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近代中國自我理解與世界認知的實相和幻象

編者注

本文原刊於張志銘主編，田雷、章永樂執行主編：《師大法學（第4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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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自我理解與世界認知的實相和幻象

——《萬國競爭》書後

文 | 王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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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昔日論中國歷史分期，認為：“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1]誠如斯言，自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與西方列強遭遇，中國被捲入了由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構建的世界體系當中，這一過程並非溫情脈脈的文化交流，中國自身的一套政治制度、思想學說、價值體系遭受亙古未有的全盤性衝擊，中國被迫在驚濤駭浪的

百餘年來論述康有為生平思想者甚夥。或贊其鼓吹變法之先，或詆其立志保皇之頑，或稱頌其追求禹域富強之宏願，或闡微其重詁西京大義之孤詣。猶有進者，正如康氏自稱繼承董、何遺業，重拾今文經學統，今世一二有心之士，雖生於紅旗下，卻別具懷抱，另闢蹊徑，以康子教外別傳自任，揚其幟，明其道，長素昔日唇焦舌敝而止諸空言者，希圖於今日一一踐行。與之相對，則將康有為（包括許多思考近代中國道路的思想家）左右採獲構建自己思想體系之艱辛歷程，去政治化的解構為一種近乎“想象”與“製作”的“國族論述”，一面坐享全球化果實，一面十分隱晦的以史論為政論，套用一二西洋理論，煞有介事的書寫前人如何由於固執傳統，故未能拋下前見，擁抱新知，導致對新事物的理解與感知時常體現矛盾與錯愕，以此呈現“國族建構”的荒誕與徒勞。總之，長素身後，歧見迭出，知人論世，豈為易乎？

在《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以下簡稱《萬國競爭》）一書裡，作者希望在全球史的視野下，重新審視康有為在清末民初對世界圖景的認知，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未來的探索。同時以史為鑑，“我們或許可以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更為全面把握一個國際體系內部主要矛盾的重要性。”[3]欲達此境，竊以為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全面把握近代中國的歷史語境與康有為本人思想的變遷之跡；二是將近代西方從長期以來靜止的普世圖景（或歷史終點）轉化為一個自身也處於興衰起伏的歷史過程。前者能更為入乎其內的理解分析康有為言說行事的心路與思路，後者能擺脫巧於包裝，帶有特定政治訴求的西方中心論，將中國作為一個能動的歷史主體，而非被動的他者來與西方並列討論。就此而言，在筆者看來，本書對更為深入的理解近代中國與世界極有助益，提供了許多引人深思的視角。

[1]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載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集第1627頁。

[2]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載姜義華、張榮華主編：《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集第423頁。

[3] 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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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競爭》一書首先論述19世紀的國際格局。作者指出，當時居於主流的國際體系，乃1814年奧、普、英、俄四國同盟擊敗拿破崙後，歐洲各王朝在奧相美特涅的主持下，於奧都維也納召開會議，重劃歐洲政治版圖之結果，實現英、俄、奧、普法五強共治，此即“維也納體系”。其特徵為民族國家建設與帝國主義膨脹同步展開，歐洲列強紛紛整軍經武，增進國力，內部同質，海外殖民，製造橫貫宇內的新帝國。此外，在殖民帝國建立的過程裡，以源自西方歷史經驗的“文明”為放諸四海的標準評判世界各邦，滿足條件者視為同道，否則便被看做低於西方列強的野蠻群體，不能共享西方的法律體系，有待於西方文明的擔當者們前去教化開導，因此，被殖民、被開化為“落後地區”的必然命運。作者指出：“一旦將國際體系納入情境（context），我們可以對思想家展開思考的背景形成更為全面的認識，從而更深入地理解他們所處的

康有為正是在這樣的全球歷史背景下登上時代舞臺。戊戌前後，康有為鼓吹變法改制的同時，苦心思考如何讓中國在列強環伺的局面下得以保全、自立。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授學術源流時強調：“縱橫家之‘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長也。”[2]康氏坐言起行，盱衡時勢，在國際問題上，也扮演了一回“縱橫家”之角色。他利用均勢之理，希望分化列強，防止其在瓜分中國問題上步調一致。猶有進者，他力倡中、美、英、日成為“合邦”，抵抗俄國；戊戌之後，效申包胥秦廷之哭，慫恿日本出兵解救光緒，挽回變法敗局。庚子之變，面對東北被俄國侵吞之危，康有為甚至建議八國聯軍中的其餘七國共治東北，以夷制夷。如此這般，既體現出他對國際情勢有初步瞭解，又顯示這種瞭解，片面而不深刻。

在20世紀的頭十年裡，康有為周遊列國，更為全面的認知世界圖景，更為系統的思考中國問題。在其中，他對德國青睞有加，視威廉二世為一代英主，認為德國的立國之道，有許多方面值得身處“國競”時代的中國學習，特別是制度嚴肅整齊、物質蒸蒸日上、軍備威武雄壯、教育普及甚廣。他甚至將德國從分裂到統一的過程，視為全球日後臻於“大同”之境的前奏或預演，即在以強國為主導的全球

康有為周遊列國之際，中國的革命與立憲之爭也日趨激烈。康有為擔心中國若行革命，鼓吹單一民族的民族主義，不但會導致列強幹涉瓜分，而且讓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離心離德。他通過對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的實地考察，認識到制度之良莠，應視能否真正克服國內離心力，促進國家整合而定。在他那裡，君主立憲加上制定孔教，此乃中國最佳的振衰起微之道。之所以如此，並非康有為對西洋政法學說知之甚淺，恰恰相反，在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下，維也納體系式的君主政體乃時代主流，而法國大革命，則飽受19世紀的保守主義與歷史主義者抨擊，認為乃濫用理性的致亂之方。他與嚴復一樣，正是因為對西方有深入瞭解，因此才青睞君主立憲，視革命為洪水猛獸。面對時代潮流，康有為的所見與不見之間，需仔細分疏。

最後，辛亥革命的成果，某種意義上宣告康有為政治主張的失敗。但民國建立之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亂象頻仍，使康氏相信，他自己的那一套學說雖暫時挫敗，但終將被證明實屬正確。他在民初屢屢以中南美為例，證明共和制度會帶來混亂，除去學理層面的論證，更有他自己在彼處經商失敗的切身教訓，故言之尤顯深切著明。他認為，既然中國已選擇共和，那麼等而下之，就應當大力發展交通電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為國家創造實質統一的物質基礎，這樣庶幾有朝一日，國人醒悟，重新歡迎君憲與孔教，那時中國便可真正走向富強。康有為以大儒自任，軍閥割據，稱霸一方，儼然季氏八佾舞於庭，但康有為對待彼輩，卻彷彿孔子不棄公山不狃，希望地方軍閥能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維也納體系既給予了康有為了解世界格局的相關知識，又遮蔽了他與時俱進，思考何為新的政治實踐主體的可能性。面對十月革命，康有為以亂黨暴徒視之，但恰恰是在戰爭年代借鑑後者組織與動員形式的中共，完成了康有為渴望多年卻未曾實現的願望：整合國家、組織民眾、捍衛主權、發展經濟，最終走向獨立自主、繁榮富強。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1] 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第13—14頁。

[2] 康有為：《康南海先生講學記》，載姜義華、張榮華主編：《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集第118頁。

[3] 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次“以德為師”的，是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希望建設完善的工業體系，國防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甚至效仿法西斯主義，成立“藍衣社”等特務組織，宣傳領袖至上。參見（美）柯偉林著，陳謙平等譯：《德國與中華民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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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史上，康有為對中國的理解與對世界的認知，雖獨樹一幟，但並非毫無共性。中國古代有一套自成體系的處理周邊關係的法則，即儒家學說中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天下體系，在這其中，文教與禮儀的地位至為關鍵。長期以來，雖然具體實踐上需要變通調整，但這一套思想學說卻依然被大多數士人奉為圭臬。近代列強叩關而來，中國人面臨的是另外一套處理國家關係的準則，在這一認知過程中，有人深閉固拒，有人格義比附，還有人在深創劇痛之後嘗試慢慢接受。

在《萬國競爭》一書中，作者以郭嵩燾為例，說明近代中國士人如何默認西方的“文明等級論”。陸寶千在《清代思想史》一書當中認為，“循理”為郭嵩燾洋務思想的根本。郭氏與曾國藩、劉蓉、羅澤南等湘軍將領一樣，深受湖湘地區重視理學的風氣影響，他認為應依理來面對洋人，“以道御之，以言折之”，本廓然大公之心，用聖人的忠恕之道來與之交涉。因此他反對視西洋為夷狄，努力去理解並欣賞後者的治國之道，希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西方列強亦能與中國平等相處，不要為難中國。[1]究其實，此乃數千年天下觀所塑造的認知方式，是“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但陸先生同時指出：

吾人今日視之，郭氏之洋務思想，正而不譎，持之以肆應於“無理性”之國際社會之中，實嫌不足。苟中國而富強，循理以處國交，固可以無恙；不幸而國勢孱弱，則循理必流於玄談。郭氏本人於煙臺條約之交涉，即已技窮。於喀什噶爾、伊犁、琉球、越南諸案，判斷不能無誤，可為明證。此由郭氏個人之缺陷乎？抑儒家思想本身之不足乎？是則大可深思者也。[2]

反觀今日，依然有視郭嵩燾為近代以來中國外交官之典範者，更有所謂海外鉅子，宣揚真有儒家背景的人不會敵視西方“普世價值”。但由郭嵩燾之例可見，並非儒家思想排距“普世價值”，而是“普世價值”背後的鼓吹者——近代西方列強，從不以忠恕之道對待中國，是“普世價值”要不斷瓜分掠奪中國這一儒家學說的創生之地。而真正能在國際間踐行儒家所宣揚的忠恕之道與講信修睦理想的唯一條件，正如陸先生所言，是中國自身先要獨立富強。否則，儒學只能是“普世價值”眼中的劣等之物，可以作為聊備一格的風月談資，卻決不能與之平起平坐、平等對話。

維也納體系隨著一戰的結束而壽終正寢。美國在一戰當中乘勢崛起，二戰後更成為世界兩大霸主之一，19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美國地位更是無人撼動。與康有為深受維也納體系影響一樣，美國及其治國之道也深為影響著新文化運動以來名望扶搖直上的胡適。胡適在哲學層面服膺他所理解的富於美國特色的杜威思想，在政治主張上稱讚美式民主白璧無瑕。二戰結束後，冷戰風雲籠罩全球，當時美國決定經濟上扶持日本，保留日本的天皇體制，這一行為，引起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人的警惕。國際法專家周鯁生撰寫《

德國民族有七千多萬人，日本民族也有七千多萬人。誰也不能毀滅這一萬五六千萬人。可是誰也不能長期掏腰包來養活他們。所以西方民主國家不能不考慮如何替他們保留一部分的工業生產力，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這不是過分的寬大。為了根本消滅將來循環報復，為了根本維持比較久遠的和平，這種政策是不能避免的。[3]

從日後的冷戰格局之演進來看，胡適的這番看法可以說是異常天真。自從短暫的認可蘇聯之後，長期以來，胡適對蘇聯充滿警惕與批評，認為蘇聯時刻都在處心積慮的發動侵略戰爭，攪亂全球和平。但以胡適學識之高，涉世之深，為何從不把這種對蘇聯的“深刻分析”，拿來同樣思考一下美國的全球戰略呢？特別是1950年代，表面上鼓吹自由民主的美國，卻在臺灣扶持威權統治的蔣介石政權，並且長期豢養海外臺獨團體，從不明確否認所謂“

[1]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2006年版，第373—395頁。

[2]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第412頁。

[3] 胡適：《致周鯁生》，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下冊第1038、10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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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及康有為，不得不一併討論一下他最主要的論敵章太炎。當康有為周遊列國思考列強的富國強兵之道時，章太炎正一面全盤性的闡釋中國傳統，一面廣泛閱讀東西典籍，開始反思由近代西方所形塑的現代性諸面向。與康有為服膺近代文明論不同，章太炎對這套理論背後的權力本質洞若觀火。他指出：

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義為準，而以虛榮為準。持斯名以挾制人心，然人亦靡然從之者。蓋文明即時尚之異名，崇拜文明，即趨時之別語。[1]

後來在《齊物論釋》裡，章太炎又進一步論證：

志存兼併者，外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雲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文野不齊之見，為桀蹠之嚆矢明矣……今之伐國取邑者，所在皆是。[2]

這些看法，無疑是對西方列強文明論的突破。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章太炎開始思考新的國際關係可能性。1907年，章太炎與張繼、劉師培等人在日本發起“亞洲和親會”，旨在聯合亞洲各個被帝國主義侵略或干涉的國家，“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規定凡入會者的義務為“互相扶助，使各得獨立自由為旨。”“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同時強調會員應“互相愛睦”，以期“感情益厚，相知益親。”[3]可見，較之康有為，章太炎似乎更清楚的看到了未來國際關係變化的契機，即全球性反帝運動的興起。在《萬國競爭》一書裡，作者展望未來，強調“如果中國只是撿起美國扔在地上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旗幟，繼續老霸主過去的實踐，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其感召力都是非常可疑的。”[4]對此筆者亦深以為然。在今天全球局勢發生深刻鉅變的時刻，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需要從新的角度進行梳理，挖掘其中寶貴的思想資源。就此而言，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一身兼及中國傳統與中國革命兩種內涵，後來新中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實踐，也與清末章太炎等第一代本土革命家“亞洲和親”的理想一脈相承。誠如作者所言，象徵著維也納體系的康有為時代已成為

前人思考的終點，正是我們今天再思考的起點。

[1] 章太炎：《復仇是非論》，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冊第281頁。

[2] 章太炎：《齊物論釋》，載《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46、47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4] 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第200頁。

王銳，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特別是章太炎的生平與思想。近期關注近代中國的政治與歷史論述、20世紀中國革命的本土源流、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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