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的烏蘭察布（下）
第七節 清朝後期烏蘭察布地區的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
一、農業區的形成
19世紀後期光緒年間，隨著土地開發面積的不斷擴大，今烏蘭察布陰山的前山地區，從過去人煙稀少，雜草叢生的曠野，逐漸發展為阡陌相連、莊稼盈野的農田。昔日牛羊遍佈的牧地，變為星羅棋佈、雞犬相聞的村莊。這是由於在天災人禍的威脅下，山西、河北、河南、山東、陝西地區的饑民四起，民不聊生，舉家逃難，湧入今烏蘭察布地區就食者與日俱增，出口墾荒，移民潮湧的產物。而清政府面對內地饑荒的危機，階級矛盾日趨激化，於是，被迫取消了對蒙古的許多禁令，鼓勵蒙古王公貴族容留招墾，在蒙古地區撥地安置內地流入的破產農民，從而使今烏蘭察布地區原有的草原變為農田。
在1893年（光緒十九年）三月，俄國蒙古族學者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由張家口至歸化途經烏蘭察布地區的旅行日記中寫道：“岱海灘谷地被蒙古人叫做岱根塔拉，不久以前還是察哈爾人的遊牧區。大約在十年前，漢人見這些土地適於種糧食，就請求政府取消這裡察哈爾人的牧場，並允許它們開墾出來。這一請求得到北京的批准之後，許多從山西忻州遷來的漢人就在這裡住了下來。最先遷來的人正是我們過夜的那個村子裡落戶的，這不過是七、八年前的事。他們以每畝地僅九百文的價格向豐鎮的衙門買下了這些地。”“大村的居民原來也是從忻州遷來的。他們告訴我們說，忻州是一片平原，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但他們窮得根本買不起一點土地，只得遠走他鄉”。從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的記述可看到岱海灘東北同治年間後才開墾為農田，而大村的居民由於在山西忻州地區生活不下去，只得自發地出口外謀生。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岑春煊上奏朝廷說：“欲練蒙兵非籌練費不可，欲籌經費，非開蒙地不可。今蒙古接晉邊者，東則為察哈爾右翼四旗，西則為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十三旗，田地饒沃，水草豐衍，”只有“開蒙部之地為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練蒙部之兵”。張之洞、劉坤一亦奏請道：“蒙民生計以遊牧為主，但最近數十年來，蒙古益形貧弱，對於強鄰東侵實力無防禦之力，不可不乘機請求變化之策”。因此於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初，清政府派兵部侍郎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赴綏遠督辦察哈爾等地西部蒙旗之地。其後，全面放墾開始，並允許和鼓勵蒙古王公自由招墾，收容留置內地湧來的流民。而清廷出面主持開墾事務，增設廳，建立墾務局等機構，勸誘蒙古王公報墾土地。從開墾情況看，今烏蘭察布地區的原察哈爾右翼共開墾24500餘頃，四子部落旗開墾了3900頃，總計28700餘頃。其中四子部落旗所放墾地中含有賠教地830頃。到20世紀初，今烏蘭察布地區大青山的後山地區也已形成“沿途多漢民耕種，漸成村落”“路旁多墾地，蒙漢雜處”的局面。農耕已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經濟。
但由於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比較低下，只是“廣種薄收”式的粗放經營，如遇天災人禍，仍舊使前來口外謀生的漢民陷入貧困的境地，有的甚至棄地潛逃，如陶林廳一帶，因在光緒末期封建剝削加重之時“近來棄田地避賦稅而去者，所在多有”。豐鎮廳北的一些地方亦出現了一些已開墾，而又復變為荒地的現象，農業嚴重衰退，是當時察哈爾地區農村經濟病態發展的真實寫照。
二、畜牧業經濟的變化
清朝後期今烏蘭察布地區的畜牧業經濟開始瓦解，由於牧地漸少，耕地日增，使昔日一望無際的草地只剩下不連片的孤島。使一部分蒙古族牧民瀕臨破產，迫使他們不得不將遊牧生產與小規模粗放農耕生產結合起來，開始開墾草地，粗放經營，種植糜、黍等早熟農作物，以解決部分人食和畜料的困難。因蒙古人耕種田地不需交納地租和押荒銀，雖耕作粗放，但實際收益仍高於漢族人民。畜牧業為農業所取代，蒙古族人民絕大多數亦依靠經營農耕生產來獲取生活資料，畜牧業變成了從附屬地位的副業生產。因此他們與封建牧主的人身隸屬關係，也逐漸變為鬆散的租佃關係。
伴隨著農業的發展，為典押、買賣土地的關係打開了大門。察哈爾右翼四旗的王公貴族、上層喇嘛及部分貧民將其佔有支配權的土地、牧場或戶口地據為私有，並從事招租放墾而獲取租銀、租糧。從而使其由封建領主的地位轉變為地主或小土地經營者，也使具有土地支配權的蒙古封建領土，伴隨著畜牧業自然經濟向農業經濟的發展轉化，其領地內的土地支配權日益縮減或趨於瓦解。而原來的牧民轉變成農耕者後，還要遭受外國資本勢力、上層喇嘛等的盤剝，並負擔為駐防軍隊馱運給養糧食和軍需物資，以及其他強制性的勞役。如在1853年（咸豐三年）五月，清政府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命察哈爾都統華山泰率蒙古馬隊官兵4000人到北京聽候調遣，調察哈爾馬匹達一萬匹。在一個月之內，對察哈爾徵調如此頻繁，使蒙古族人民負擔加重，嚴重地阻礙了畜牧業經濟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察哈爾牧廠在清初有馬牛駝羊總數390萬多頭只，到清末銳減至39.5萬頭只。因此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喪失牲畜的牧民，變為牧區的乞丐、流浪漢、僱工、窮人，城鎮貧民增多了。這些大量破產者，成為沒有被利用的勞動力，經常轉變為沒有固定職業，沒有生存資料的脫離勞動的（失業）階層。蒙古大批社會失業軍出現，也是畜牧業自然經濟瓦解的具體表現。
三、商品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商業城鎮的興起
從鴉片戰爭以後，今烏蘭察布地區隨著城鎮和定居村落的出現和發展，以商品性生產為主的手工業作坊有了一定的發展。手工業者絕大多數是來自山西的逃難流民，絕大多數以農為業，開荒耕種，經營農業。同時，也有一批又一批的鐵匠、木匠、泥瓦匠、銀匠、銅匠和皮毛工匠、畫匠以及畜產品和糧食加工等手工業者流入城鎮、農村、寺廟等，從事建築或各種作坊的匠役勞動，逐步成為今烏蘭察布地區的固定居民。
這些手工業者來到今烏蘭察布地區後，根據當地的特點和蒙漢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就地取材，就地生產，當時大部分手工業者主要集中於豐鎮城、隆盛莊、張皋、寧遠城、天成、廠漢營、崞縣窯、烏蘭花、廣益隆等地。尤為制氈、製革、鞣皮等手工業作坊，加工製作如皮襖、皮褲、毛氈、氈鞋帽、皮繩、轡籠、毛繩等極為暢銷。隨著這些日常用品的加工生產，商品生產並不斷髮展，促進了烏蘭察布地區的經濟的進步，特別是在城鎮中，按行業組織社團，如燒磚、制瓦、泥瓦、鐵、木、石、銀、銅匠店鋪直接承攬各種業務。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出現了缸、粉、油、米麵、豆腐、醬醋加工業，時稱陸成行，逐步形成較大的行業。並使土鹽生產再度興起，岱海灘鹽為煎制，每年約10萬擔，1910年（宣統二年）設口北榷運局管理鹽務。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對促進農業經濟和畜牧業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商業集鎮的發展也很迅速。伴隨著農業、手工業、畜牧業、商業貿易的發展，在今烏蘭察布地區出現了以糧食和牲畜皮毛為交易大宗的集貿點——新興的商業城鎮。主要有豐鎮城、隆盛莊、張皋、二道河、烏蘭花、寧遠城、廣義隆、天成等。
豐鎮：1750年（清朝乾隆十五年）後，晉、冀等地的手工業藝人陸續進入豐鎮廳城開辦手工業作坊。清末，有手工自然行業20多個，作坊150餘家。其中皮毛、鐵、木等業較為繁榮，皮革、毛織、毛口袋等物尤為暢銷。商號林立，為當時較大的商業城鎮，與歸綏、包頭並稱綏遠三大重鎮。
隆盛莊：隆盛莊在清朝嘉慶初年即有萬餘人口。咸豐年間，隆盛莊已有大型糧店萬義店等8家，陸成行有德隆益等8家，棉布莊有聚義德等10家，鐵匠爐、木匠鋪也有常勝爐等數家，馬店有六合堂等8家，每年僅出售轉運羊一項即達50萬隻左右。外地客商有京津一帶的羊客、馬客，有蘇杭一帶的絲綢、茶商，河南、山東的驢、騾商，雁北地區的糧商等。到光緒年間，發展到鼎盛時期，全莊有商人達2萬多人，當時南街到北街近2里長的店鋪，鱗次櫛比，全是商號門市，前後兩街南北向並列。后街除部分商號外，還有居民里巷居住區，另有一條小北街是回民商號和回民里巷居住區。僅掛有牌匾的商號就達3000餘家，還有百餘家鐵、木建築，銅匠、銀匠、靴匠等各種手工業店。工商戶絕大多數為山西忻縣人，次為山西定襄、崞縣、繁峙人。併成立有各工商業行社。
張皋：張皋在清朝時是蒙古、歸化地區通往北京的大道要衝，當時主要交通工具是馬車，內地的馬車是長軸，張皋以外蒙古地區的馬車軸比內地的短，因兩地的車軸不合轍，所以內地與蒙古路經張皋的過往車輛都要在張皋開的店中換軸歇息，逐步形成了集鎮，到同治、光緒年間，山西、河北等地的農、工、商、匠、藝人紛紛前來認墾謀生，商業開始興盛，開設的店鋪有油、酒、米、面陸成行，當鋪、錢莊、糧店四、五百家。形成東、南、西、北、人市幾條主要大街，是塞內外重要的貿易集散地，與歸綏、商都、張北、北京、天津、張家口以及大庫聯（今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通商，糧食、牲畜、皮張、生活用品、藥材為大宗交易種。
二道河：二道河即今興和縣城關鎮駐地，1886年（光緒十二年）將原有村落豐盛堡更名為二道河。到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設立興和廳時，二道河鎮商賈大小商號相繼開業，尤以米糧業最為發達，是轉銷糧食、牲畜、皮張及各種物資的重要集散地。
烏蘭花：因其處於縣治與蒙旗王府的途中，在清末形成一個以農牧互市為主的集鎮，商業稱盛。
四、近代郵電業的出現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清王朝建成北京至恰克圖中國第一條國際電報通信線路，線路經嘉卜寺（今化德縣城），並設立維護點，負責張北至滂江段線路的維護。這是一條服務於軍事政治的電報線路。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興和廳在東梁街設置郵寄代辦所，次年在東梁大街大德生巷口成立興和廳郵政分局，撤銷郵寄代辦所，隸山西郵政總局管轄。1909年（宣統元年），陶林廳設郵寄代辦所；同年，在嘉卜寺設立郵寄代辦所，隸張家口郵政局管轄。
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清政府在豐鎮、寧遠設驛站，各有馬14匹，馬伕5人，例行傳遞公文之事。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開辦收寄投遞平信、掛號、函件及新聞紙等業務，次年，開辦代售印花稅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豐鎮廳、寧遠廳棄驛歸郵，開通豐鎮—寧遠—歸綏郵路，為馬班、步班郵運，晝夜兼程，隔日往返一趟。沿途公私函件收投無誤，鄉間百姓的通信捎傳到廳，由廳給予遞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楊金牛在豐鎮城內忻州巷子毯子房院內設有一家“書子房”，為人們送信。根據事情急緩、行程遠近確定價格。送信的範圍，南至山西忻州，東至興和、隆盛莊，北至陶林，西至寧遠一帶，為境內私人開辦的郵政業務。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豐鎮廳、寧遠廳設郵寄代辦所，隸屬山西郵政總局管轄。至1907年又新開郵路為代州—朔州—威遠堡—朔平—殺虎口—寧遠廳—歸化，其中代州至寧遠為郵路，寧遠廳至歸化為晝夜兼程班。1911年（宣統三年），開通天成到豐鎮郵路60裡，為隔日步班。1910年（宣統二年），歸化城電報局的長途電報杆路經寧遠到豐鎮、興和、張家口等地，三個廳衙門內設電報交換所。
五、土地和賦稅
豐鎮廳在1887年（光緒十三年），實在應徵民地3961頃57畝9分8釐2毫，認種莊頭二韃子等退換圈地69頃80畝5分，共實在地4031頃38畝4分8釐6毫；寧遠廳應徵民地4836頃87畝9分6釐3毫6忽，認種莊頭二韃子等退換圈地443頃41畝1分，共實在地5280頃29畝6釐3毫6忽。
寧遠廳有原額民、牧各地9657畝1分8釐。其中，民地6517頃39畝1分6釐；王公宗室牧廠地3139頃68畝；節年開墾牧地2472頃47畝8分7釐。1884年（光緒十年），新墾牧地2227頃22畝2分1釐；額外太僕寺牧廠地2298頃61畝1分5釐；察哈爾正紅、鑲紅、鑲藍三旗牧廠地4113頃7畝1分。
豐鎮廳在1887年（光緒十三年），共徵銀190兩2錢9分5釐，全行存留。遇閏加銀５兩７錢９釐，全行存留。全廳共徵銀270６兩8錢3分9釐，起運銀3０４兩4錢2分2毫，存留銀240２兩4錢1分8釐8毫，遇閏加折色銀67兩4錢4分5釐，起運銀3０４兩4錢2分2毫，存留銀2400百78兩8錢6分3釐8毫。在1904年（光緒三十年）時，寧遠廳續報收過押荒未墾荒地96頃53畝6分，每畝徵正課銀1分4釐，共徵銀135兩1錢5分4毫。每正銀一兩，隨徵耗銀５分，共徵銀6兩5分4釐2絲。遇閏每正銀1兩，加徵銀3分。共徵銀4兩5分4釐5毫1絲2忽。每畝隨徵耗銀5分，共徵銀2錢2釐7毫2絲5忽6微。每畝徵另租銀4釐，共徵銀38兩6錢1分4釐4毫，照例不加閏耗。
在豐鎮廳1887年（光緒十三年），應收賦役本色糧為米1470石4鬥3升9勺，解交綏遠城豐裕倉。遇閏加徵米44石1鬥1升2合9勺，並解交綏遠城豐裕倉。同年將本色米改徵色銀為2352兩6錢8分6毫。由綏遠城同知照額收米數，採取本色，放給旗民。
寧遠廳在1887年（光緒十三年），共徵米3781石8鬥6升4合3勺，解交綏遠城豐裕倉。遇閏加徵米125石8鬥2升，內除1879年（光緒五年）豁免米12石3鬥6升4合，實徵加閏米113石4鬥5升6合，並解交綏遠城豐裕倉。1887年（光緒十三年），將此項米3781石8鬥6升4合3勺折徵銀6０５０兩9錢8分3釐，又加閏米113石45升6合，折徵銀181兩5錢2分9釐6毫。由綏遠城同知照額徵收，米數採取本色放給旗民支食。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改定新章暨分佈局所，每年額徵銀兩及額外盈餘並報銷各款。在今烏蘭察布地區設有豐鎮、隆盛莊、寧遠、陶林、興和、張皋雜畜稅局各一處，四子部落旗歸可可以力更鎮雜畜分局管轄，系歸化原設分局，派委稽徵。
（豐鎮廳雜稅情況缺載）
興和廳雜稅有酒稅徵銀73兩2錢，油稅徵銀45兩6錢，當稅徵銀75兩。
寧遠廳雜稅有酒稅徵銀74兩4錢，遇閏加徵銀2錢；大小油稅徵銀75兩6錢，大戶遇閏加徵銀2錢，小戶遇閏加徵銀1錢，俱自1884年（光緒十年）由朔平府改歸寧遠廳徵收。有當鋪30家，徵銀440（奉文加徵）。
陶林廳雜稅有酒稅徵銀130兩，油稅徵銀40餘兩，鬥捐錢1700或1800文。
我們從四廳的賦稅可以看到，在經清朝重新丈量土地之後，四廳的農民每年除向有租佃關係的蒙古地主交納租銀租糧之外，還要向所屬各廳按耕種土地的數量，交納“小租”及土地稅，對蒙古地主已典賣的土地，也要到所屬各廳重新領取土地“大照”，並由所屬各廳按地畝每年徵收賦稅。這樣農民所受的剝削，由過去單一向蒙古地主交納押銀和租糧，變成為地主、官府的雙重賦稅剝削，此外還得交納地照升科和戶口捐賦等多項苛捐雜稅。（具體田賦額定情況見附錄《四廳田賦考》。）
六、恤政
豐鎮廳有常平倉，在廳治東北，倉廒50間，豐裕廒計10間，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置，通判堂瑛承建，次年增建裕二廒、裕三廒、豐裕四廒，計10間，俱通判朝壁承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增建豐裕五廒，計10間，同知威中額承建；1853年（咸豐三年）同知恆佑重修；1881年（光緒七年）同知德溥捐錢建修。豐一廒、裕三廒原為徵儲牧地米石，嗣因牧地改徵折色銀兩，倉廒詳請存留分儲常平倉谷，常平倉在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時，實儲谷12785石6升，內除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稟奉批准放給貧民外，實儲倉谷10394石5鬥。
寧遠廳在署院後設有義倉三座，分別為1886年（光緒十二年）修築的常平倉15間，1891年（光緒十七年）修築的宙字廒5間，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又修築的義倉1處。修築義倉，以備災荒。
七、階級關係的變化
在清朝末年，察哈爾右翼四旗群、臺站的蒙古族只有2萬多人，烏蘭察布盟所屬的四子部落旗蒙古族人口應在1萬人左右。而兩地境內共有召廟百餘座，可謂寺廟林立，喇嘛眾多，結果造成蒙古族人口的下降。而隨著放墾的開始，漢族人口像潮水一樣湧入兩地。僅察哈爾右翼四旗境內的豐、寧、興、陶四廳的漢族人口就達465109人，而四子部落旗境內的漢族也有2萬多人。由於漢族的人口大量湧入，使今烏蘭察布地區的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
原有的蒙古社會階級結構，主要分為蒙古王公貴族、平民及其奴隸三個階層。由於漢族移民的進入，出現了新的階級和階層，改變了原有的蒙古社會的結構。因移入民人以租種他人土地為主，於是出現了佃農、僱農階層。有原來一些民人購置了一些土地，逐步發展成了當地的地主。在放墾蒙地中，又有內地的富商大賈包攬土地，成為“攬頭”，他們成為土地買賣過程中的中介人，出口外後亦為富商大賈。如山西忻縣董村的王升、王成兄弟，在1889年（光緒十五年）前後，來到興和八楞達營子地方謀生，為生計所迫，王升於1893年（光緒十九年）賣身到蒙古王府為家奴，後升為管家，利用權勢，購產置地，贖回賣身契約，開始發家，到1898─1899年（光緒二十四、五年）時，已佔有白腦包大片土地，成為大地主。在岱海灘一帶的餘臥龍，通過承攬買賣土地而發家。而像餘臥龍這樣活動於清政府與移民之間的中間人，在買賣土地過程中，至少都擁有1.5—2萬兩銀子的家財。“假設他一次付給政府的錢是照每畝九百文計算，他規定農民應交給他的錢就可能是每畝1200文或1500文，甚至2000文；如果他每年向政府繳的地租是每畝四分厘金，他就可能規定農戶每年應向他繳付每畝五分厘金的租子，等等”。我們從中可看到地商謀取的為暴利。這些漢民亦掌握著對土地的使用權，成為地主。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蒙古族也有的開始棄牧經農、經商，更加加速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不少蒙古商人加入了農耕和買賣皮張、山貨、藥材、奶酪等的行列。據《綏遠通志稿》卷七十三《民族誌·蒙族》中記載：“從前各旗蒙人，每當秋冬之季，結伴進城（指歸綏城）購運米麵，駝馱往來，絡繹不絕於途。綏產炒米，以此為歲銷大宗，而燒酒、面、磚茶亦在所必需，銷售甚巨。即毗連烏盟之外蒙古各旗牧民，亦皆麋集綏阜，懋遷有無，滿載而歸，歲以為常”。這裡說的烏蘭察布盟及察哈爾等蒙古族進城購物者，應多數為客商，說明清末商人階層亦在蒙古族中間出現。
第八節 清朝後期烏蘭察布地區的文化與教育
一、文學
清朝後期文學，我們僅知一些詩歌，流傳於世。
王楨（生卒年不詳），曾編修過《豐鎮縣誌書》，有存詩2首：
豐川行
滄海桑田幾更變，河山尤是舊真面。
近年邊地果如何，荒城業已成芳甸。
我來豐川訪古封，晉魏事業杳無蹤。
元山傳是唐人寨，曰周曰薛誰適從。
事業欲向東流問，空留古蹟餘風韻。
英雄割據今已矣，先民曷嘗爭聲聞。
長城夜月白如銀，不見當年牧馬人。
幸際五原兵革掃，編氓共樂太平春。
行人莫道黃雲戍，居民鱗密如棋佈。
文教蒸蒸看日上，滄桑萬載金湯固。
薛剛寨
峰頭古塞舊遺痕，唐將聲名今尚存。
馬道豐留馳射跡，陣雲無復戰兵屯。
英雄堪壯山河色，姓字空傳父老言。
嶺外夕陽回照處，寒流日夜聽潺湲。
前一首古風描寫了清朝放墾以來的變化，熱情謳歌了豐川的新貌。後一首七律以豐鎮孤山上的薛剛寨為背景，通過詠頌薛剛，表現出詩人希望能有名將守衛好國家江山的願望。
斌良（生卒年不詳），滿族，字備卿、笠耕，號梅舫。官至刑部侍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任駐藏大臣。有描寫今烏蘭察布地區的詩3首。
商都雜興（三首）
其一
戈壁蒼茫萬里途，盤車北上塞雲孤。
海龍江獺魚油錦，貿易新通恰克圖。
其二
滑笏波流克蚌河，濫吹鋼凍舞婆娑。
插竿累甓當蘭若，雅岱山巔鄂博多。
其三
鴛鴦坡畔草萌芽，毳幕氈房著處家。
風捲駝茸鋪白氎，錯疑邊塞落楊花。
這三首詩描寫了今烏蘭察布商都境內（當時為軍臺）塞外的貿易通道，民風民俗和自然風光。
寶鋆（？—1891年），字銳卿，號佩蘅。滿洲鑲白旗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著有《佩蘅詩鈔》。有描寫今烏蘭察布市地區的詩2首。
早尖後赴沙拉木楞
白井接黃河，匆匆走馬過。
羽蟲佳渾勁，將種尉遲多。
遠流崑崙水，雄風敕勒歌。
笑餘孱弱甚，飽飲遜廉頗。
四馬駕杆，其行益速。赴鄂羅胡篤克作
天下快事那如此，一轉瞬間百餘里。
兩驂如舞兩服襄，三代兵車或近似。
眼望翠嶺高入天，倏忽已超鷹隼前。
霜蹄蹴踏沙石響，風生耳後霏雲煙。
紅白草墩大於盎，累累遍野列星象。
迴旋避之妙用柔，豈止吳兒工蕩槳，
從來峻利多粗豪，脫杆偶亦差分毫。
寄言左右烏拉乞，銜勒端宜把握牢。
第一首五律詩描寫旅途所見和塞外民風。早尖即吃早飯，沙拉木楞即錫拉木倫。佳渾，滿語意為鷹。錫拉木倫是由張家口北去的第十六臺站，在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紅格爾蘇木。第二首七言古風描寫了草原上特有的交通工具——四馬架杆車的快捷便利。鄂羅胡篤克，蒙古語地名，亦作鄂蘭呼都克，是張家口至外蒙古的第十七臺站，在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內，確址未詳。
延清（生卒年不詳），字子澄，一字紫丞，號鐵漢。蒙古巴里克氏，隸鑲白旗。京口駐防。同治甲戌（1874年）進士。曾為工部郎中，累官至侍講學士。著有《奉使車臣汗紀程詩》、《前後三十六天詩》、《庚子都門紀事詩》、《錦官堂詩草》、《來蝶軒詩》、《蝶仙史彙編》、《遺逸清音集》等。有描寫今烏蘭察布地區的詩三首。
將抵鄂羅胡篤克作（用寶文靖公詩韻）
四野初生草，牛羊未盡肥。
雪消隨水下，風起挾沙飛。
節氣逢春令，蒙情懍國威。
鄂羅胡篤克，煙火幕廬稀。
暮抵青岱
氈帷幕一廬，爰處復爰居。
礙帽門如竇，支椽木似梳。
乳酥調雪後，毳幕障風餘。
馬矢添爐火，挑燈此讀書。
登吉斯洪果爾山
窮邊四望地天寬，平遠山如畫裡看。
非是振衣凌絕頂，那知高處不勝寒。
第一首五律詩描寫了塞外草原的風光。鄂羅胡篤克，地名，即鄂拉胡圖克，是張家口至蒙古的第四臺站，地址在今烏蘭察布市商都縣四臺房一帶。第二首五律詩描寫了塞外草原的居住情況。青岱即沁岱，地名，蒙古語為鄂博克，是張家口至蒙古的第九臺站，在今烏蘭察布市察右後旗阿貴圖鄉境內。第三首七絕詩描寫了如畫的塞外高山和曠野，吉斯洪果爾山，亦作吉斯洪火爾山，地址在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白彥敖包蘇木達賴嘎查境內，是當時張家口至蒙古的第十八臺站。
景禐（生卒年不詳），字佩珂。隸滿洲鑲藍旗。1890年（光緒十六年）庶吉士，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著有《北征草》。有描寫今烏蘭察布地區的詩1首。
早赴烏蘭哈達
漢室功名衛霍尊，燕支山上草成墩。
至今石盡為紅色，疑是當年戰血痕。
這首七絕詩譴責了封建統治階級在國內各民族之間發動的不義戰爭，詩人借景生情。烏蘭察哈達，蒙古地名，漢譯為紅石，是張家口至蒙古的第十臺站，地址在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的烏蘭哈達蘇木。
楊貽汾（生卒年不詳），字若儀，武進（今江蘇常州）人。襲雲騎尉世職，後官樂清協副將。著有《琴隱園集》。有描寫豐鎮馬市盛況的古風詩1首。
豐鎮觀馬市歌
鬥雞臺北盤羊西，眼中青海與月支。
騅駓駰駱騮騵騏，沙平草軟十萬蹄。
穹廬月落光熹微，點點草頭同斂棋。
碧眼赤髯環不離，黃皮靴闊氈裘肥。
鞍韉精鐵元熊皮，翻身上馬作馬嘶。
一人馬前作奔敵，萬馬飛逐雲煙移。
一人殿後長竿提，口中馬語無人知。
天明霜露猶未晞，塵埃已塞谷與蹊。
前群上橋後群繼，萬炮飛擊蹄聲齊。
橋姚但用谷量馬，一群一谷紛排擠。
三駣八馬八雜比壯，九良五駑兼黃驪。
健兒入群馬驚突，繩竿掣首施韝羈。
左騰右逸額爾敏，一墮不愁成肉麋。
紛紛駔儈牽人衣，手指黑白呼與騎。
默者鳳臆鳴麟鬐，步者發電奔逾輝。
千金百緡值不一，一顧再顧十倍奇。
安能鉤距得其實，以手作口隱可疑。
氐郎割券樂其羨，連尾不足書成嘻。
世無薛公與非子，筋肉不識由人欺。
烏孫突厥有誰致，致亦不過駑與疲。
有唐八坊七十萬，張公能事惟蕃滋。
繩鉤直曲誰能識，但取立仗何愁稀。
鑷箠刻烙廝養虐，速死不得徒歔欷。
我雖相馬騰董子，不明此中誰駃騠。
荒山嵯嶫愁雞棲，只求款段尋幽宜。
垂鞭嚲控穿花堤，倖免折髀即庶幾。
自朝至昃所見非，十駕九蹶無高低。
殷勤剪刷是何意？帝閒方此徵雄姿。
神奴卻笑王湛痴，我痴已矣將安之。
空將天馬歌西北，不誦田家秧馬詩。
這首詩寫清朝豐鎮馬市的盛況，對各民族的貿易往來和馬匹交易的細節給予生動具體的描繪。豐鎮，即今烏蘭察布豐鎮市。豐鎮的馬市最早開設於明朝隆慶和議後，用內地物資（主要是茶葉和布匹）與蒙古俺答汗部落交換馬匹。這種互市貿易一直延續，西北其他民族也來這裡賣馬，馬市形成很大的規模。
王瑞奄（生卒年不詳），1881年（光緒七年）任豐鎮知事，有描寫豐鎮境內的詩，選２首。
奇峰獨聳
何處飛來此一峰，嶄然天外碧芙蓉。
巉巖莫謂恆山峻，超過恆山又幾重。
北海騰蛟
破浪翻濤大海中，蛟龍吞吐氣如虹。
昂頭易撼波心月，掉尾能生水面風。
更有山巒排左右，盡多雲霧繞西東。
知君不是尋常物，直與鯤魚變化同。
前一首七絕描寫了今豐鎮市石元山的高峻突兀。後一首則充分描繪了隆盛莊北的海子（今已乾涸）的壯觀景象。
王澤堂（生卒年不詳），清朝後期詩人，現錄描寫豐鎮城西閣、南樓詩２首。
西閣晚晴
晚來登閣雨初晴，西望人家入畫屏。
日色漸分鴉背紫，山光遙送馬頭青。
虹垂樹掛絲千縷，鷺下風翻雪一汀。
萬丈落霞紅未了，盈城燈火點星星。
南樓秋曉
邊城風景似中州，曙色登臨最上頭。
萬戶有雞皆報曉，四圍無樹不含秋。
東園場圃全依水，北郭人家半住樓。
塞外輿圖何日闢，甘棠準與樹荒陬。
兩首七律充分描寫了登上豐鎮西閣和南樓時所看到的自然風光。
承章（生卒年不詳），豐鎮廳理事同知，1828—1834年（道光八—十四年）在職。現錄其描寫今烏蘭察布風光的詩３首。
花臺
嫩草連泥取，將來壘作臺。
四圍清似水，一片綠如苔。
雅可供詩句，情能動酒杯。
誰知村僻地，卻有化工才。
這首五律是承章在三瑞裡（清時屬豐鎮廳，今屬興和縣），看到居民院內用帶草泥坯壘作花臺，因野意扶蘇，青蔥可愛而詠的１首詩。
遊大王廟
才一登高眼便清，繞山泉水自回瀠。
平鋪隴陌青無際，遠疊峰巒翠有情。
北染川原多毳幕，南瞻高下見邊城。
沙黃地亦隨時北，到處煙村雅趣生。
紅旗草地遇雪
北風蕭瑟雪如銀，蕩蕩乾坤絕點塵。
有興吟詩權勒馬，無村沽酒莫停輪。
連天素影千峰靜，匝地清光一片新。
恍若玻璃成世界，寒涼且耐賞觀頻。
這２首七律，前一首描寫了遊大王廟所見的情況，後一首寫紅旗草地的雪景。
範大元（生卒年不詳）清末人，曾作豐鎮八景詩16首，今存詩50餘首。是清末今烏蘭察布地區詩歌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現錄其詩９首。
海樓夜月
蓬萊仙境石橋頭，晚景登臨記勝遊。
雲淨邊城山過雨，天空古寺月橫秋。
煙叢絮白煙中樹，水底燈紅水上樓。
夜半依欄頻領略，高歌宜唱小瀛洲。
這首七律中的海樓指豐鎮大王廟，因當時樓下有水，故稱海樓。
煙浦靈泉
石元山下海樓前，尋得豐川第一泉。
夜靜浮沉邊塞月，朝晴呼吸滿城煙。
龍蛇有感隨萍出，鷗鷺忘情停石眠。
莫謂荒陬無勝地，此中靈異已多年。
這首七律描寫的靈泉，即豐鎮薛剛山北側、大王廟東邊的泉水，現已乾涸。
牛心獨秀
牛心山下水涓涓，高臥重霄不計年。
林角觸時青霞地，峰頭昂處碧摩天。
泉微靜喘雲邊月，壁峭難耕隴上煙。
自放桃林歸未得，牧童村指杏花巔。
這首七律描寫的是今豐鎮牛青山之景色。
山寺朝霞
山寺樓臺近碧空，晴明風景望無窮。
遠山遙送千重翠，旭日初臨一點紅。
河報曉光來塞北，樹含秋色入園東。
依欄最是宜人處，萬丈飛霞射彩虹。
山寺即指今豐鎮市牛王廟。
碧海風濤
其一
輕寒獵獵逼西風，萬頃波濤湧碧空。
突起鰲山翻雪白，倒懸烏日射天紅。
玻璃世界真仙境，瓊玉峰巒似化工。
彷彿靈胥迴八月，雲垂海立闔門東。
其二
果然海上有三山，莫謂虛無縹緲間。
一陣黑風來朔漠，千層白浪起峰巒。
雲騰神馬來飄忽，壁峭靈鰲駕往還。
蓬島漫言修不到，而今蓬島在塵寰。
青山寶藏
珊瑚鐵網水中懸，誰料青山玉種田。
雪裡瓊飛冬嶺上，雨餘珠落夏雲邊。
璇懷春浦川俱媚，圭蘊秋峰月亦圓。
更有晴霞留晚照，峰峰紫氣接長天。
這３首七律，充分描寫了岱海及其周圍山峰的景色，清朝時岱海東部屬豐鎮廳管轄，今屬涼城縣。因前２首詩的題詠，岱海從此被稱為“碧海風濤”。
以上六題再加上《雲門古洞》、《馬背雙流》，清朝時被稱為豐鎮八景，而《雲門古洞》和《馬背雙流》所描寫的景色今在山西省陽高縣境內，清時歸豐鎮廳。
另外有吟詠馬射臺和大海灘的詩各１首。
馬射臺
驕虜昔難平，秦牆紫塞橫。
興圖今萬里，不必限長城。
大海灘登孤山有感
雲重壓三邊，登高望遠天。
山頭埋暮雨，林角掛秋煙。
大漠龍蟠塞，長城馬飲泉。
古來征戰地，滄海幾桑田。
張鳳翔（生卒年不詳）清時豐鎮詩人，現錄描寫豐鎮東河石牛和大王廟的詩２首。
石牛
何日化為牛，寥寥曠代留。
怪它心不轉，空向水東流。
海樓夜月
星移斗轉夜初晴，氣象應知畫不成。
只有多情天上月，送來光彩總無聲。
三多（生卒年不詳），鍾木依氏，字六橋。蒙古正白旗人，漢姓張。杭州駐防。任綏遠城副都統。庫倫辦事大臣。民國後任山海關副都統、國務院詮述局局長。有《可園詩鈔》行世。現錄其詩１首。
次和厚卿歸化秋感
奪人真個要先聲，策墾寬嚴似用兵。
席捲八荒空絕塞，筆搖五嶽況長城。
增輝庫克和屯色，佔牧烏蘭察布盟。
怪底將軍能決勝，運籌帷幄盡良平。
這首詩主要描寫了今呼和浩特市和烏蘭察布市的生產生活及其重要地位。厚卿即方榮東字厚卿，時在歸化城任職。
另外，有姚元之著有《竹葉亭雜詩稿》，崇實著有《適齋詩存》，志銳著有《張家口至烏里雅蘇臺竹枝詞》（100首）其中皆有詠頌蒙古風情、臺站的《竹枝詞》。升允是察哈爾蒙古族，曾出使俄、德等國任頭等參贊，辛亥革命後出逃。著有詩集《東海吟》。藝術方面有蒙古說書、音樂、舞蹈，繪畫、織繡和馬鞍鑲嵌藝術的進一步發展。二人臺始在境內流傳。
二、史學
《豐鎮縣誌》的修纂：此志書又名《豐鎮縣誌書》。1884年（光緒十年）修纂，修纂者為豐鎮候補知府理事同知德溥，正黃旗人，字時泉。該志書前有著者德溥的序，後有單晉的跋。1916年（民國５年）印刷，線裝豎排鉛印，一函２本。除序文、凡例、目錄等外，正文為八卷。卷一：星野、星圖、占候、躔度、考證、氣候、沿革、地表、疆域、道路、村莊。卷二：山川（水利）、形勝、古蹟（冢墓）、景緻。卷三：營建（城池）、祠祀（寺廟、壇遺）、公署（倉儲、庫藏）、橋樑（街坊）、義學（教法）、義冢、養濟院。卷四：巡幸、封爵、職官、選舉。卷五：兵防（驛站）、武事、田賦（稅課附內）、戶口、倉庫。卷六：風土、物產、災祥、幻異。卷七：人物。卷八：藝文、包括奏疏、書啟、記略、碑記、古近體詩等，另有雜誌附錄卷尾。
《寧遠廳古蹟志》的修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寧遠廳撫民同知兼理事喬蔭桐、楚才著，主要記載了寧遠廳境內的寺廟、岱海、溫泉、碑記、石雕、古城遺址等。1911年（宣統三年）後失傳。
《寧遠廳志略》的修纂：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寧遠廳撫民同知兼理事寧存校、岱青編輯了《寧遠廳志略》一冊，為手抄本，記述了寧遠廳的山川地貌及歷史發展情況。此書在1935年（民國24年）已為殘本，1937年（民國26年）後失傳。在《歸綏道志》和《綏遠通志稿》中有引用該書原文的一些部分。
《興和新廳志稿》的修纂：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興和廳同知陳時雋、石朋纂，全書為一冊。稿本已佚。
《陶林廳志略》的修纂，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陶林廳通判賈栩、方臣編集。本書於1937年（民國26年）失傳。
三、醫學
在醫學方面有名醫張三在同治年間於寧遠廳城開設中藥鋪並坐堂。１８７６年（光緒二年），在寧遠、二道河子（今興和縣城）有４名中醫開設３家中藥店。孫昌壽，為光緒年間寧遠廳溝頭元山子村人，家世不詳。有道術，以醫名於世。他看病不盡合於藥方，也不只限於藥材，往往診察之後，隨意掇取微物無不奏。他從來不出診，只在家裡坐診，確診病例精準，人稱之為異人。是清朝後期綏東一帶有名的神醫，年60歲，無疾而卒。
另有董海川，原籍為直隸文安人，光緒初年居於二道河子（今興和縣城），善八封拳法，由於他的傳授，歸綏地區始有此拳法。在同治、光緒年間，京師中受他傳授的頗多，風行一時。主要在肅王府第授徒。在歸綏地區人稱其為董老公。八卦拳法亦傳授於綏東鄉間，對強身健體可起到一定的作用。隨著商業的發展，在豐鎮廳出現
了武術健身活動。
四、教育
清朝後期，在豐鎮廳、寧遠廳等地私塾繼續存在。教授的內容主要有：《三字經》、《百家姓》、《名賢集》、《四言雜字》、《七言雜字》、《四書》、《五經》等，此外還有珠算。開學時，凡是上學兒童，進入書館，先拜“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焚香敬表，施以跪拜叩頭的禮節，然後拜先生。每逢孔子誕，要在文廟舉行祭孔子的儀式。教學方法為死記硬背的方式。到光緒末葉，由於新學的興起，學堂的開辦，死讀書的教學方法逐漸改變，原有的私塾，也逐步被淘汰。而新學及書館的設置，對邊疆興學，啟迪民智曾起到了一定作用。
1885年（光緒十一年），開始設置歸化廳學，兼管薩拉齊、豐鎮、寧遠、托克托、和林格爾、清水河６廳，配備總學教諭１人。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豐鎮、寧遠二廳立為１學，按２０名錄取１名，每學文生至多不得超過７名，武生不得超過４名。另外每學又添設廩生（拔貢）各２名，廩生５年每學１員。其後，又將陶林廳、興和廳兩廳劃入，合稱為東學。
豐鎮廳在道光年間，鄉村就設有義學，漢族文人梁魁、張晶、劉嘉德、趙元麟、劉見文、賀九疇等曾往瀏覽。庚子以後，因文童增多，又興辦了豐川書院。清朝後期，設塾教讀的先生以邢大為、李勤、王贊武、喬活雲等較有聲望。在豐川書院也曾提倡新學，當時有許多秀才如喬活雲等，開始聘請忻州人孫潘教授筆算（數學），奠定了開辦學堂的基礎。
寧遠廳在道光年間，有喬樹楠設私塾教讀。喬樹楠是山西省五臺縣秀才，少年時期，頗有抱負，嗣因科舉不第，曾向縣知事上書申訴，藉鳴不平，致使得罪官府，事情平息後，來到寧遠廳境內的後營村、馬王廟、天成村設私塾，一般生員，多出其門下。光緒年間，其子喬活雲繼承父業，開設書館於豐鎮廳，長達40年之久。他為人耿直寬厚，最惡不義之財，且有贊成立憲，提倡天足的進步思想。1929年（民國18年），其學生樊庫、劉漢、陳斡廷等，曾在豐鎮西門外建立德教碑一座，作為紀念。其時在寧遠廳較有聲望的私塾先生還有張呈藻、楊子偉、楊寶符、郭襄、楊濂等10餘人。
興和廳和陶林廳，均置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在興和廳當時有秀才劉元亨、張文譜、張士彥、劉珠、董濬等7人。辛亥革命後，較有聲望的私塾先生有侯霖普、毛步雲等人。在陶林廳僅有秀才周紹文1人，著名的教書先生，曾有山西渾源舉人李題、天鎮縣秀才薛畢與豐鎮廳的安思維在陶林廳教讀。從1887年（光緒十三年）到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豐鎮廳、寧遠廳、興和廳、陶林廳４廳共考取文生73人，武生人數不詳。（詳見下表）。
另外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寧遠廳籍秀才邢大為受豐鎮廳崔壽子的延聘，教其女兒崔秀峰就讀。清末，寧遠廳七濟廟村張耀鬥，曾聘請秀才楊寶符，教其女兒張效曾，己酉科拔貢張呈藻在寧遠廳開設專館時也曾教其女兒張遐齡。從此，開創了今烏蘭察布地區女子教育的先河。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後，在豐鎮廳和寧遠廳創辦有教會學校，豐鎮廳在190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耶穌教會學校，設立女書房1處，由李世華任教員，當時有學生10餘人，辛亥革命後，女書房改為培英女校。寧遠廳天主教堂在新堂、舊堂兩地開辦男女小學校，有學生人數約400名。兩地的教堂為保證生源，嚴禁教民子弟進入非教會學校，並以將子女送入非教會學校是喪失子女的靈魂，犯“背教”的大罪。所以教民只好將子女送入教會所辦的學校。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在寧遠廳成立教育會，以協助廳屬辦理教育行政事宜。1910年（宣統二年），豐鎮廳設勸學所於文廟明倫堂內，任王安齊為總董事，勸學一年，頗著成效。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在興和廳廳城成立小學校一所，由陳時雋承辦，有學生280名。同年，豐鎮廳的豐川書院改辦為豐川官學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豐鎮廳在官村成立崇德小學校和崇貞女學校，1911年（宣統三年）又由楊耀華在廳城順城街創辦女學小學一所。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在寧遠廳設立高等小學1所，設在倉街，全年教育經費4200元，有10個班，在校學生298人，有教職員12人；初等小學4處，辦學地址為廳城城隍廟、關帝廟、天成村，每處25名學生；民立小學2處，設在毛不浪和金海莊，為張耀廷和胡佔魁承辦，有學生分別10名和9名。陶林廳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創辦有蒙小學堂，地址在龍王廟。1911年（宣統三年），在陶林廳城內創辦小學1所。以上各地的學校均開設修身、經學、國文、算學、歷史、地理、格致、體操等課程，這是今烏蘭察布地區興辦新學之始。
察哈爾右翼四旗和四子部落旗，兩地的教育以寺廟教育為主要特徵。因清政府執行籠絡、羈縻蒙古的政策，只有蒙古上層才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權利，而90%以上的蒙古群眾無權享受教育而處於文盲狀態。清政府還禁止蒙古族人民學習和使用漢語，嚴禁蒙漢之間的交往。也不提倡使用蒙古文字，機關行文中只使用滿文，尤其是上層官員裡，這種情況更為普遍，因此阻礙了察哈爾右翼四旗和四子部落旗文化教育的發展。
而寺廟的喇嘛，則通過誦經、藏蒙翻譯、佈道、講學等途徑，也可學到一些天文、曆法、歷史、文學、醫學等文化知識，客觀上使蒙古貧民子弟在當喇嘛的過程中，接受了一些文化教育。在清朝後期，察哈爾右翼四旗的蒙古兒童，家長可在本村（浩特）或鄰近浩特找識字的人讓孩童拜師，所收“烏日謝畢”（徒子），烏日謝畢按則矩白天給老師家做活，早晚學蒙文、蒙語1─2小時，通過一、二年的學習，就能達到看書、會寫的程度，這種做法成了蒙古社會約定俗成的一種教育形式。少數富裕人家也有聘請家庭教師教育子弟學習文化的。而在四子部落旗則只有寺廟教育，精通蒙藏或蒙、藏、漢文字的喇嘛有：錫拉木倫廟的筆帖式桑傑喇嘛，還有楊金喇嘛、羅布森桑傑、老布森德力格、希拉布棟日布、羅布森根棟、河日布拉華、卻扎拉森、羅布桑希德日布呼圖克圖、額仁慶巴拉珠爾筆帖式等等。寺廟教育，為四子部落旗文化教育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20世紀初，由於清政府對蒙古推行以“移民實邊”為主要內容的“新政”。隨著漢族移民的增加，會講漢語的蒙古族越來越多。在察哈爾右翼四旗出現了一些封建貴族和富裕牧民開辦的私塾，延請漢族或蒙古族塾師任教。而四子部落旗的私塾（浩特塾）則是辛亥革命以後才出現的。另外，由於寺廟教育，使印度和藏族人民的非宗教教育文化也被介紹到察哈爾右翼四旗和四子部落旗。這種教育使蒙古語言文字流傳延續下來。
清朝末葉，有些蒙古族子弟還到歸綏、熱河等處新式學堂學習，有的還被選送到北京、天津等地學習或出國留學。其中有的人後來成為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等思想和進步科學文化的傳播者。這些都為兩個地區的蒙古族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礎，促進了蒙古族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蒙古族博學多才的喇嘛和科學家、學者和詩人，他們對蒙古族和中國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第九節 清朝時期烏蘭察布地區的社會風俗
一、蒙古族的社會風俗
清朝時期，蒙古族的節日與祭祀情況為，過春節蒙古語稱為查干薩日，即“白節”。以獻哈達、祝酒等形式互致節日問候。蒙古族祭祀活動主要有祭天地、祭祖先、祭鄂博、祭火等。祭天（即騰格里）為各種祭祀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種，在山丘等高處立木頭或石堆等標記，以此代表“騰格里”。在每年春、秋進行祭祀。立標的山坡被視為禁地，禁止利用那裡的樹木和草場。這是蒙古人最普遍的祭天形式。因蒙古人有“天父地母”之說，又有祭地之俗。他們認為山川、草木都有自己的主神，因此蒙古人把鮮奶和奶茶的“得濟”（首份、上份）每天酹向所在地方的山頂，表示祭祀。祭鄂博（敖包）是蒙古民間普遍的一種祭祀活動。“壘石成山”，“視之為神”，壘成的石頭堆被視為山神、地神及遊牧民族保護神的化身。路過鄂博的人，必須下車，並在鄂博堆上添加石頭，並將所帶的食物的“得濟”獻給鄂博，經過鄂博的人“過著無敢犯”。鄂博有一個部落或一個盟的共同祭祀的大鄂博，祭祀時間一般在農曆五月十三日，也有的在七月十五日。有作為路標的路邊鄂博，有供放牧人祭祀的清泉鄂博，有作為邊界線的邊界鄂博，有以示紀念意義的紀念鄂博等。祭祖一般在除夕舉行，在所設的祭臺上點燃篝火，擺放燒肉、酒和奶食，富有者還要請喇嘛頌經。祭火一般在農曆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舉行。
正月十五喇嘛寺廟舉行跳鬼活動。喇嘛著各色奇裝異服，頭戴面具，手持法器，踏著伴奏的宗教音樂，跳“捉妖驅鬼”之舞，以攘除不祥。夏秋時舉行“那達慕”（漢意為娛樂，玩的意思），由旗長和喇嘛主持，由喇嘛頌佛經，祭敖包。祭敖包時，一般不讓婦女參加。節日開幕式上，通常舉行賽馬、摔跤和射箭表演和比賽。
清朝蒙古族婚姻風俗多實行一夫一妻制，王公貴族則往往一夫多妻，一般早婚，婚姻由父母包辦。王公貴族與平民不通婚。求婚時，由男方託請媒人向女方提親，徵得對方父母同意後，送聘禮定親，同一血緣、同姓者不通婚。兄弟間子女不得通婚，但姑舅間可通婚。丈夫亡故，寡婦可以改嫁，但不得帶走財產。感情不和，可離異。風俗已與漢族無異，漢族人亦有入蒙籍，娶蒙妻者。蒙古人忌臥死，死前須由家人扶坐而死。蒙古人死後，全家舉哀，一般不設靈堂，不擺供品，不穿孝服，不燒紙，不奏哀樂，只請喇嘛頌經。蒙古族的喪葬有野葬（天葬）、土葬、火葬等形式。蒙古婦女臨產時，可回孃家分娩。寡婦和非婚生女子生有子，也要請喇嘛給取名。蒙古王公貴族實行長子繼承製，但平民家庭則通常以幼子繼承。
蒙古族等級觀念較強，對首領、王公貴族的命令絕對服從。蒙古族信奉喇嘛教。蒙古婦女忌諱騎兒駝、兒馬。也崇拜自然神。蒙古族有不吃馬肉之俗，喇嘛教義稱，馬乃天駒，“食之有罪”，而最忌食馬肉，蓋早年皆隸軍籍，汗馬立功，用其力不思食其肉也。清朝末年，此種風俗已改變。蒙古族的出行主要有馬、駱駝和各種畜力車。
清朝時期蒙古族喜穿長袍、束腰帶和穿靴、“袱頭”等傳統民族服飾。有爵位官職的王公貴族，皆按清朝規定式樣戴官帽。蒙古族男子的裝飾比較簡單，腰佩蒙古刀、火鐮和鼻菸壺。而蒙古族婦女的頭飾種類較多，各地都有一定的區別。如察哈爾“婦人耳上有兩小鬈平立。額覆三角珊瑚網，上嵌珍珠與大珊瑚半圓者。後帔亦大珊瑚網，排直垂至後心。衣服則如大半臂，下與足齊。足下著草履綢鞋者不等”，可見衣飾上有滿族化的傾向。放墾後，蒙古族喜穿短衣，鞋帽較接近漢族，只有在喜慶或節慶日才穿蒙古族服裝。
蒙古族飲食分為肉、奶、糧三大類。以奶佐食，飲茶愛酒，近代靠近農耕區的地方已無蒙古包的住宅，以平房、土木結構為主，其衣食住行等方面，幾乎“與漢人無甚差異”。
此外，蒙古族有許多象徵和禁忌。象徵有語言、顏色、數字等方面的象徵。他們崇信語言的“魔力”，因此產生了許多祝福詞，成為其獨特的習俗。以青色為永恆的象徵，綠色為大地的象徵，黃色為珍貴的象徵，紅色為欣欣向榮的標誌，黑色是最忌諱、最厭惡的顏色。在數字上他們崇尚單數，３、７、９是生活中常用的吉利數字。３、７、９及其倍數（尤其是９、８１、２１、４９）往往是“多”的象徵，因此每舉行一項重要活動，必須以３、７、９（或其倍數）為期，或者作舉行儀式的次數。禁忌有忌諱往火中放髒東西，嚴禁往火裡吐痰、小便或倒不淨之物。忌諱在河中洗澡，不能洗髒東西等。關於孕婦的禁忌和對死人的禁忌特別多。婚姻忌諱以鰥寡孤獨、喇嘛尼姑做媒人，等等。進入近代，特別是放墾以後，有許多禁忌鬆弛或消失。
二、漢族的社會風俗
（一）衣食住行：
衣：衫褲鞋襪，多以山區粗布針工縫製，俗稱磚路土布，衣料多系白色原制布，自己染用各種顏色。襖是大襟襖，綴以桃結釦，有的還綴以銅結釦，衣襟向右掩，稱右衽。多數人穿貼身背心，俗稱“主腰子”，防寒取暖，成為習慣。鞋為圓口、方口鞋。襪為布制襪。冬天多數人穿皮襖皮褲，頭戴氈帽、皮帽。樣式古制，質量粗笨，外出交遊來往，給人以古老樸素之印象。黑緞瓜殼帽或禮帽，視為佳品。婦女纏腳，謂之“三寸金蓮”，腳履繡花鞋。首飾有耳環、戒指、手鐲、扁簪、釵等。男女褲子為大襠，不分前後，可調換穿，褲帶多為布質，每當逢九年，須系紅褲帶，並穿紅腰子、紅內褲，因紅色有辟邪防災之說。男女褲腳皆扎腿帶。受滿族影響，男人梳有辮子一條垂於腦後。
食：人們一向省吃儉用，早晨和子飯，中午莜麵、飩子、磨擦子、雜燴菜，晚上稀米粥；三餐俱以莜麵、山藥為主食。其次為小米飯、白麵麵食、玉米糜米窩頭等。肉類則喜食豬肉，愛飲茶酒。冬酸菜，夏野菜，一年四季老鹽菜，均系黃蘿蔔、蔓菁、元白菜等醃製的。白麵、大米除了節日、過年和待客用外，一般以油炸糕、燴山藥粉條、炒雞蛋為佳席。盛飯以碗滿為敬。就餐以剩餘為飽。夏季炎熱時，往往端著飯碗在街頭、院落食用，邊吃邊談。
住：以簡陋土房居多，磚瓦房較少，為一坡水屋頂。農村多為自築土窯。條件好的是三間，一堂兩屋，住人一間，廚房一間，中間一間系堂屋，再蓋幾間小土房，備放糧食和其他用具。建房佈局，四合院形式，一般簡陋低矮，不夠壯觀。都使用火坑，坑灶相連，屋內窄小陰暗。
行：人們外出，多以步行為主，輔之以騎驢。平川地區，條件好的人家，則是坐轎子車、木輪大車。
（二）時會節日:
春節，通稱“過大年”。最隆重的就是除夕夜裡，通宵燈火不滅，不睡覺謂之“熬年”，等次日凌晨家家戶戶要“接神”。點旺火、放鞭炮、焚香磕頭、求財進寶，祈求一歲之安，接完神遇見人要問“過年好”。初一、初二，為拜年時間，家長攜帶子女到鄰居親友家去拜年，進門拱手作揖先問“過年好”、“祝髮財”，“恭賀新禧”，各家都預備茶點、糖果等。拜年時，長輩給幼輩“壓歲錢”。初三，是出門迎喜神的日子，朝著喜神坐落的方向，行走幾里，叫“出興”，表示出門迎接喜神的喜氣，以後出門就不忌諱了，一年中順利無阻，取其吉利。另外，這天請女婿、女兒到家團聚，俗稱“吃外母娘”。
初五叫做“破五”，這天進行“換人兒”，各家接其新喜，用紙或布做人兒，早五更時，人們互相交換紙、布做的人兒。意思是金人換銀人，醜人換美人，互相接好運氣，接好親家。這天還要“倒窮土”，從年初第一天到這天，將家裡角落積存的垃圾和門前點旺火後的灰燼倒出去，意味著將貧窮徹底倒出去，今後不再受窮。
初八，名曰“八仙”。民間傳說；這天是八洞神仙各顯神通，渡過東洋大海。在這天要出門走串一次，意思是免除百病。
初九，玉皇誕辰，供奉玉皇大帝。人們在這天“許還願”者很多，迷信賜福加官。
初十，名曰“十支”。家家戶戶要吃蒸莜麵，農家用莜麵做成１２個小臼缽和莜麵一齊裝入籠中，蒸熟後，根據臼缽裡凝結的蒸餾水多少，衡量全年１２個月降雨量的情況。夜間，慶祝老鼠娶媳婦，在水缸空隙點一盞小油燈，焚香一炷供一點簡單的食物，給耗子賀喜，意思是今後耗子在屋裡不會擾害。
正月十五，又稱“元宵節”或“上元節”。這是正月裡較大的節日。早上吃餃子，晚上吃元宵，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舉辦各種文娛活動。有高蹺、秧歌、彩燈、轎車、花燈、旱船、撓閣等，形式多樣，引人注目。夜晚，各家各戶、各字號都點旺火、放鞭炮、起火。住戶廟宇點油燈供神，焚香擺供。
十六黃昏，人們講迷信“送亡”，意思是讓祖先亡靈過完燈節後被送回墓地。家中祖先神位前填供“亡樹”。家裡主婦捧出大門外，在大道旁劃圈焚化。送亡燒紙後坐在牆隅訴哭親人。在“送亡”的這天，特忌出門遠走，恐被返回冥府之遊魂帶走。
二月初二，“龍抬頭”。清晨“引錢龍”，把清朝乾隆年間的制錢若干枚拴放在水斗中汲水，汲滿後提回家中供俸在財神位前，然後倒入缸，再將水缸打滿。這是進財如泉源“不絕之意”，“泉”即是“錢”。還要搬“棗山”，把麵粉做成的“棗山”，分給全家人烤乾食用。意思是“搬下金銀山，人人用不完”。晚上“送燈”給各商號“送錢龍”要喜錢。這天，男人們要“剃龍頭”。早吃餃子“安龍眼”，午吃油糕“揭龍皮”，晚吃麵條“挑龍尾”。
“驚蟄”，多在二月內，要吃梨。從這天開始，是各蟲類震驚而起的開端。
二月十九，為“觀音聖誕”。觀音是“普陀山湖音洞慈航道人”，後世稱它為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這天，經常出遠門的人組織起來，起會唱戲，以祈禱保佑出門人的平安。
“清明”，多在三月間，前一天名曰“寒食”，是為了紀念古時晉文公的功臣介子推焚死在介休綿山。這天，不動煙火，吃冷食。後慣為“寒食”吃糕，清明節吃小米糊兒。這天，習慣上要敬祖宗上墳，到墳園裡焚香燒紙供食物，祭祀祖先，動土添墳堆。
五月初五稱“端陽節”，為紀念屈原之死吃粽子、麻葉，要用艾水洗手洗臉，戴符，小孩們手腕上拴五色線，七竅裡擦“雄黃”藥粉，防止毒蟲侵害。
五月十三是“關帝誕辰日”。關聖帝君降生，巡視人間，降妖伏魔，保佑人間平安。民間傳說，此日降雨，是關老爺磨刀雨，兆人壽年豐。這天起廟會，酬神演戲，在廟前臺上唱戲４天。廟內打掃乾淨，設香桌、擺供點，來焚香磕頭、求神拜佛的人不斷。街市上小攤小販林立，叫賣聲此起彼伏。食物以粽子、涼糕、麻葉、水蘿蔔為主。玩具以木製彩色刀、槍、劍和泥制的娃娃、鬼臉子不倒翁最多，鄉村裡的人進城逛會。
五月二十五是“城隍誕辰日”，流傳冥府縣官主宰全縣人的生死大權。在誕辰日由各廳署府主辦，起會唱戲４天酬神擺供，以求長壽降福。
六月初一，“龍王廟會”。這天在龍王廟唱戲酬神，祈禱龍王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會期４至１０天，農民佈施主辦，商販臨時搭蓆棚營業，貨鋪林立，攤販櫛比。
七月七，“玄帝廟會”。由道家主辦，設壇唸經，齋戒上供，並起會唱戲。這天也是七巧節，婦女乞求智巧，學習針線活等活動。
七月十五，名曰“中元節”。傳說陰間地府要校對人的生死，記載人間的善惡，確定人的壽命。這天“城隍爺出府”，人們將城隍泥像抬上，坐上八臺轎，鳴鑼開道，意思是巡察本縣人的善惡，決定人間生死日。這天親友們互送“麵人兒”、“面魚兒”。這天又傳說是鬼節日，人們要敬祖上墳。
八月十五，“中秋節”。晚上，各家在院內窗臺前，擺起桌子，點上蠟燭懸起月光爺神紙，供上月餅、水果請月光爺享用，俗稱“玩月”，祈求太陽之神在夜間照住一切邪魔鬼怪，不敢妄動，以保佑人間的平安。祭典畢，全家人團坐一桌，邊賞月邊用晚餐，謂全家人團圓之意，考歷代傳說，中秋節原意，是農民們慶祝豐收之舉。
“冬至”，又稱“數九”。多在舊曆十一月份以內，是二十四節氣之一，在這天，要上墳燒紙，送寒衣等。
“臘八”是個傳說節日。早晨要吃“紅稠粥”，還吃河灣裡的冰凌，表示清潔乾淨去百病。傳說“臘八”原意是釋迦牟尼佛雪山成道，這天，忽然來了一隻猛虎，將要餓死，祈求佛祖大發慈悲，救它一命，佛祖從容捨身讓虎吃掉。救了虎命，而佛祖就修成了道。祖傳吃“紅稠粥”，是紀念佛祖死得悽慘。
臘月二十三，“灶神上天”日。傳說灶神爺爺和灶神奶奶於此日晚返回天宮，向玉皇大帝回奏一年來人間的善惡。這天晚上，人們在灶神面前點起蠟燭，焚香敬紙，供俸麻糖，送灶神上天，使灶神吃了麻糖粘住嘴，不給人們說壞話。人們這天也要吃麻糖。
“除夕”，又稱“年盡日”，是辭舊迎新之日。這天人們打掃庭院，貼年畫，貼春聯，攏旺火，敬祖先，供亡樹。晚上，全家人團聚吃餃子，意在慶祝一年來的吉祥順利。
（三）婚喪禮教：
婚禮：
婚事講究訂婚、換帖、賀喜、鋪床、迎娶、待女婿、回門等禮數。舉行訂婚儀式。經媒人介紹，父母包辦，議定財禮，確定終身，謂訂婚。
賀喜。男方首先擇吉日寫帖子送往女方家叫做“通訊”。親友們送禮叫做“添箱”。有現金、喜帳、屋中的陳列品等。
鋪床。娶的前一天叫“鋪床”。女方將一切陪嫁禮物送到男方，嫁妝有木器、皮箱、衣服、鞋、襪、化妝品等，擺列在喜房內。
迎娶。迎娶日是辦喜事的正日子，在這天，男女兩家吃“爭氣鼓”，用白麵包糖、肉，捏成銅錢大的圓形包子，新娘新郎各吃４個，同族本家人各吃兩個。早飯後，男方給女方送離娘饃饃26個，女方再給男方回禮13個，作為回門請女之用。中午男方將鳳冠、羅裙送到女家，擇時辰迎娶。男方院內張燈結綵，帖對子，擺香燭，插弓箭，準備拜天地。男方用兩位親友娶親時一位小兒童押轎，花轎迎娶，鼓匠吹奏。晚上，親友們耍笑新郎新娘，有“三天地裡沒大小”的說法。
喪禮：
喪事講究送終、報喪、入殮、破土、懸棺、辭靈、送終，病人臨終時，要換壽衣。家人哭著燒倒頭紙。
報喪，孝子頭戴白孝帽，到老爺、孃舅、本家報喪。報喪人進屋見人不說話，跪在地上磕一頭，名曰報喪頭，然後告知死亡情況，並請示和幫助安置一切事宜。
入殮，在死者的第３天，利用早晨或晚上不見紅日，將逝者放入棺材裡，進行“開光”，用白酒、紅棗洗七竅，後楔蓋，人主打３下，然後用木楔（銀釘）將棺材蓋楔好，孝子跪在靈前燒紙焚香哭泣，鼓匠吹打，和尚唸經。
送燈，楔蓋後當天晚上，舉行送燈儀式。親友們各送白紙燈籠一對，自家做白紙燈籠一對，靈牌一個，點著燈籠舉著靈牌隨同鼓匠到城隍廟報廟。孝子拿上黃表寫的牒文、焚香燒紙，懇求地府收留亡魂。孝子邊哭邊叫，讓死者跟著回家。死者在入殮前，家人領著打墓人到墳園破土，攜帶饃饃15個、黃表3份，焚香敬表，在死者開墓的穴道處挖一鍬土，就開始打墓。
掛“告天紙”，用白麻繩剪成細條，按死者的年歲大小剪麻紙的張數，下面拴一塊小炭和一個小饃，位置分男左女右插在街門外門樓上。
辭靈，在安葬前一天畫匠裱糊油漆棺材，老年紅色，青年紫色。一晝夜，鼓匠吹打，和尚唸經，迎經取水，跑五方，遊蓮過橋，起棺點主。死者靈前設桌擺供，親友們來燒香上供，孝子們披麻戴孝跪下磕頭，叫吵靈，也叫辭靈。
安葬，起靈前要發引，打喪盆子。到了墳地，把棺材抬到墓前，孝子依次跪在棺前，焚香燒紙，將棺材用繩吊下滾入墓內，添土成堆，焚香燒紙，磕頭哭泣。回家後，孝子到祖先堂前磕頭拜禮，進行安神。
三、曹碾滿族的社會習俗
文化與宗教信仰：涼城曹碾的滿族在清朝前中期，會講滿語，在清朝後期，會講滿語的已不多。有尚武習文的傳統，其中張家滿族從小演習《清太祖左鞭》的武術。他們的宗教信仰主要信奉薩滿教、喇嘛教。每家院內設有索羅杆（滿語意為神杆），西屋牆上供有神宗牌、祖先的牌位，每逢祭祀，都要向祖宗牌位敬香、磕頭，也要領牲，有請薩滿（俗稱陰陽二則先生）的祭祀形式。
滿族的衣食住行：男女服飾以袍褂為主，男子喜穿藏藍色長袍、馬褂，旗袍在清朝成為“國服”。下身穿套褲，扎腿帶，腳穿牛鼻子鞋。冬天戴圓形帽子，穿毛鞋。男子辮髮，半剃半留，如女子結髻。婦女穿旗袍，姑娘梳雙抓髻。已婚婦女梳旗頭圓髻，即將髮型攏盤在當頭頂成圓形，戴耳環，不纏腳。鞋穿繡花鞋。而莊頭婦女的打扮是梳頭只梳頂髻兒，穿鞋多為高底雲頭鞋。清朝人吳士鑑曾形容“雙把頭”為“鳳髻盤雲兩道齊，珠光釵影護蝤蠐。城中何止高於尺，叉子平分燕尾低。”即婦女將長髮束於頭頂，中分兩綹纏在釵板上，腦後綰一扁髻，形如燕，故稱“燕人頭”。滿族人還有胸掛令珠、手拿念珠的習慣。到清朝後期改為漢裝。曹碾滿族的食物以油炸糕、蕎麵圪朵、饊子等糕面製品為主，喜飲茶。待客敬酒不強迫，做客飲酒不超量，以免失了規矩。宅院大多數為四合院。住房以兩出水的馬鞍形房舍為主，一般三間，一明兩暗，外間為堂屋，東西里屋砌有南炕。窗戶框成大八塊，或小四塊，其主要特色窗的木格成胡椒眼，即碎三角形窗格。並配有東、西廂房，建房講究“以西為貴，以近水為吉，以依山為富”。蓋房時須先蓋西廂房，再蓋東廂房，落成的正房，也是西屋為大，稱上屋。蓋房時先立架，後砌牆安門窗，在上最後一根大梁時，要燃放鞭炮，房主人往大梁上澆酒，以祭天祭神，並唱《上樑歌》。出行以馬代步或步行。
曹碾滿族的婚俗保留著滿族的傳統，不與漢族通婚。滿族只能找滿族人為夫為妻，因人口較少，除在14個皇莊裡通婚外，也有少數人和右衛朔平府滿族人通婚的，因此造成“圈地親，理不清”的現象，即是這家與那家好幾輩都是兒女親家，互相盤問起來，都是親戚。這種情況隨著清末放墾的興起，滿族田莊自行解體，光緒末年始與漢族人通婚。滿族人娶妻時，迎親要全客人。即父母健在，兒女齊全的人，還不能與新郎、新娘的命相犯克。娶親時，一般用馬拉轎車，拉車的馬不能用紅毛色的馬，因紅毛色的馬是祭祖時使用的。喪葬為土葬。生育習俗為生男家門前掛弓箭，生女家門前懸紅布條，忌生人入內等。在小孩出生後到長大成人，要由姥姥家主動承擔大量的撫養義務，這是滿族的一個特殊習俗。
滿族的歲時民俗，與漢族大同小異。
滿族的禁忌有在祭祀中不準哭泣，不講不吉利的話。因西屋供俸祖先，忌客人坐西炕。傳說因黃犬和黃鵲救了努爾哈赤的命，因此敬狗如神，不準打狗，不吃狗肉，不穿狗皮製作的衣服。也不準打死喜鵲，視為神鳥。家來賓客，長者陪之，少者侍立，不準插話。客人在時，不準有洗衣、掃地等舉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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