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誰知李增順？＿＿＿＿＿

1）

我家墳上冒過青煙，是真的，不過是在很久以前。

牛逼不可以亂吹，可確實是真的。在我小的時候，祖父就一遍遍講給我的。

我的祖父李增順先生，今年（2019年）一月去世了。

我的女兒，今年九月出生了。

如果我不說，誰會知道李增順？連我最親愛的女兒都不知道他。

他走在了我女兒的前生。他被埋在了出生的村莊裡，形成了一個荒草冒尖的土丘。這裡距河間城北八里路，村子就叫“八里鋪”，這可是“八百年前”丈量的距離了，如今還有不到一里就是高樓疊起的城市。

我的女兒不知道李增順不要緊，我怕不久的將來，連我尋找他的影跡也會迷失。

2）

有出傳統京劇叫《大保國》，講得就是老李家的故事，不過那是戲曲化的，藝術效果把李良糟改得很壞。李良的確不是個好東西，在女兒李妃成為李太后以後，他霸佔了很多土地，其中有塊風水好，這是《明史》上的。

祖父還給我講過，李良後來很膨脹，吃飽撐得想當皇帝，半條身子都化成龍形了，結果被他遺棄的術士砸碎了龍眼，最終沒有成為九五至尊，這是神話了的。李良死後，埋葬在了八里鋪，這是真的。

當初那片墳地裡被擺滿了石人石馬，很高很高的那種，綿延百餘米。幾百年以後，那馬也是可以騎的，祖父說他就騎過，還騎過石人文官的帽翅兒，石人武官的脖子，還看到過墳地夜裡閃映著的青光。這統統都是真的。

再好的風水，也無法改變這個頹弱的家族，就像青龍白虎也保全不了北平城。民族多災，山河多難，就連那個沒有文化的女人也不再迷信天力或神助，為了吉祥，他的母親給祖父起了“增順”這個名字，還覺得不夠牢固與安全，又補上個小名兒——“鐵栓兒”，預示牢牢栓住了好運，畢竟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孩子，她是個悲慘的女人，叫劉素勤。

這個悲慘的女人，長在段李莊村的一家富戶，女子無才，她不大認識字。父親劉某某是個敞亮人，做些生意，手頭寬裕，後背簍子裡常備著餘錢，在集市上誰都可以自行抓取幾枚銅板吃頓飽飯。有時候半夜進城出城，就給值夜的差人向牆上扔一吊錢。劉家有個好口碑，所以這個悲慘的女人，賢惠也善良。

3）

祖父成長的年月，鬼子盤踞著半個中國，他先上過幾天私塾，也學過幾句日本話，還給鬼子溜過馬。他那時六七歲，害怕東洋馬，再大點的孩子都能騎馬奔騰了，可他始終不敢，準確來講從生到死都沒那份悠閒，卻總被命運溜來溜去著。

他人生迎面而來的不幸，是根本沒有體味過父親的保護和溫暖。祖父出生沒幾天，他的父親李炳章就逃離了這裡的鄉村和土地，跟著一支過境的國民黨軍隊去努力掙脫既定的命運，奔向未卜的前程。

可他運氣極好，聽說是在重慶做了官兒。

做官以後，他理所應當地搬進了嘉陵江畔的別墅，一同入住的還有另外一個女人。經他同事劉紹先介紹，有位重慶姑娘劉立明，和這位有婦之夫結婚了。他的良心，終歸沒有忘記沉陷在敵區硝煙中的另一個妻子和他唯一的孩子，在本不契合的時機，把本該沉默的真相還捎回了鄉里，證明他還活著，而且活著得很好。

他確實好過，從刀頭舔血的部隊調去了重慶火車站任職，和馮玉祥的某個兒子成了公辦上的好友，藉此求得了馮將軍一幅字：

抗戰必定勝利，妥協即將滅亡。同他交好的另一個朋友，是從北京逃難到重慶的讀書人，人們都稱呼為“葉先生”，他有兩個女兒，一個“溥琴”，一個“溥敏”。常有好事的閒人讓“葉先生”講講老北京的軼事，他總會擺手連說：大清早就亡了，早就亡了。

種種這些熱鬧，是孤立於亂世之外的世間悲苦，滑稽到一個父親和他的兒子除了血脈上的親情，再沒了任何聯繫。

4）

我的祖父沒有享受過他的父親帶來一絲一毫有關愛的雨露，這萬幸成了他日後避免淪落更悲慘命運的重要原因，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真該感謝一位國民黨父親的絕情。

窮苦是根植於祖父童年，乃至穿透人生的記憶。十五歲時候，他病了一場，本是不致命的事，卻也無能為力的危急到了生命。

那個可憐的女人，孤守住她可憐的兒子，被迫清空躺櫃做為備用的棺槨。可是他的兒子命硬，或許與那栓勞好運的名字有關，一些解說不清的非科學性常規，使他不忍丟下無依無靠的母親，奇蹟般地又重獲了新生。不過從此他的頭髮像絨毛一樣柔軟又永遠的失去了光澤。

祖父以非常人般毅力苦讀，考了全縣第二名，頗為遺憾又如願地上了不交學費又發糧食的河間（初級）師範，之後又讀了中級師範。讀書的時候，祖父為了不餓肚子，先要盛半碗飯飛快著吃完，再去盛上滿滿一大碗，這是他難能可貴的一次“狡猾”，讓他一生都難以改掉了熱湯熱飯都要飛速吃完的習慣。

現實的困境，逼迫他強制結束了一條漫無邊際的求學道路，從此教書像是成了不可再抗拒的命運。

當時河間師範的名氣很大，有些教師是被打成右派的高級文人。有位失意的書生北大地質系畢業，他因性格得罪了一個時代，所以從北京一家報社貶謫來到河間教書。

這位先生，曾在河間師範教授國文和歷史，那些內容化成我的祖父日後彰顯深厚功力與終生受益的學識。先生在北大的時候，和考古學家裴文中同窗唸書，可他對裴先生的人類貢獻並不滿意，課堂上就講人家的壞話：那小子功課不太好，就在北京山裡發現了個死人腦袋。

5）

每年麥子熟了，祖父都要請假回家勞動。頭天晚上他對著大伯說：我夢到爹回來了。他大伯罵他胡說八道，說解放幾年了也沒音訊，你爹早就死了。結果第二天他爹真的回來了，還是並不風光的回來了。

祖父跟著大伯在地裡收麥子時遇到了陌生的父親。大伯認出了弟弟，他並不認識父親。他父親當年兩手空空著離家，而今兩手空空著又回家，除了多了那幅馮玉祥的字畫，剩餘的就多出來了那個重慶女人。

聽說他並不是變成窮光蛋了才回家，重慶解放以後，執意沒有跟著敗寇南逃，是在外面又蹉跎幾年後才決心回來。

他把多年來積攢的金子銀子都塞進了雨傘的竹筒裡，堆了滿滿一車，裝扮成商販樣子，打算躲過山水路上不可預知的風險，卻仍遭遇了強盜，最終一把雨傘的全屍也沒有保全。

如今我不再知道那個遙遠的真相，是他真的決定回家後堆滿了雨傘，還是另一種人性的恐怖，堆滿的雨傘施劫後才被迫回家。今生註定使我不能得到質問長者的機會，以後到了天國我也會去問。不過祖父曾堅定地告訴過我了，他的父親從沒有“臺灣”的念想，他堅信那是一個心中有愧的父親，但這些並不足以打消我的疑慮。

好歹是回家了，不單單是他，而且是他們。我的祖父不過是個被動的孩子，他只有順從的權力，真正的受傷者是他的母親。她忍受了王寶釧式的十八年苦等，不能接受這個男人對她沒有一丁點的尊重，她不識字，從沒出過門，一氣之下去了北京，隱忍幽怨著做了十五年保姆，在李國珍護士家裡時間最長。這對名義上的夫妻，分別至死再沒有真正意義的生活。

6）

祖父畢業後在詩經村中學簡簡單單教書，又簡簡單單地娶進門了祖母。我的祖母家是光榮無比的八輩貧農，世代務農，她的父親是馮國璋家裡的長工，她的兄弟有的淹死了，有的餓死了，僥倖活過來的，靠吃燒火作柴的山藥腕子，中藥功效的野草根子度過了多年最困難的年月。但她們家是純正血統的貧農，腰桿挺得倍兒直，祖母還是當地拖拉機站上的工人，就這樣家徒四壁的兩個人結婚，一位無產階級出身的工人，嫁給了一個沾滿歷史汙點的臭知識分子，這嫁自然是下嫁。

以後他們用每月不足60塊錢的工資，承擔起了贍養兩個家族的負擔，要撫育子女，也要照顧老人，偶爾接濟他大伯家的眾多孩子，使兩人本該闊綽的工資分攤到了十餘個人頭上，祖母認命，祖父更認命。

那場運動開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不滿兩歲時，死掉了。女兒送去了八里鋪老家寄養，大兒子由祖母的大姐照看，他們只把吃奶的小兒子留在身邊，四散分離。

祖父的大兒子仍在不滿兩歲的時候病倒，發燒沒死，萬幸燒壞了身子，落下終身殘疾。這次他不再認命，一人背起孩子用腳步丈量著距離四處亂撞，去廊坊看，去衡水看，去山東看，找中醫，找西醫，也找神醫，只要聽說有效果，他都背來背去，十餘年都這樣倔強著，頑固不肯認命，終歸沒有完全治癒，後來也認命了。

7）

學生造反罷課，天津師範學院有個系被迫遷址來到詩經村。這裡的熱鬧不亞於天津，任何關乎時代的氣息，風一吹便到了。八里鋪村的石人石馬被砸了，我家墳上也不再冒青煙。不過還好，青不青煙無所謂，聽說百里之外滿清名臣張之洞的陵墓都被挫骨揚灰，這裡馮國璋的大冢才被開棺暴屍，誰叫他是舊社會反動軍閥頭子呢？氣派恢宏的馮家大院，也就此被時代熱血的青年們打砸凋敝了。

詩經村中學的校長又被拎出來帶著大高帽子游街，沒有人的模樣，也沒有狗的尊嚴。學生們折騰累了，就會把校長牽到操場上罰跪，脖子上掛著幾塊青磚。

“打倒李增順”的大字報，在學校裡貼滿了整個世界。祖母千叮萬囑她的母親，學生遊行的時候千萬不要上街看熱鬧，哄騙那位老者說人多不安全。有誰理解至親被拎到街頭等待公判或肆意凌辱的感覺，或許誰就理解了祖母一個女人的無助與不安。有誰理解自己的肉身和人格被交由他人肆意玩虐，或許誰就理解了祖父一個男人的膽顫和絕望。

在他最危險的時候，八里鋪村那些最樸實的鄉民們，聯名替祖父作證，說他從小跟著母親受罪，能有什麼歷史問題？質問的那些憤青啞口無言，我的祖父由此僥倖逃過了一場災難，至少逃過了肉體上的痛苦，至於說身心的，精神的，扭曲顫慄不安和委屈的，一切都顯得可有可無了。

事後祖父用無言的行動，付出一生的努力，表達著對鄉親的感激，他常資助村裡困難的學生，他常幫扶村裡窮苦的老人，他本無抽菸的嗜好，每次回到村子他都要裝上兩盒上等香菸，路上遇到的，田裡耕除的，逢人就發煙點火。再往以後騎上了自行車，他每到村頭就要推車步行，用最笨拙的質樸和純真的方式，感激著草木以外所有沾親和非故的恩人們。

8）

躲過了“初一”，還有“十五”的日子。學校不上課的時間漫長，祖父為了爭取好的表現，就要披著星星拼了命的勞動。可這還遠遠不夠，有兩年時間，他被下放到一個磚窯廠裡做飯，用本該捏握粉筆的手，顛起來了五味陳雜的炒勺。他沒有了工資，只是掙工分，最困難的時候，依靠祖母一個人的微薄薪資養活著同樣這個大家子。祖父又為了多掙工分，白天做飯，晚上仍要下田。日日年年浸溼在晨曦或夜半的水露裡，致使他的左腿遺留下了骨質增生的病患。在他停止操勞退休以後，這條腿迫不及待地變形，早於同齡人就拄上了柺杖，早於同齡人就坐上了輪椅，早於同齡人就癱在了床上，腿都成了折磨他一生最大的病痛。

祖父感覺自己是不幸時代中不幸的人群裡面，不算最倒黴的一個。祖父感覺在逃脫不掉的磨難裡逃脫不掉洪潮的洗礪中，也不算最悲涼的一個。可他的父親就沒有了這微渺的幸運，在驚恐和畏懼中，饒有尊嚴而非體面的自殺了，逃離了人民對他未知真相的審判。

關於他父親留下生命印記，只帶回家裡的那幅馮玉祥字畫，也在三番四次地抄家，三番四次地打人中，被掠走了。

我常會可笑地想，他們這對前世修來的父子之緣，因為父親的薄涼和失責，換回了兒子避免捲入風吹雨打的巨浪風波，只造成了最低限度的傷害，哀其不幸，哀其萬幸，哀其戲劇的演繹，哀其現世的殘酷。

9）

風平浪靜後很多年，我出生，祖父退休，他的三個孩子工作穩定，一切都回歸日常，痛苦都淡忘了。住在北京小湯山養老院的劉紹先老人，還曾給祖父打過一通電話，說你父親其實是名地下黨員，當初我們都在重慶工作，常偷偷給共產黨運輸武器。

祖父當時腿疾已漸嚴重，不便出行，又添了一些久治難愈的病苦，在他的餘生中，由我童年成長到今天的記憶裡，他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吃藥，所以關於久遠的東西，歷史終究不會留下他父親的印記，至於黑與白的爭辯，也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

祖父在師範進修學校的教職上退休，是教授老師們再次提高教學質量的古文老師。記得有次我遠房親戚家的表姐從師範大學畢業後，在即將走上講臺前，特意跑來取經。祖父問她，畫畫怎樣？彈琴怎樣？唱歌怎樣？拉二胡怎樣？拉手風琴怎樣？寫毛筆字怎樣？問得表姐頻頻搖頭晃腦。祖父沒有客氣地講：都不會，你算啥師範生？

祖父教書一輩子，哪怕是在退休以後搞研究，若寫點東西，還可以稱呼為學者，可他並沒有任何關乎個人思想的話語和言論留下，所以充其量不過也就是位老師。

我也曾問過他那個問題，為啥你不寫點東西呢？他說寫過，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寫，也喜歡記日記，就是後來被反覆抄家的時候，所有東西都被學生們翻出來一樣樣查驗，一頁頁看，索性就把東西都燒了，不寫了。

我唯一保留著祖父的一張墨跡，是在一個兒童節到來時，他送給我的禮物。名叫《我要做個好兒童》，是一首兒歌，曲子和歌詞都是他原創，歌詞是：我要做個好兒童，學習科學好本領；我要做個好兒童，長大為國爭光榮……這種普世的口吻，是不肯含露一絲一毫個人情感和思想的文字，成了他遺留在世間獨一無二的手稿。

祖父創作完成這首歌兒後，沒有用真名字，而是填註上了名叫“李毅”的假名字，準確地說我只擁有了一件署著他假名字的真手跡，而真正署有“李增順”名字的東西，早已焚祭成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沒有在家，所以也就不能在文章中拍照和大家分享這份祖父留下來的手跡，因為我把它藏匿得很深，深到任何家人都找不到的位置。

世界已經安靜了。我感覺這是祖父的大智慧，我感覺祖父早就認命了，我感覺祖父因此重獲瞭解脫，選擇了放鬆，才被允許享受了安寧和晚年遲來的幸福。

祖父彌留之際，飲食極為困難，流食咽不下，嗆著，常噴兒女一臉飯，一碗米粥要極具耐心反覆著喂，常常兩三個人喂上他一兩個小時，如果把這當成工作，沒有比這更累的。

祖父最後一天的日子，在昏迷中，不停吐著一些黑色的東西，從早晨吐到了晚上，我猜是苦水。我抱著他，等他吐完了，看到他的腦袋垂搭傾側下來的那一刻，他是輕鬆乾淨的，也就不再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