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厡载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
重返延安
一九四○年五月间，党中央来电，让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山东纵队选出的“七大”代表数十人，已由郭洪涛、张经武同志率领先赴延安。六月一日，我告别朱瑞、黎玉等同志，离开沂蒙山区，向西进发，护送我的有个警卫连，还有一名医生。向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进发，真有点游子返乡、归心似箭的滋味。
一路下去，经常遇到敌人，敲敲打打，走的并不顺当。夜间从新泰地区过铁路，被伪军发现，打了一家伙，我们没吃亏，打完迅速向山区转移，甩掉了敌人。经徂徕山以南的泰安县境时，我让护送的连队回去，只留下一个警卫班随行。至肥城一带，碰上敌人“扫荡”，我们跟着当地的部队和敌人兜圈子，转了二十多天，而后向梁山地区进发。当时正是雨季，东平湖涨水，水面有二十多里宽，一片汪洋。我们乘小船过东平湖，径入梁山地区，抵郓城、鄄城一带，见到肖华、宋任穷同志。赶上石友三闹摩擦，我们又跟部队转了一阵子。在冀鲁边见到了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休息了几天，我还给干部讲了次话。恰巧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路过这里，有男有女，共四十多人，中央来电要我带队去延安。
我们一行先过黄河，再过卫河、漳河。从大名府东北十五里处乘船过卫河时，被守城敌人发现，向我们开炮，打了个尾巴，伤了几个人，有位华南来的大学教授不幸落水淹死了。过漳河赶上太行山的山洪下来，河水陡涨，又无渡船，费了力气。我们让护送的连队找了些绳子，拧成一大股，横跨河两岸，让大家拉着绳子徒涉。齐腰深的水，流速甚急，幸亏有根绳子，人员、牲口才顺利渡过。到冀南时高厚良同志带部队接我们，去威县以南的村庄里住了个把星期。而后从邢台、邯郸间的临洺关(现称永年)地区过铁路，连夜通过敌封锁沟，直插太行山区，抵辽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彭德怀等同志。
当时，百团大战正激烈进行，彭德怀同志忙着指挥打仗。百团大战的战役目的，主要是破袭正太路，截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使晋西北、晋察冀和晋东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迟滞和打破日寇进攻西安的企图。从八月份开始，我山西境内的主力部队一百零四个团约四十万人，加上民兵二十余万人，全部投入战斗。虽然连续取得不少的胜利，但因我们的武器不行，破坏铁路缺乏工具，所以战役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彭德怀向我简要介绍了战役战斗情况，要我和他一同去一二九师。在师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同志。陈赓所部正在攻一个山头，打得很激烈。我们到前沿观察战斗情况，只见敌人火力太强，凭险扼守，我军多次冲锋，攻也攻不动。彭德怀同志下了死命令：非攻下不可。百团大战战果显赫，名震中外。我军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四万六千余人，瓦解伪军近二万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华北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瘫痪三个月之久，打得日寇晕头转向，震惊不已。在此期间，我军投入那么多的兵力，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却在一边看热闹，并未给我军以应有的支持与配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独立支撑战局，受到的损失不小。特别是—二九师，担负任务过重，打硬仗太多，部队伤亡较大。
百团大战后期，日寇出动大批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报复，实行“三光”政策。
我军转入分散游击，继续打击敌人。我们和彭德怀同志在一起，转来转去，转了个把月。尔后告别彭德怀，从名山下来由祁县、崞县中间渡汾河，在河西平坝子里住进—所地主的院落，房子很宽敞，休息了两天，继续向陕北进发。经交城地区沿吕梁山脉行进，沿途村落多遭敌人洗劫，房屋烧掉不少，老百姓大都逃往山里，景象十分凄惨。至军渡坐船渡黄河，进入陕北根据地。这是一次长途行军，辗转数千里，历晌半年多，到达绥德、延安，已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严冬景象了。
刚到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安顿我们住在小砭沟—带的窑洞里。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我将朱瑞同志的一封信交给了他，并简要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方针，要我们先学学文件，议一议，还可向延安的同志介绍些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
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气焰，有增无已。希特勒为进攻苏联，独霸欧洲，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北欧、西欧，占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后，又以闪电攻势，突入法国，攻陷巴黎，接着，迫使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法西斯军事同盟，致使大半个欧洲，沦入希特勒魔掌中。一九四○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公约》订立。这一世界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公开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将席卷全球。美、英的“东方慕尼黑”计划，仍在继续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侵略战争的步伐，疯狂积聚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横扫”太平洋地区，实现其吞并亚洲，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在我国内，八路军敌后战场承担着二分之一侵华日军的压力，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负担。但蒋介石大打出手，竟然迫不及待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于一九四O年一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博得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卖国贼的喝采。分裂和倒退的乌云遮天，使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局，出现了逆转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的对策。基本观点是，皖南事变的发生，表明蒋介石向着全面破裂国共关系，准备投降日寇，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破裂只是开始，还不是完成，投降正在准备，并不等于实现。有些同志认为，这一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再次叛变，苏维埃时期的重新到来。但经我们反复观察和研究，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同日寇的妥协倾向虽有发展，但对立的因素并未消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不少头面人物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国民党军政界，特别是桂系与蒋系的矛盾正在发展；工农基本群众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八路军的力量迅猛发展；国际进步舆论，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同声谴责。所有这些，都不同于大革命后期的情况，逼迫蒋介石一时不会走到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地步。蒋介石反共成性，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对付这个人物，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既要坚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阴谋，又要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当然，也要做好应付全面破裂的准备，这叫棋先一着，有备而无患。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决不能重演。
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的局势，也有明确的分析：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墓地。他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即有打有拉。两面政策，一打一拉，是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我们拿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不久，毛主席决定再从延安调一批干部，去山东工作。行前，这些同志集中在延安南门外的七里铺，我和张经武等同志去给他们介绍情况。走到一条山路上，忽然我前面的一匹马发惊，一阵狂跳，踢到我左腿上，导致胫骨骨折。这一下，害得我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当时，医疗条件差，营养缺乏，我又发烧又便秘的，来回折腾，弄得身体虚弱不堪，伤部愈合困难，着急也没有用。读书与思考，便成了我的主要生活内容。总结抗战经验的几篇文章，如《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地方武装》等，就是那时写成的。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我党打退。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赢来了国共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新局面。“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选集》第七七七页)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实又一次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及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世界大战的规模愈来愈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苏联及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溶为一体，结成更加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多行不义必自毙，万恶的法西斯侵略者，尽管张牙舞爪，得逞于一时，到头来必将被世界人民彻底埋葬。
在联防司令部
等我伤愈出院，已是中秋时分。“七大”的召开，虽未确定日期，但各根据地的代表，仍在分批向延安集中。
党中央确定，首先组织高级干部进行较系统的学习，以便为“七大”的召开，做好思想准备。在延安，组成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在各根据地，分别成立高级学习组，统归党中央直接领导。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方面以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经验为主。指定的学习文件，包括《“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入《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以及“六大”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实际上，这就是延安整风的先声。出院后，我即参加王家坪的高级研究组，组里还有叶剑英、李涛、边章武等同志。除学习文件、听报告和小组漫谈外，空余时间也下下棋，打打扑克。在这期间，陈云、康生约我谈过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情况。我和叶剑英同志还发起成立了延安黄埔同学会。我们是朱总司令家里的常客，他和康克清同志平易近人，有点好吃的东西都给大家留着。我们去了，随便交谈，无拘无束。
一九四二年五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调张经武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因生病住院，由高岗代理)，林枫任副政治委员。朱总司令找我去谈话，说明组成联防司令部的意义，交代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组成联防司令部Y朱总司令说，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毛主席认为：前些时候，国民党就准备进攻边区。胡宗南的军队是四十万，我们的兵力只有四万，形势可够紧张的。他们筑工事，搞粮食，拉民*，严密实行经济封锁，拉开架子要攻我们。但是，日本人一打浙江，一打云南，推迟了蒋介石的摩擦计划，这边安静了点。现在，苏德战争在继续进行，太平洋战争暂告结束，日本人下一步向哪里打，向北，向南，向西，似乎还没有定下决心。向北，打苏联，可能性很大，蒋介石和英美都巴不得日苏交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必然向我施加压力，迫我向北，甚至大举进犯我华中、华北，山东、陕甘宁边根据地，形成第三次反共高潮。那时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方针是，巩固内部，沉着应变，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危险局面的准备。要准备日苏战争爆发，准备蒋介石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准备胡宗南进攻边区。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上，方能争取好的前途。我们不希望打，力争不打，但蒋介石一定要打，你不准备，会吃大亏的。皖南事变，项英同志不听招呼，丧失警惕，就是证明。中央决定成立联防司令部，就是为了统一晋西北和边区的军事行动，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如果胡宗南打过来，晋西北的部队马上开来参战，保卫边区，那边可由晋察冀和一二○师调部队填防。
朱总司令还说：我们的面前困难很多，克服困难靠不上别人，只能靠自力更生。一九四二年的任务主要有三项：整风，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渡过困难阶段。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要结合备战，抓好三项任务。希望你们带个头，取得经验，推广到各根据地去。
回来后，我即和贺龙、高岗着手组建联防军司令部。
第一项工作是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的主力部队是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另有陇东、绥德、关中、三边四个军分区。抗战以来，这支部队在巩固边区根据地、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反摩擦、剿匪、生产等项任务中，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有个突出问题没解决，即部队的摊子铺得太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头重脚轻，指挥不灵。上层机关堆了许多干部，陷在事务工作圈子里，很少下去抓基层，抓连队建设。连队干部配备弱，经验少，管教能力差，兵员不齐，因而战斗力不强。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便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陕甘宁边区，地瘠、人稀、民穷，总人口仅一百四十万。多数县城，人口不足五百户，老百姓穷得叮当响。住上一大堆脱产的部队、机关、学校，吃穿用都是问题。抗战以来，大量难民涌来根据地，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两次反共摩擦，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对付我们。结果，弄得边区部队和地方机关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困难得很。陕甘宁边区的群众为了抗日，勒紧肚皮，节衣缩食，供应部队和机关，贡献很大。但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群众也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有些人对长期负担过重，牢骚不满，说：八路军好是好，就是老百姓吃不饱。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有些地方，政府与群众、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可见，精兵简政，势在必行，意义非同小可。
联防司令部的精简整编，主要抓了四个环节。一是深入教育，统一思想。重点教育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干部的认识提高，思想打通，就好办。当时在一些同志中，总想多搞人、多搞枪。可是，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否承受得了，却不考虑。我们召开干部会议，讲形势，讲任务，讲边区的实际状况，讲精兵简政的意义，通过反复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克服阻力。二是裁并领导机构，紧缩机关，充实连队，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将留守兵团与保安司令部合并；各独立团队合编为旅，原有旅及新编旅各保持一至二个主力团(甲种团)，其余编成小团(乙种或丙种团)。联防司令部直辖陕甘边区和晋绥部队五个旅，十六个团。三是妥善处理编余人员。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送学校培养，一部分转到生产部门，参加工农业生产。年大体弱或其他不宜留队的人员，发给路费，复员回乡。经过这次整编，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素质有所提高，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八九七页)
整编后的部队建制如下：
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林枫、谭政(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辖陕甘宁留守兵团及晋绥军区。
(一)陕甘宁留守兵团(只保留番号，领导机构即联防司令部)：
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政治委员马文瑞，副司令员耿飙，副政治委员甘渭汉。
第三五九旅兼绥德军分区：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张邦英，副司令员苏进，副政治委员王恩茂。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阎红彦，副司令员汪锋、张仲良，副政治委员晏福生。
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罗志敏。
新编第四旅：旅长王近山，政治委员徐立清，副旅长程悦长，副政治委员黄振堂。
(二)晋绥军区：
司令员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副司令员续范亭，副政治委员林枫，参谋长周土第，副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二军分区(独二旅兼)：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张平化，副政治委员廖汉生。
第三军分区(三五八旅兼)：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贺炳炎，副政治委员白坚。
第四军分区(独一旅兼)：司令员高土一，政治委员朱辉照，副司令员王尚荣，副政治委员冼恒汉。
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郭鹏，政治委员胡全。
第六军分区(决死第四纵队兼)：司令员雷任民，副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刘文珍。
第八军分区(决死二纵队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李曙森。
直属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
河防司令部：司令员杨嘉瑞，政治委员武开章。
抗大七分校：校长周士第(兼)，政治委员徐文烈。
第二项工作是制定军事防御计划。
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兵力，共四十万人。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力，有三十万人；其余是些杂牌军。他们日常对付边区的办法，一是军事包围，二是经济封锁，三是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四月间，蒋介石扬言要来西北巡视，胡宗南部沿平凉至西安大肆筑碉，实际上是进行军事部署，伺机进攻我边区根据地。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同志找我去研究防御部署，布置任务，要我去看看地形，准备应付胡宗南的进攻。我便和王震同志一道，去南边勘察地形，返延安后，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根据中央决定，将驻绥德的王震旅部及一个团南调3不久，又从一二九师调来一个小旅(新六旅)，我还去讲了次话。同时，加强晋西北河防部队，保证控制黄河渡口，使晋绥军区的主力部队，随时能够开赴河西，保卫边区。地方武装和自卫军的训练亦大大加强，以便随时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第三项工作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
边区的财政经济异常困难，出路何在?毛主席曾经说过：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找我去谈过一次，要我集中精力，抓好留守兵团的生产，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我说：搞生产我是外行，尽力而为吧！他说：你找张令彬；叫他协助你。
留守兵团从事生产，始自一九三八年秋。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羊，养猪，磨豆腐，生豆芽，打毛衣、毛袜、手套等，当时还不是“自给自足”的性质，仅仅是为了适当改善生活。一九三九年开始垦荒种粮，共耕种土地二万五千余亩，收粮食二千五百九十担。一九四O年又提出“自给一个半月粮食”的任务，垦荒二万多亩，并发展了打盐、挖药材、伐树等经营项目。其中，以驻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生产成绩最为突出。为了进一步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整编中加强了生产领导工作。各旅均成立生产委员会，机关设生产科，负责制定生产计划，组织领导生产，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研究与改进生产技术。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如生产归公制度、供给标准制度、会计制度、奖惩制度、分工(农、工、商)制度、检查制度等。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和贪污。口号是：“自己动手，自给自足”、“长期打算，建家立业”、“发展部队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全兵团以三五九旅为榜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从中央领导起，带头生产。毛主席有块自耕地，种了些蔬菜、辣椒之类的。朱总司令除了种田，种菜外，经常背起粪筐，拾粪积肥。周恩来、任弼时是著名的纺线能手。贺龙和我也都分了一块自耕地，种大白菜。那年，我们吃上自己动手种的西红柿、大白菜，可高兴啦。抗战以来，西北地区盐巴奇缺，价格昂贵。陕北的盐业，是项重要财政收入的来源。朱总司令很重视，指定留守兵团抽出六个萱的兵力，专口打盐，出口交换急需物资。一九四一年即打盐五万六千九百余驮，羊毛、山货、药材也是重要出口项目。三边的甘草特别粗壮，多得很。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量的增加，我们的家底子逐渐厚实起来，生活也有明显改善。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全兵团共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工厂—资金七十一万二千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余头。伙食费平均每人每天以五角计，公家发一角，能自给四角。三五九旅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有口皆碑的“好江南”。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该旅共开荒种地二万六千余亩，养猪二千余头；打盐井十个，炭井一个，办起木厂两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油房一所；拥有运输牲口六百头，建立十个骡马运输站，商业有一个总店，十个分店。全旅达到粮食自给百分之八十八，经费自给百分之八十五。贺龙同志对晋绥部队的生产亦抓得很紧，取得了可喜成绩。一九四二年全年．他们在晋西北共垦荒六万亩，还挖渠引水，扩大灌溉面积，大力发展棉、麻、纺织业及其他生产经营项目，将相当一部收入支援延安，对克服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年底，毛主席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对部队参加生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我军参加劳动生产的优良传统，就是从那时形成的。
在联防司令部期间，我与贺龙同志共事，关系融洽，心情舒畅。他两边跑，有时去晋西北，有时在延安。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有时闲聊天。他经常和我讲些在旧军队的故事，听来叫人好笑。他从旧军队营垒里杀出来，新旧对比，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尤为折服。他给我的印象，性格开朗。对党忠诚，积极正派，善于团结干部，有事摆到桌面上，从不背后捣鬼。他决不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文化大革命里，林彪一伙诬陷他搞“二月兵变”，残酷迫害致死，真是冤枉得很！
任抗大校长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进一步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潮。
我那时正忙于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生产规划，检查春耕情况。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他说：抗大总校从邢台搬回来了，这里还有分校，准备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那里缺个校长，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力难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我说：既然主席这样说，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替换我。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对抗大的任务，用“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八个字概括，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工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象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主席还强调，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
三月中旬，我从延安去绥德，路上走了四天。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长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过了些时候，李井泉同志调来，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我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
著名的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以来，已培训七期学员，分布在各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战斗骨干作用。因战争环境的关系，校址经常流动，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到冀南平原。一九四二年二月，总校在邢台地区开办第八期，学习一年，奉命转来陕北。在此同时，中央又决定将晋察冀二分校、晋西北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后改称军事学院）均与总校合并，学员统称第八期。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们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原计划本期培训学员八千至一万人，结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一部学员转来陕北，收生工作才告结束。
我们确定，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
整编机构主要是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要，统一组织编制，进行干部配备。校本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下属组织、宣传、干部、保卫、总务五个科外，教学工作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设供给处、卫生处，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以原建制为基础，编为五个大队四十六个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队设队长、指导员。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楚，政治委员高兰亭；三大队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委员雷钦；四大队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委员许凤翔，以后又组建了二、五大队。不论大队或队的领导干部，均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干部和教员缺乏，是一大困难。我记得编制定下后，干部缺一半，教员缺额更多。除从学员中调出些任用外，我们还请求军委批准，从延安编余干部中解决一部分。
端正入学态度，严格组织纪律，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好几千人初来绥德，什么想法都有。有的认为在前方打仗光彩，入学不光彩；有的犯过错误，是准备来“挨整”的；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凉了半截。针对这些现象，我们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要求学员端正入学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严格管理，严格规章制度，一切行动必须象正规部队一样，达到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论资格新老，违犯纪律均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建家立业，靠自己动手。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几个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得自己打，课堂得自己盖，粮食、蔬菜得自己生产。各大队首长负责，组织学员边建校舍，边搞生产，掀起了建校和生产的热潮。全校共挖了二百多个窑洞，各大队都盖起了课堂；开荒种田，办作坊，捻毛线，养猪养羊，开合作社，全年共收入近三百万元，使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
我当时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王从吾、武竞天等同志组成的一个小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初步分配工作。这是项细致、复杂的任务，要看档案，要经常研究情况，要和干部谈话，要全面认识干部，既费时，又费力。我主要管团以上干部。
抗大整编大体就绪后，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间，蒋介石令胡宗南等部，尽撤河防兵力，向洛川、中部、邠州一线集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调晋西北四个主力团来边区应变，全边区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抗大的全体教职员工，也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当时，联防司令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北线榆林方向的邓宝珊部。一般地说，邓虽不至于打我们，但有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压力，我们不得不防。制定了作战预案，学员都发了枪，分一线、二线防守。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党击退，抗大遂转入整风学习。
进行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是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时间为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全党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初开始的，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我和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徐文烈等同志研究，认为抗大的整风，要稳不要急。以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改造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为主要目的。结合整风，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一些人的问题，该使用的使用，该处理的处理，保证党和军队组织上的纯洁性。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经中央批准，设立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校领导及各大队政委参加，我任书记。日常的学习领导工作，由李井泉、徐文烈负责。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总学委会发出《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各大队、支部深入动员，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展开。
经过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我们对学员的情况大体上有个谱。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运动开始后，强调首先学好《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澄清模糊认识，打消顾虑，提高自觉性。在此基础上，转入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交代历史问题，书写自传。各单位对重点审查对象，进行了摸底排队。应当说，这段时间里，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可是，从十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负责人黄志勇，是个搞逼供信的专家。他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抓什么“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十月下旬，我去延安，和林彪、张宗逊主持练兵。练兵时，毛主席还来看过。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抗大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两不耽误。一九四四年的生产成绩很突出，共收入四亿七千六百余万元，比头年增长一百六十倍。
转入正课学习至毕业分配，是第三阶段的中心任务。时间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大第八期教育计划，建校初期就有个轮廓，后经校领导反复讨论、修改，才确定下来。一九四四年六月正式颁发，因整风审干的关系，至年底才付诸实施。
教育计划的总方针仍是毛主席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里面，政治、军事、作风都有了，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完全符合抗大培养干部的目的和要求。
关于教学原则，我们从实际出发，参照以往抗大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七条：
（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
（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
（三）军事、政治、文化教学相互结合；
（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
（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
那时，抗日战争何时转入总反攻阶段，八路军大发展的高潮何日到来，我们虽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也不是毫无预见。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预计在两三年内，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在考虑学制时，暂定为两年：预科一年，本科一年。预科以学习政治、文化课为主，占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本科则以军事课为主，占百分之七十，政治、文化课占百分之三十。预科时间与本科相等，是因为部分学员文化程度太低，其中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没有一定的时间打下文化基础，要学好军事、政治课程，是很困难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突患肋膜炎，住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整天发高烧，持续了两个多月，身体虚弱至极。 “七大”也未能出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得好些。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同志负责，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因八路军已进行抗日总反攻，抗大第八期学员奉命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亦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参加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始自一九四一年五月的高干整风学习会议。毛主席强调：整风，主要是高级干部，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是下级干部。这次整风，分为高干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全党整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总结提高（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个阶段，历时四年之久。我在联防司令部和抗大期间，一直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全党便无法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确立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建党之日起，我党就不乏注意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同志。党依靠着他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反复实践、摸索，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坚持了土地革命战争，赢得了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而历次机会主义却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危害最甚的是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四年，曾使党几乎陷入绝境。
王明一伙在四中全会上台后，大肆泛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等恶劣倾向，荼毒全党。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一窍不通，却寻章摘句，夸夸其谈，以“精通”马列主义而自居；对武装斗争、建设红军、创造根据地、土地革命和反敌人“围剿”，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写决议，发指示，“钦差大臣”满天飞，凭主观臆想指导革命。革命实际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他们不调查，不研究，照搬“本本”或外国经验，把抽象原则和死板公式当作“万应药方”，套在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着的革命实际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特征，乃是教条主义者的致命顽症所在。结果，弄得党内死气沉沉，一切“唯书”、“唯上”，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给党造成的危害，毛主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党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调查研究。同时，规定了干部的教育， “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八○三页）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在整风学习中，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辨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并且归纳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十条要求自己：“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以免挂一漏万。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能无矢求的。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
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从政治上分清路线是非，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又一根本问题。什么“两条路线”、“王明‘左’倾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经过整风学习，我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六大”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教训是很深刻的。第一次“左”倾，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冬，翌年四月基本结束。那时，我参加了广州起义，又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对一些“左”的口号和作法，深有感触。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争的失败，与“左”倾错误有很大关系。第二次“左”倾，即“立三路线”，约半年的时间。我在鄂豫皖根据地，仅有两千来人的队伍，中央却叫我们去攻打武汉！以卵击石，行不通，我们作了抵制。根据地里贯彻“左”倾政策的结果，造成许多农民“反水”，一部分红色政权塌台，吃了苦头。第三次“左”倾是王明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形态最完备，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极力推行“左”的一套。什么“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呀，“武装保卫苏联”呀，“两条道路决战”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呀，“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呀，国民党“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总崩溃”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呀……纯粹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与此相联系，在军事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作、敌军工作等方面，也都“左”到无可再“左”的地步。结果，招致白区党损失近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那套“左”的东西，竭泽而渔，弄得民穷财尽，使部队无法生存下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博古等人不懂得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一面和人家订了三条协定，一面又说蔡廷锴等“比蒋介石还蒋介石”，把送上门来的同盟者抛到一边。我们学习小组，对此事议论很多。事实证明，“左”决不比右好，不论“左”的或右的路线和策略，都会葬送革命事业。
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白区工作以刘少奇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坚持正确路线和策略思想的典范。他们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站在最前列，同教条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系列的文献和实践活动，可资佐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才使革命转危为安，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和策略，才赢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同样是一个模范”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第三，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用整风的形式，去分清路线是非，去克服党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我们的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但党的成员来自社会，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混进党内来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党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而，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而不是其它。不明确这一点，开展党内斗争，势必走到邪路上去。
王明路线时期，发展了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从宗派主义集团的私利出发，把“党内斗争”变成提高自己“威望”、剪除异己、吓唬党员的经常手段。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大家对此深有体会，举出了许多事例。在中央苏区，王明一伙大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排挤毛泽东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和我因与教条主义者派来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等人，发生“南下之争”，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我们扣上一大串罪名，撤了曾中生的职。从那以后，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直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他们这种错误作法，只能窒息党的民主气氛，发展盲从主义、奴隶主义。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在一起，残害了大批干部和党员，言之令人发指。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各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大搞“逼、供、信”，被错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何止千万！弄得党内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这套衣钵，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幸亏毛主席及早察觉，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规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严禁逼供信”、“有错必纠”，才避免重蹈以往“肃反”的覆辙。挽救了大批革命干部，端正了整风审干的方向。
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纠正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偏向，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等等。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央决定，对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留在党内，分配适当工作，也是必要的。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路线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表现了我们党的伟大气魄和自信力。历史证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绝大多数能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做出有益的贡献。
这些，就是我在延安整风中的主要收获。
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会议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始，至翌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开了近三个月。任弼时主持了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出席会议的共有二百六十六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十大政策的报告、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贺龙也都作了报告。会议期间，共有四十六位代表发言。我也主持过会议，发过言。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分清路线是非，反对纠缠细枝末节，较好地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批判郭洪涛、朱理治同志，有过火的地方。
延安整风的胜利，为召开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形成全党大团结的局面，争取抗战总反攻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夏季，德、意法西斯彻底覆灭，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宣告结束。在此同时，我解放区军民在各个战场上，转入对日寇的战略大反攻，令人振奋的捷报，纷纷传来。八月，苏联出兵东北，一举消灭六十万日本关东军，对加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伤亡两千万军民的惨重代价，终于迎来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一致对敌，领导我军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侵华日军达七十五万五千人，伪军九十五万五千人，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总共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光辉战绩。部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万人，解放区约一亿三千万人口，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我国八年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和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苏联人民直接支援我国人民的结果。历史证明：侵略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任何帝国主义者企图武力征服中华民族，必然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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