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連線》雜誌主編克里斯·安德森說過：“每一種形式的充裕，都創造了一種新的匱乏。”對我這樣一個“戀聲族”來說，當名目繁多的所謂“好聲音”遍佈左右，選擇就成為一種匱乏。幾天前，來自微信群裡的一聲招呼，提醒我配音大師邱嶽峰逝世三十五週年的紀念日到了，也讓我開始認真回味起他那一把真正令人難忘的好聲音。
初識邱嶽峰，是多年前的一個夏夜的露天電影。人群間閃爍的影像是那麼模糊，更多的在是“聽”電影。而在這般特殊的環境裡，倒更容易產生布萊希特所謂的“間離效果”：因為看不清畫面，所以你更多靠聲音走出身在的自然空間，進入電影的敘事空間。影片裡傳來的那略帶沙啞卻極具磁性的聲音，屬於邱嶽峰。
熟悉邱老的作品，最初並非通過正宗的譯製電影，而是美術片。在童年的印象裡，邱老的聲音很特別，如果出現在美術片裡，往往是給小朋友一個“要出事”的信號。比如《漁童》裡面，邱嶽峰配音的神甫讓我和小夥伴們為淳樸的漁翁真真捏了一把汗。但是，邱嶽峰千變萬化、亦莊亦諧的嗓音，絕非“要出事”一張標籤所能盡述。一如他在寫給觀眾的一封信中說的那樣：“配音演員不應該只讓觀眾聽出"字兒"（臺詞），還應該讓觀眾聽出"事兒"（潛臺詞）。如果再能使觀眾品出點"味兒"（藝術享受）來，那就更好了。”在《音樂之聲》中，他化身邁爾斯，一句“這為了奧地利，也是為了我”的玩笑話，為上校一家爭得脫身的機會；在《尼羅河慘案》裡，雷斯上校緊密配合大偵探波羅，一句“每個人都有可能，每個人都有原因”，誘使心虛的嫌犯自投羅網；而在《悲慘世界》裡，邱嶽峰為老兵德納第埃送上長達69個字的“機關槍獨白”：“有錢的老爺，您竟敢這樣叫我們，因為我們窮你就叫我們流氓，正月裡你們吃的是蘆筍和小豌豆，你們想知道天有多冷就看看寒暑表，而我們—流氓—我們的寒暑表是皮膚！”
更有意思的是，從一些臺詞唸白中，還能感受到他在上海久居生活所浸染的語言習慣。在波蘭電影《不屈的城》中，他所配的蘇聯紅軍傘兵費雅卡向後方彙報射擊方位：“更正目標，偏左零零五，目標一百十四。”這一段總會讓像我這樣的“新上海人”抱以會心一笑。滬式普通話能把“一百一十四”再次壓縮，著實也是個功夫。
過去介紹邱嶽峰的文章，基本是談論他為主角配音的影片，可是在更多老譯製片中，他的聲音形象往往如珠玉散落在影片某個不知名的角落，用一位同好的話說：“多數情況下，畢克、富潤聲、程引（的聲音）會在演職字母表滾過30秒後呈現出來，而邱嶽峰則要去找，去等，就好比一葉明信片夾在某一本書裡，無意間翻開，他那所集聚已久的能量會瞬間釋放出來。”或許，這就是我喜歡邱嶽峰的原因之一：在當下大量譯製作品“有呻吟，無聲音；有嘲笑，無幽默；有感覺，無靈魂”的年代，不挑剔角色，不在乎配音多少，卻始終不惜代價追求完美的邱嶽峰，只會讓我們更加肅然起敬。
邱嶽峰以及所有上譯老藝術家們真正讓聲音參與了影視作品的“二度創作”，給觀眾帶來了增值的藝術享受。雖然我們與這些大師不曾謀面，但我們之“戀聲”，或許就在於對那種藝術的認知與推崇，而且並非簡單集中在某個演員個人身上，更在於對那個時代的尊重、反思和記憶。如果有人問我，中國如何再出現一個邱嶽峰？我想起石黑一雄的那句話：“我喜歡這樣的藝術大師，他的尊嚴在於具有不背離職業本色的才能。”今天多元化的藝術選擇本質上是某種迷惑，配音藝術則像一個成熟的果實，需要時間的沉澱和沉靜的生長，甚至連它的敵人也是深沉的。在邱嶽峰的身上，相比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成就，我覺得，反思什麼是“成熟的藝術”，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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