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嶽峰，中國觀眾最熟悉的譯製片配音演員之一。據不完全統計，他一共擔任了將近二百餘部譯製片的配音工作。主要有《偉大的公民》、《安娜·卡列尼娜》、《警察與小偷》、《科倫上尉》、《白夜》、《第四十一》、《紅菱豔》、《稱心如意》、《悲慘世界》、《大獨裁者》、《簡·愛》、《凡爾杜先生》等。他善於以具有豐富表情的不同聲音再現銀幕形象，力求對角色理解得深透，分析得精細，故他的配音能與形象相吻合，彷彿片中人就是由他親身扮演一般。

父親邱嶽峰去世已近40年了。這期間時常會想起他，偶爾也會夢到他。但提筆寫他還是第一次。

還沒我的時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親出生在東北的呼倫貝爾（現屬內蒙），故小名叫呼生。

我爺爺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國人，所以父親算是個混血兒。

爺爺奶奶為了生計，帶著幼時的父親在北方一帶如濟南、天津、北京、瀋陽等地四處奔波，謀事。每到一處，幾乎都是投靠親戚，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1936年，父親15歲，奶奶帶著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兩人住在親戚家，生活十分拮据。1940年春，父親離開奶奶獨自輾轉上海、北京，兩年後在天津找到了爺爺。在那動盪的年代，父親的學業也就在極不穩定中結束了。

父親在“文革”的交代中曾這樣寫道：“離開了學校到天津，求學是根本談不上了，就連食宿都成問題。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麼呢？半瓶墨水無一技之長。鄰居的佈景工人常帶我去看戲，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氣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當佈景工人。起初他以為讀書人當佈景工人是一個玩笑，經我述說我的要求後，他同意了。就拿了一個棍子和繩子開始練習搭佈景，並教我砸釘子。我苦練三天就會了，於是他就帶我去見大亞劇團團長唐皓華，我就正式成了一名佈景工。當時看到演員在舞臺上演出，可以以各種身份出現，簡直是一種享受。何況演員在團內是受到尊敬的，於是我就產生了要做演員的念頭。又是一番苦練，暗暗地記場位，背臺詞，時常偷偷地模擬演員的表情……我終於當了演員。當時一古腦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為一個名演員的身上。演技呢，是從苦練中得來的。受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影響，我的天地就是幹戲。”

於是，父親的演藝生涯一發不可收拾。八年間，父親參加過近20個演出團體。打過雜、演過戲、跑過龍套、扮過主角、幹過導演、也當過團長……

1950年3月，經人介紹，父親進了上海電影製片廠譯製片組。

邱嶽峰

我很小的時候

長寧路1250弄2支弄46號，我們家曾在那住過。那時我才四歲，對長寧路的那段日子沒有什麼記憶。唯獨記得一天晚飯後，我貪吃父親為母親買的香蕉，吃完一根後吵著還要。父親哄著說：“就一根吧，吃多了會撐著，明天再吃。”我至今還能感覺到那芝麻香蕉的甜糯和那誘人的香味。才四歲的我，怎能抵擋這般誘惑，於是又吵又鬧。母親一旁說：“算了，孩子要吃就讓他吃吧。”父親一氣之下說：“好！那你吃！看你能吃多少。”我忘了那晚吃了多少，但我知道小肚子很脹，脹到幾乎不能隨意彎腰、喘氣。剛抹完小嘴，父親狠狠地一把把我抱下樓，拽出門外，在一個很空的大院子裡朝著屁股一通打。我又哭又叫，沒用。很晚了，沒有路人，更沒有勸說的，直到母親追出來才算了結。

多年後，和母親說笑時談及此事，我問：“為何非要把我拖到大院打我？”母親說：“你父親怕你的哭叫聲影響到小樓上下鄰居的休息。”對呀，父親一向很替別人著想，而我卻因為這，多捱了幾巴掌。

我小時候，春天

1953年，我們搬進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號，那會兒叫錢家塘。這塊地方後來成了全國聞名的襄陽市場，我們家在那兒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動遷。

那時我和二弟還小，都還在上小學。母親時常抱著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車站接下班回來的父親。一旦家務脫不了身，就讓我和二弟去接。

父親每天乘45路公共汽車上下班。車站在靠近汾陽路的淮海中路上，離家不遠，但要過兩條馬路。

我和二弟總是靠在音樂學院的籬笆牆邊，手上擺弄著紙折的船或是別的什麼玩具，等著墨綠色的45路車，等著“阿爸”。

曾有許多次，等了很長時間也不見父親，就自己對自己說：“再等三輛，不來就回去了。”三輛過後，仍未見父親。“再等……再等兩輛就回去了……再等一輛……”其實很少有自說自話就回去了的時候，總要看到父親下車才心甘。

我們叫了他一聲“阿爸”。父親邊下車邊應聲，問：“姆媽呢？”“在燒飯。”

過馬路了，父親握著我們的手，看看兩邊的車輛，然後攙著我們過去。

過了一條汾陽路，又過了一條襄陽路，進了弄堂，踏著“彈格路”，穿過“過街樓”，進了家門，我們才鬆手。

我們都成人之後，談及為何幼時幾乎搶著接阿爸，說出來也許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雙漂亮、厚實又溫暖的手。

父親的手長得漂亮，修長、整潔、乾淨。我曾仔細觀察過，父親在洗臉的同時，常常會用一把軟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縫隙，哪怕是勞動改造的那些年。

1980年3月30日。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四個都在他的病床邊，看著他安詳又似乎熟睡著的臉。怎麼也不信他會就此離開我們。

醫工上前替父親整理著，要用白布把他裹起來，我們才意識到阿爸真要走了。我們幾個相繼湊近父親，再一次握著他的手，已經涼了的手。

邱嶽峰參演電影《傲蕾·一蘭》劇照（右）

長大了，夏夜

1962年，“大躍進”後，經濟困難。全國的技術學校裁減三分之二的學生。我就讀的上海汽車運輸學校也不例外，得解散三分之二的學生。學校給學生兩個選擇：一、直接分配到工礦企業參加工作；二、轉到普通中學繼續學業。全校解散的一二百人全都同意進工廠，只有我一個想轉學。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因為和同學玩耍，我很晚才到家。輕手輕腳地上樓，推開門，母親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父親在一角的小檯燈下看著書，等我回來談這事。

我坐在飯桌邊的方凳上，父親坐我對面稍側一點。沒開大燈，捱得很緊，怕吵醒家人，說話也是輕聲輕語。

“聽你媽說你想轉學，不想去工廠，怎麼想的？為什麼？”父親問。

受父母的影響，我從小喜歡文藝，喜歡錶演。從六歲開始，父親就時常帶我去他的廠裡配動畫片和譯製片中的小孩。上學後，班級上、學校裡，凡是跟文藝表演有關的事，基本少不了我，我自以為長大能當個演員。

“我……我想……”父親似乎很認真，那年我才14歲，把我當個小大人，我有點不好意思：“我想念書，長大當個演員……”我吱吱唔唔地說道。

有好一會兒，父親沒說話。

藉著暗暗的燈光，我偷偷看了他一眼，發現他也在看著我。

現在回想起來，他一定是在尋找恰當的口吻來說服我。他在替他兒子作一個人生中重大的決定。

“不錯，”父親說：“人是要有理想，生活才有意義。……你想當演員我並不反對。可你知道吧，幹這一行，要麼不幹，要幹就要幹出個名堂，幹到最好；否則就像籃球場上坐冷板凳的運動員，你會後悔一輩子。我在舞臺上‘混’了這麼多年，在譯製片廠也幹了十來年，不算最好，但還是有一些人知道‘邱嶽峰’這三個字，我也還在努力。你想幹演員，也可以，但你不一定能幹得好，因為你腦子裡缺了那根‘弦兒’。”

對啊，一個人的成功，不就是天才加勤奮加機遇嗎？而所謂“天才”就是我父親說的那根“弦兒”。

“進廠，當一個工人。”父親終於說出了他替我作出的決定。

“我們祖上沒有當過工人的，你是第一個！”

那個年代，大家都會以家裡能有個工人階級為榮。而父親那時還有帽子在身，恐怕更覺得當工人就不會像他那樣——這層意思是很多年後，我一個人琢磨出來的，當時並沒有想到，只是覺得他有點傻。

“想要讀書有夜校，照樣念大學。想演戲，業餘時間，完全可以。”

那天父親和我談到凌晨兩點。第一次談到這麼晚。第一次談了那麼長時間。第一次談得那麼認真，像一個成年人和另一個成年人。

“你要踏入社會了，跟上學的時候完全不一樣。會遇到很多事，更會遇到很多困難。但千萬記住，沒有過不去的河！不管遇到什麼難處。咬咬牙一定能挺過去。”

直到今天，我的手機的屏幕上還設置著這句話——“沒有過不去的河”。

邱嶽峰與同事共同配音

冬天，夢

那是個人人都不務正業的年代。父親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沒電影可配）。於是，勞動、掃地、幹木匠活、背紅寶書。

父親在我們幾個孩子眼裡很聰明。家裡的五斗櫥、茶几、小沙發、靠背椅，都是他親手做的。從設計圖紙、鋸、刨、拼、裝、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務正業”的業餘時間做的。可惜這些東西在動遷時都丟棄了，現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體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個年代。

父親在廠裡勞動，下著雨，一不小心，他從溼滑的樓梯上摔了下來，摔斷了一條腿。那段日子雖說他腿上綁著石膏不能動彈，但家人倒也慶幸，這樣父親可以不用去廠裡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書、看報、聽廣播，和探望他的學生談天說地。

好景不長。

一天晚飯後，母親在床上為父親織著毛背心。我們幾個孩子圍在父親身邊，聽他講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父親很會講故事，他不僅是說，還稍帶表情演著故事中的人物。也許是太入神了，也許是被嚇著了，我和弟弟妹妹們聽得一動也不動。母親時不時地抬頭看看父親，看看我們幾個。

“突然，”父親說，“有一個影子劃過牆頭……”

“邱嶽峰！”

我們都聽到了，樓下有人在喊。

“邱嶽峰！”這一聲更響，帶著命令，帶著訓斥。

父親趕緊朝我努努嘴說：“快去看看，什麼事？”我拉開房門，走下幾格樓梯，看見樓梯盡頭有個人，不知道是誰。衝著我用很大的嗓門說：“邱嶽峰，明天早晨八點，到廠裡報到！”

我返身進屋，輕輕把門關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昏暗中，誰也沒動，也沒發出聲響，母親手中的絨線針也停了。

過了好一會兒，我隱約聽到母親的啜泣聲，接著弟弟妹妹都哭了。

我看著父親，父親對母親說：“別這樣。”又看我紅著眼睛不動，衝我說：“來，過來。”我慢慢地走過去，靠著他，一手摸著他腿上的石膏。父親摟著我們說：“沒事，沒事，歇了那麼多天，很久沒去廠裡了，去看看也好，別哭……”

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天他瘸著腿在廠裡是怎麼過的，他從來不告訴我們他在廠裡的那些日子。

我年輕時候

1978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吃完飯，父親讓我洗洗臉，換一身乾淨的衣服，要帶我出去。

“到啥地方去？”我問。

“去湯曉丹伯伯家。”父親說。

母親在一旁邊收著桌上的碗筷邊問：“去老湯那兒幹嗎？”

父親說：“上影廠拍一部片子《傲蕾·一蘭》，需要很多長相像外國人的演員。我演一個俄羅斯的神父已經定了，老湯想見見他看能演什麼。”

湯伯伯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很近，就在我家弄堂邊的高塔公寓裡，沒走幾步就能到。湯伯伯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看了我說：“不錯，有點像（外國人），我看可以，明天去上影廠，讓姚壽康再看看。”

姚壽康，這部片子負責找演員的副導。見到我，姚導給我出了個小品的題目，等我擺弄完了就說：“好了，就是你了。”

不久我就隨著攝製組去了東北依蘭縣出外景。第一次獨自離家要幾個月，出發當天沒家人送我，走的時候居然讓母親發現我有些傷感，父親說我沒出息。

到外景地沒多久，收到了父親給我的一封信。

潔纓（我的小名）：

一晃走了一個星期了，怎麼樣？還習慣嗎？北國風光沒有使你驚奇嗎？其實，那裡正是你和我出生的地方。也許你現在立足的地方離我出生的呼倫貝爾更近些。這也是件有趣的事。不久，你將看到真正的森林，真正的草原。要把這些新鮮的強烈的印象記在心裡，記在畫筆下。這就是生活的知識。要在接觸老鄉的時候，虛心地向他（她）們討教那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他們的歷史，傳統，故事，他們的風土人情……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生活的機會。不好好的利用，嘻嘻哈哈地混過去，對一個人有限的生命來說，未免可惜。而且是追悔莫及的事。望你能好生體會。

聽說你走的那天還流過眼淚，沒出息。我在比你還年輕的時候——十九歲，就光棍一個，帶著唯一的一件財產——一把牙刷走南闖北了。那個世道，能伸手來扶你一把的人不多，全靠自己呀！也許，你覺得我和媽媽都沒回來送你，委曲了？媽媽以為你是在做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我只知道你是晚上走，回家才知道不是晚上，是六點開車。如果是為的這個，那麼，現在就算作解釋吧！

膠片要來了兩卷21定的，如果有人到長影，把我附的信帶給他，也許還能給你小補充一下。注意身體，不要無謂地嬉笑荒廢了光陰，多做些有益的事。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向你索取的標準就愈多，不努力就會被淘汰！祝健康！

爸爸 78.6.6

父親寫給家人的信件，保留下來的很少。惟獨這封信我一直留著，可以說是很好地珍藏著。

這封信，我讀過許多許多遍。每看一遍，就覺得父親還健在，就坐在我對面，靠得很近，用我聽慣了的嗓音說著：“……注意身體，不要無謂嬉笑荒廢了光陰……不努力就會被淘汰！”其中可能還夾雜著一兩句“洋涇浜”上海話。

我年長的時候，墓地

父親去世後第十年，我們把他下葬在蘇州太湖邊的一個公墓裡，每年母親和家人都要去一二次，但總還是覺得太遠，不方便。於是就想著把墓遷到上海。

幾年前，聽說譯製片廠老廠長陳敘一伯伯葬在奉賢臨海的一個墓地，我特地驅車前往去看了看。

其實我和陳伯伯也很熟，小時候去譯製片廠配音，經常見到他。父親也曾帶我去陳伯伯家中玩過。我至今還記得他揹著手走路的樣子。

我站在陳伯伯的墓碑前，突然想起父親曾不止一次在家中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陳敘一，就沒有我邱嶽峰！”說得那麼肯定，那麼堅決。

當下我就決定，就這兒。我要把父親的墓遷至陳敘一伯伯的墓邊,我想他們倆一定會很高興。

父親在的時候，我們家的小屋住七口人，很擠。如今想讓父母在天之靈住得好點，寬敞點。於是，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咬咬牙買下了陳敘一伯伯墓旁的一塊地。墓地很貴，貴得離譜，摺合成平方算，比我現在住的房子還要貴上好幾倍！罷了，就算是我們小輩對他們的一片孝心吧。

父親的墓碑，好友陳丹青在幫著設計，耗費了他很多心思，我有點過意不去。

“墓碑上要不要碑文？”我問。

“不要”，丹青說：“什麼都不用寫，就邱嶽峰三個字，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