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繪畫
中國計劃生育理念究竟形成於什麼朝代，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但至少可以肯定，“計生”的理念並不是當代才出現的。
中國的信史時代，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鼓勵生育，控制生育。但由於技術的原因，控制生育在古代無法施行。這種技術層面上的問題，一直到清末都沒有解決。
張德彝
張德彝（184—1918），字在初，漢軍鑲黃旗人。在閉關鎖國的時代，張德彝則一生8次出國，在國外生活過27年。電報、自行車、螺絲等被中國人沿用的科技名詞，即由張德彝首譯。當時，“計生”措施在國外已經出現，但張德彝仍表現出十分不解。
為控制生育，西方國家已開始使用“安全套”。在《航海述奇》中，張德彝如是描述“安全套”：“聞英、法國有售腎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據云宿妓時，將是物冠於龍陽之首，以免染疾……雖雲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為快也。”“有恐生子女為累者亦用此物，雖極顛鳳倒鸞而一雛不卵。”
張德彝理解的“安全套”，限於衛生方面，沒有將其作為節育措施，這與中國的傳統理念，有著極大的關係。
右四為張德彝
傳統中國是一種自然經濟，加之技術方面的因素，生育也處於一種自然狀態。中國最早的人口記錄，出現西漢平帝年間（公元2年），但這並不等於這時才出現人口政策。政府對生育的干預，沒有節育手段，只能通過婚姻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政府幹預生育，大體經歷了鼓勵與節制兩個階段。
人類早期，生產力普遍低下，人口政策集中於鼓勵。《孔氏家語》提出:“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以人類繁衍計，春秋時男子16歲、女子14歲就要結婚，以承擔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這種責任，集中的鼓勵結婚，提高生育水平。春秋末年，越國被吳國打敗後，越王勾踐便強力推行國人生育，措施便是獎勵生育。據《國語·越語》：越國對國人生育，生男孩的國家獎兩壺好酒，一條狗；生女孩的獎兩壺好酒，一頭小豬；生三胞胎，撫養費用基本上都是國家的。
生育的前提，就是結婚。越國迫於人口不足的壓力，強制實行早婚，限制不利於生育的婚姻狀況：“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不結婚生育，結婚不能生育，在越國都是違法行為。
古裝女子
古代的婚姻狀態，其實也是一種自然狀態。但是，權貴階層對女性的大量佔有，實質上導致生育數量的下降。《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載：齊桓公曾微服暗訪時發現，有一家有三個未婚男子，原因即是男女性別比例失調有關。於是，齊桓公削減後宮人數，將後宮 “未嘗御”的女子遣散回家，結婚嫁人，以利生育。在諸多王朝，都控制權貴階層及官員的納妾數量，目的即是利於國家人口的數量增長。
《漢書·惠帝紀》載：“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也就是說，凡15—30歲的適婚女子，如果不結婚，將被處以人頭稅五倍的罰款。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元年（627年）頒佈《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國民生育，動員富人贊助窮光棍娶妻，還將人口指標納入地方官的政績考核體系。這些措施的實行，目的都是以婚姻推動人口數量的增長，並且必須施以政府幹預。
但是，人口的增長同樣是一把雙刃劍，人口在創造財富的同樣，也在消耗資源，尤其是在生產力不發達、自然資源十分有限的時代。只要生產力與科技達到一定水平，人口的膨脹就必然發生，這也是自然現象。中國對人口的控制，在宋代即已發生。
中國人口於宋代首次過億，如何解決人口壓力問題，沒有技術上可靠的措施。而婚姻形成家庭，家庭又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制度不能作出高速，宋代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要求。
朱熹
“存天理，滅人慾”，通常被作為倫理來解，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要控制人口，在當時只有“人慾”可能控制。後人理解的“人慾”，一般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慾望，如私慾、淫慾、貪慾等。但是，私慾、淫慾則是固有的“人慾”。控制“人慾”，人口會自然發生變化。而宋末著名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則明確提出了“少生”、“優生”的“計生”理論。宋代出現對人口施加控制的理念，也並不奇怪，早在唐朝，民間詩人王梵志《大皮裝大樹》即雲：“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保持人口的平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兒子”，這種認識是有憂患意識的。
經歷宋元戰爭，中國的人口大幅下降。但到明代中後期，人口膨脹問題再度顯現。《明會要》記載，萬曆六年的人口為6000餘萬。學者分析，明代的人口頂峰當在8000萬至1.2億之間。《劍橋中國明代史》則認為在2—3億之間。
自然資源，在明代已經不堪巨大的人口壓力。繼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之後，明人再次意識到人口控制的必要。網上有人認為，明朝首輔（宰相）申時行提出了計劃生育問題，是中國“計生”的鼻祖，但沒有史料依據。著名文學家馮夢龍，曾在《太平廣記鈔》刻本上曾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所以，中國“計生”的鼻祖，要麼是宋代的朱熹，要麼是明代的馮夢龍。
馮夢龍劇照
明代人提出了“計生”問題，但沒有措施，也沒有施行。明末人口膨脹，又遭遇天災，自然資源無法承載巨大的人口壓力，成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這種人與自然的矛盾，清初因戰爭一度緩解。社會穩定後，清代的人口矛盾再次暴發。但是，這種基於人口膨脹的生存危機，一度因“畲粟”（玉米）、番薯的推廣得以有限的消解。新食物的引進，同樣是一把雙刃劍，清末的人口再度劇增。據清道光版《桐城縣誌》：清道光五年（1825），桐城縣人口高達274599戶、2443750人，創下不二的歷史峰值。而此時的縣境在冊耕地不過40萬畝，且多為縉紳階層佔有，平民普遍破產，社會危機亟速醞釀。最終，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暴發，清末的人口再次下降。
在中國傳統社會，始終沒有實施“計劃生育”，人口的調整關鍵是天災與戰爭在起調節作用，這同樣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更談不上是一件什麼好事。
古裝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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