎？”我說：“不知道。”他又問：“陳寅恪先生你知道嗎？”我說：“也不知道。”惹得他大為生氣，差點把我趕走。當時我確實什麼都不知道。蔣先生的情況也是以後才瞭解的，報考的時候真的知道得不多。那時既沒有網頁的介紹，也沒有任何的宣傳資料，所以不是因為看重名氣什麼的，就是想跟一個老師好好讀書。報考前，我曾徵詢過劉衍文先生（當時他正執教於上海教育學院）的意見，他說：“只要考得上，都好！都好！”我當時之所以報考先秦兩漢文學專業，是因為覺得讀中國文學應該從頭讀起，說起來也是一個很無知的想法。

我是從19

我原先跟蔣先生讀的是先秦兩漢文學，後來跟章先生讀元明清文學，再後來又對東亞文學關係產生了興趣，人也到了比較文學教研室。但其實我自己的研究路子始終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研究方向和教研室而已。國外學術界有一個說法，說基本上以十年為一個週期，學者的學術興趣會發生轉移。現在看來，我從1979年進復旦讀研到現在，前後三十餘年，差不多正好就是三個週期。第一個十年，做的主要是《論衡》研究；第二個十年，主要做中國文學中的商人形象研究；第三個十年，主要做東亞文學關係研究——儘管目前還沒有什麼像樣的成果。

我們讀研時也要求學第二外語，我一外是英語，二外選了日語。學了一年，覺得蠻有意思的，就繼續學。畢業後留在復旦，借住在學生宿舍裡，每天就跟日語專業的學生一起上課，跟了兩三年。我從來沒有關注

蔣先生指導研究生的方法不是講課，而是指定一些基本的原典來讀。在我們的“培養計劃”上，寫的不是需上什麼什麼課，而是需讀什麼什麼書。文字、音韻、訓詁類有《爾雅》、《說文》、《方言》、《釋名》、《廣韻》等，文史類有《詩經》、《楚辭》、《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等，諸子類有《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指導方式”欄則寫著“閱讀與輔導”。我想，這也是蔣先生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其他老先生也有采用類似方法的）。跟蔣先生讀書，最大的好處就是讀原典，而不是從空頭理論、概論之類東西出發。這也是我覺得最受益的地方。

我們隔週一次上蔣先生家裡去，讀書中無論遇到什麼問題，都可以向他請教，由他來解答，或指示我們去找什麼書。雖然他不是用上課的方式，但因為每次見面時，我們要彙報讀到什麼地方，發現了一些什麼問題，所以就不能夠偷懶（其實也不敢偷懶），所以一直比較戰戰兢兢。當時也不是很懂，但後來慢慢發現，從做學問的角度來說，讀原典是最重要的，上課反而不是很重要。後來我越來越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打基礎的方法，所以我現在也嘗試對自己的研究生採用這種方法。我們讀研的時候，因為人數很少，培養目標就是學術的、專業的人才，就是要接老先生們班的；不像現在，除了學術外，還有各種別的目標。當時學校也不要求研究生在學期間發表論文。我們的情況毋寧說正好相反，蔣先生一再關照我們，不要隨便發表論文，而是要多讀書，把基礎夯實。當時同學間還流傳一種比較極端的說法，就是不要在五十歲之前發表論文。

我們當時讀古代文學，是從小學和文獻學，也就是文字、音韻、訓詁學，以及目錄、版本、校勘學入手的。蔣先生對我們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要我們讀沒有標點的古書，二是論文必須寫繁體字。這不是“語言文字法”的問題，而是因為你的專業就是這個。我之所以還認得幾個字，就是因為蔣先生的關係。蔣先生還有一個要求，要求我們寫毛筆字，可我始終沒能做到。蔣先生那時就說，你不會寫毛筆字，以後要後悔的。現在我果然很後悔，尤其是在出席學術會議，要用毛筆簽到的時候。

跟蔣先生讀書，首先要有一個好的版本。蔣先生自己的藏書上，都是用蠅頭小楷做的校勘記，一絲不苟。蔣先生的字特別漂亮。他只是為了自己讀書方便，而不是為了出版而校對的。還不只是一個版本的校對，而是用各種版本校對，每一種版本的校勘記，都用不同顏色的蠅頭小楷寫，有黑的，紅的，綠的，藍的，我都忘了一共有幾種顏色了。現在蔣先生的藏書都保存在古籍所裡，裡面有許多他的精校本。我開始做《論衡》研究的時候，手頭沒有什麼好的版本，就用“文革”期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白文本，蔣先生把他的那個線裝書借給我，上面有各種色筆的校勘記，我就把它們全部過錄到我的白文本上。我的這個白文本雖然買來時才幾毛錢，但是現在應該是“善本”了，因為上面過錄了蔣先生的校勘記，以及蔣先生過錄的劉盼遂先生的校勘記。這是蔣先生對研究生最基本的學術訓練。雖然讀原典又是要講究文字音韻訓詁，又是要講究目錄版本校勘，看起來好像很慢很沒有“效率”，但只有經過了這樣的訓練，你的研究才能靠得住。

近年來我出版《中國文學中的商人世界》、《論衡研究》（國內修訂版）等書，跟出版社簽約之後，一直到交稿，都各花了差不多六個月時間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其中的每一條引文，都根據較好的版本去重新核對一遍——現在的聰明人，花六個月都可以寫一部書，或者完成一個科研項目了。雖然這都是死功夫，外表是看不出來的，但內行一眼就會發現，你的材料是靠得住的，還是轉引、亂引的。我在書的後面都附了引用書目，每一種書都列出了我所用的版本，因為不同的版本文字是不一樣的，這樣，後來的人用我的書就方便了。有關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是蔣先生教我的。

蔣先生是楚辭學大家，先是有《楚辭新注》①，後修訂增補為《楚辭章句校箋》②，加上《楚辭論文集》，兩本不厚的著作，成立了一家之言，奠定了蔣先生在楚辭學界的地位。蔣先生曾讓我抄寫過《楚辭章句校箋》的部分書稿。那時沒有電腦，沒有複印機，得用複寫紙墊著抄寫（就像開手寫發票），這樣就可以一式多份。但一筆一畫都要用力，方能“力透紙背”，讓下面的稿紙也顯出字來。在那個過程中，我練了字（但現在已經退步了），瞭解了各種繁體字、異體字和古字，最重要的是熟悉了楚辭。抄過不抄過，感覺是不一樣的。我想這也是蔣先生對我的訓練吧？另外，在蔣先生的指導下，我曾寫過一篇關於《楚辭論文集》的書評。本來也是不敢寫的，因為是某刊物的約稿，徵得了蔣先生的同意，原稿又經過蔣先生的“硃批”，所以才敢涉筆並發表。③不料，就是這篇僅有的書評，還被人用化名抄襲了去！④蔣先生地下如有知，該會如何地生氣啊！

左：《楚辭校釋》；右：《楚辭論文集》

蔣先生的治學方法對我影響很深，雖然我及不上老師的學問萬一。我給復旦文基班的同學上《中國古典文學》課，一學期每週四課時的課（等於就是一學年的課），我帶他們一起細讀原典，只讀到漢代課就結束了。後來我聽說蔣先生當年上《尚書》課時，講得非常仔細，幾句話就可以講幾個星期。那是“文革”以前的事了。在這一點上，也許我無形中還是受了蔣先生的影響吧？在這方面，復旦的大環境非常寬鬆，給了教師自由發揮的空間，不會用“教學進度”之類的來卡你。

蔣先生是一位非常認真、嚴格的老師，所以學生們一般都很怕他。但我覺得蔣先生並不特別講究“師道尊嚴”，對我們也從來沒有過“禮節”方面的要求。我們敬重蔣先生，是因為敬重他的精神和學問，而不是出於“禮節”之類的考慮。我記得學生時代，經常有在老師家裡喝茶、吃飯的經歷，但是從來沒有過送禮、請老師吃飯的事情。我第一次去蔣先生家拜年，帶了個小小的水果籃，蔣先生都堅決不收的，說你們現在花爹孃的錢，我怎能收你們的東西呢？

蔣先生對陳寅恪先生是非常敬重的，坊間流傳有許多這方面的逸事。但大家可能都忽略了，蔣先生敬重陳先生，並不只是出於一般所謂的弟子之禮，而是出於對陳先生人格、學問的深刻認識，認為陳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託命之人。正如章培恆先生說的：“自然，蔣先生對陳先生十分敬仰，但這種敬仰首先不是由於陳先生是自己的老師，而是由於作為自己老師的陳先生是一位堅持獨立人格的、忠於學術的、從而也才是真正忠於自己民族的傑出的學者。”⑤同時，越到後來，也越可以看出陳先生信任蔣先生，把他作為一個學術上的知己和傳人。陳先生非常看重蔣先生的人品、學問，把自己的名山事業都託付給了他。即使父子、朋友、親人，能做到這一步的都很少。他們是骨子裡真正的同道者，發自內心的敬重和信任，那種關係，很像古代的知己之士，生死之交。

左：《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右：《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

蔣先生那麼敬重陳先生，但他自己的學術道路，卻並不完全按照陳先生的路子，而是有自己個性的體現和獨立的選擇。比如說蔣先生特別喜歡楚辭，但陳先生恰恰對楚辭別有看法。1964年，蔣先生再下廣州，看望陳先生。陳先生問起蔣先生目前所業，蔣先生答以楚辭。後來的談話中，言及《資治通鑑》，陳先生就說了這麼一句：“溫公書不載屈原事。”陳先生是史學家，極為看重《資治通鑑》，蔣先生當然明白老師的意思，說陳先生“實以砭樞”。但蔣先生從小喜歡楚辭，雖“不敢自明其衷曲”，卻又始終不改初衷，在楚辭研究方面卓然成家。但反過來，從此事也可以看出，老師是多麼地尊重學生，他只是把意見表達一下，不會要求你怎麼樣。所以，這絕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師道尊嚴”，而實在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是以傳承歷史文化為己任的境界。在那樣高的層面上，他們學生敬重老師，老師信任學生。陳先生與蔣先生的師弟關係，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我們做學生的，說到底應該學習老師的精神和學風，而不是老師說什麼學生聽什麼，具體研究什麼還是要看各人的興趣愛好。蔣先生當年跟陳先生就是這樣的，蔣先生自己也從沒要求過學生必須跟他一樣。我除了蔡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是蔣先生命題的以外，後來做《論衡》研究等，都是我自己選擇的題目，蔣先生從來不加干涉。又後來跟章先生讀博，做中國文學中的商人形象研究，題目也是自己選擇的，章先生也完全聽之任之。我現在對自己的研究生也是這樣。我覺得，具有傳承歷史文化的使命感，切實學習老師的精神和學風，就是對老師最好的弟子之禮。

章先生介紹蔣先生為人治學的風範說：“蔣先生始終堅持陳寅恪先生的傳統，忠於學術，對曲學阿世的行為深惡痛絕。自（19）50年代以來，他沒有寫過一篇趨時的學術文章，也沒有參與過任何一次學術批判；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沒有在系裡、校內的學術批判會議上發過言。他的著作，無論是關於先秦的《詩經》、《楚辭》，還是關於清代的全祖望、杭世駿，都是為了發掘出真實的情況，加以描述，此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陳寅恪研究方面同樣如此。”⑦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學人，都會知道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順便介紹一下，蔣先生非常不贊成商務印書館跟中華書局分工，以及上海商務印書館撤銷的事情。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做了那麼多有益於保存中國文化的事情，但解放後一下子就把古籍出版的業務劃給了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的這一塊業務就消失了，蔣先生覺得很是可惜。另外，以前清華是個綜合性大學，有文法理工農五個學院，尤其是文科中的國學研究院，蔣先生曾在那裡讀過書，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解放後院系調整時，除工科外都撤消了。“文革”結束後，1982年1月，蔣先生給陳雲同志寫信，提出清華應恢復文科等學科，辦成真正的綜合性大學，又提出商務印書館應恢復古籍出版業務。清華後來恢復文科，蔣先生是首倡者和催生者；但商務印書館恢復古籍出版業務，則至今沒有什麼動靜。這件事情，反映的同樣是蔣先生對傳承歷史文化的使命感。

有人曾為蔣先生作了一本傳記，⑧雖有一些細節上的錯誤（比如說蔣先生在長海醫院去世，其實不是的，他是在華東醫院去世的），但作者還是很花了一些功夫的，對了解蔣先生的生平很有參考價值。另外，作為復旦中文系百年校慶紀念事業的一環，我曾指導自己的研究生寫過一篇研究蔣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⑨對了解蔣先生的學術道路可能也比較有幫助。

① 《楚辭新注》為未刊稿，僅有油印本流傳。

② 蔣先生《楚辭章句校箋敘》雲，該書“以宗叔師而又諍之”，故取該名。現書名《楚辭校釋》為出版社方面所改，蔣先生生前未能看到該書出版，所以自然也就無從提出異議了。

③ 關於那篇書評，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當初，那篇書評是應《中國社會科學》之約而寫的。能有機會為蔣先生的書寫書評，對我來說是一件既榮幸又艱鉅的事，所以我化了許多工夫反覆閱讀原著，仔細領會蔣先生著作的內在精神。寫出初稿後又呈請蔣先生過目，蔣先生照例一絲不苟地用硃筆批改，我再根據蔣先生的批改寫出二稿……這樣經歷了好幾個回合以後，才形成了最後的定稿，而且，標題由蔣先生親定為《試論〈楚辭論文集〉研究方法之特色》，所以該書評實也可以看作是蔣先生對自己楚辭研究工作的一個總結。書評交給該刊物後，卻一直未見刊用。後來，收到了該刊物的退稿，並附有主編舒蕪先生的一封信。原來，是舒蕪先生對該書評有不同看法，所以自然就沒法在該刊物上發表了。我怕蔣先生生氣，沒敢把舒蕪先生的信給他看。後來，我把書評交給了《復旦學報》，發表在

④ 抄襲者化名“高揚”，抄襲之文題為《論蔣天樞先生楚辭學的歷史研究向度》，發表在《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上。抄襲之文所據為收入拙著《中國古典文學論集》（韓國版，亦即本書的“初集”）中的版本，而非《復旦學報》上的那個版本。該拙著國內沒有發行，我只將其贈送給復旦中文系資料室等不多幾處，一般人不易見到，應為該抄襲者在復旦中文系讀博期間所經眼並抄襲。該抄襲者雖利用了一般人不易見到這一點，但還是因為做賊心虛而不敢署真名（其真名已承知情者見告）。另外，《江漢大學學報》方面經我交涉後，已承認誤刊抄襲之文，並向我賠禮道歉，卻始終不肯在該刊物上公開披露此事，理由是擔心這麼做會影響該刊物的“聲譽”——誤刊抄襲之文不影響“聲譽”，倒是公開披露此事反而會影響“聲譽”？這真是奇怪的邏輯！而拒絕公開披露此事，又與為虎作倀何異？“中國有些大學對學術造假的認識存在著一個嚴重的誤區，以為一旦有教師被發現造假，就會嚴重損害學校的名譽，所以就要千方百計地掩蓋事情的真相，不願做出調查、處理，甚至包庇、維護造假者。對此，我們已司空見慣。”（方舟子快評：清華大學開除造假教授之後http://

⑤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章培恆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⑥ 章培恆《我跟隨蔣先生讀書》，載《大學》第1輯，濟南，泰山出版社，1998年。

⑦ 章培恆《我跟隨蔣先生讀書》，載《大學》第1輯。

⑧ 朱浩熙《蔣天樞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

⑨王志彥《讀書不肯為人忙——蔣天樞教授傳論》，收入《名師名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微信號 : shanghaiguji

傳播千年文明 奉獻傳世好書

閱讀更多 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文章

關鍵字: 邵毅平 上海師範大學 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