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我们国家全面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就有了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每一个器官协调员身上都挑着一副很重的担子，这副担子有千斤重。46岁的李松柏就是一名威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从2010年开始，他就为了更多渴盼着器官移植活下去的病人而奔走着。图为李松柏在赶往烟台的火车上，做有捐献亲人器官意向的病人家属的协调工作。
李松柏赶到了烟台某医院后，见到了捐献者的妻儿。捐献者是一名意外脑部受伤无医治可能的六旬老汉，在器官捐献办公室里，李松柏一边对家属说着家属目前的情况，一边轻声安抚着不住抹泪的捐献者妻子和儿子。
“非常感谢您在承受如此巨大痛苦的情况下，替您的爱人做出这么伟达的决定。”每次捐献者家属在捐献器官登记表上签字时，李松柏都要说出这句话。听到李松柏这么说，捐献者家属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沉默片刻之后，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说：“他还没有活够，现在日子好了刚把外债都还完，还没享福他就要走了，把器官捐出去，让他换个方式活，我们一家人也能有个念想……”
说完没多久，带着沉重的心情，捐献者的妻子在捐献器官登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直击人心的话语，让李松柏内心深深的被触动。但他知道不能将自己内心悲伤的情绪传递给捐献者的家人，他时刻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从五点半来到医院就开始做家属的协调工作，期间李松柏一口水也没有来的及喝。送走捐献者家属后，他立刻前往重症监护室看了看捐献者的情况。走出重症监护室，他一个人默默地倚靠在墙上，心里一直回响着刚才捐献者妻子说的一席话。
器官摘取手术当天，捐献者从重症监护室移到手术室只有50步的距离，但每次走这50步，李松柏内心都无比的煎熬，因为这代表着一个生命即将终结，将以另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延续生命。
“请所有现场人员为捐献者默哀。”“这位病人同意捐献双肾、肝、角膜。”……上午10时，器官摘取手术正式开始，整个手术过程进行了约两小时。李松柏整个过程全程跟进，看着摘取器官监督每个环节也是他作为器官协调员工作的一部分。
当器官摘除手术完成后，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们的工作依旧没有结束。捐献者从手术室出来时必须恢复“原样”，李松柏和其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为捐献者穿衣、整理。看到捐献者胡子长了，他还拿出剃须刀，为他修理胡子。
这些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秃鹫，随时等待着被死亡敲门的捐献者。他感受着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时常感觉自己要被这种悲伤情绪却吞没。但还有那么对等待器官捐献的人，一个人的捐献最多能让五个患者获得新生，让五个家庭重获希望，他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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