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京东公布2018年年报，由于谷歌去年6月份的5.5亿美元投资，刘强东在京东的持股比例与投票权都略有下降。
从数据上来看，腾讯为京东第一大股东，持股17.8%、投票权4.5%；第二股东即刘强东，持股15.4%，略低于2017年的15.5%，但仍掌握着绝对控制权，投票权高达79%；沃尔玛则是第三股东，持股9.9%、投票权6.1%。
若比较京东、阿里在股权、团队上的不同把控方式，就能发现面对权力时，位高权重大佬们的差异化管理风格。
刘强东的强势，在业界早已闻名
首先是高管的团队选择，目前更多由管培生提拔的嫡系员工与初创时期的老将构成。但其实在2012年时，曾有不少职业经理人加入京东，这也是团队从草莽时期向成熟体系迭代的标志。不过从刘强东的反应来看，这些空降高管的打法明显不合心意。
2016年，在职业经理人的带领下，京东以40% GMV快速发展，虽然甩开了天猫同期增速，但刘强东仍公开表示：“京东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候。”随即回归一线重新执掌业务，命18位高管直接向刘强东汇报。
今年4月，执行副总裁兼CPO（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宣布离职，这也是2012年外招高管中坚持最久的一位，自此，外企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告一段落。
即使面对投资方时，刘强东的铁腕风格也依旧延续。
“对于资本，我只有一个底线，就是控制权。我永远要控制股东会，永远控制董事会。”
京东是典型的双层股权架构，其董事会成员只有五名，而管理层除刘强东外无一人在其中。董事会章程中还规定，刘强东不在场的情况下，董事会不得举行正式会议，除非他自己回避。此外，刘强东在“违背其意愿的任何限制”期间仍然可以保持权力，这表明他甚至可以在监狱中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
这种极度集权虽然能保证刘强东大权在握，但从性侵风波来看，与企业的紧密绑定，反而会形成负面影响放大的蝴蝶效应。
虽然在去年7月集团CMO徐雷就被任命要兼任首任京东商城的轮值CEO，但大半年过去，作为一名业务型管理者，一直在市场岗位打拼的徐雷，在集团统筹协同与轮岗流动上并不明显，还是在刘强东的光环笼罩下低调做事。
京东，依然被牢牢掌握在拥有79%投票权的刘强东手中。
在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从很早开始，阿里就开始了“去马云化”。2013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CEO，随后在2018年教师节时，又发布公开信宣布将在一年后辞去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和其他互联网巨头相比，阿里核心高层的人事任命，更新的十分快速。
2013年马云卸任阿里CEO后，由时任淘宝CEO的陆兆禧接任，两年后，这一职位又转到阿里COO张勇的手里。今年4月，新的动向又一次出现，张勇卸任淘宝与天猫的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由两家企业的总裁蒋凡兼任。
“救火队长”陆兆禧、“双11成就者”张勇、“后起之秀”蒋凡的先后出现，再加上马云在影视、公益上的活跃，令阿里与马云达成了适度切割，因此即使前不久“996”“669”言论掀起轩然大波，对阿里的资本表现影响也并不大。
但从权力结构上看，马云却与刘强东类似，就算退居幕后依然手握实际控制权。
阿里的公司架构被称为“合伙人制”。2013年，马云正式宣布这一制度，认为“我们建立的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更不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家公司的权力机构，而是企业内在的动力机制。”
对于新入选的合伙人，不仅有三年考察期，还得获得75%现任合伙人的支持。而一旦成为合伙人之一，就有权利提名董事会，这种集体决策与接纳机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阿里管理团队上的稳定与可持续性。不过在现有的36名成员中，只有马云、蔡崇信是永久合伙人。
此外，阿里采用AB股的机制，虽然集团最大股东为软银与雅虎，但在内部的投票权有限，而马云手持的6.4%股权为高级股A股，一股有8-10个投票权，估算来看，他的投票权至少达到50%以上。
永久合伙人与投票权双重加持，马云就算不挂任何名，也是阿里巴巴毋庸置疑的核心人物。
简而言之：不论集权还是放权，作为创始人，掌控企业野心当然无法磨灭。
但随着时间流逝，如何能令企业的良性持久发展与自我利益兼得？这还是摆在他们面前，最难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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