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新亞書院研究：1949—1965》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時間：2019年02月
【內容簡介】
1949—1965年之新亞書院，亦即“一代儒宗”錢穆（1895—1990）任院長時期之新亞書院。錢穆卸任後，作為香港中文大學三大創校基本書院之一的新亞書院逐漸開啟了另外一段歷史。
本書截取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前的新亞書院，亦即錢穆擔任院長時期的新亞書院作為研究對象，從發展歷程、辦學旨趣、經費籌募、課程與教學、師資與制度、校園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並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時期新亞書院辦學之得失成敗進行了總結。
本書是作者關於錢穆研究的後續之作，也是國內系統研究新亞書院的著作。
魏兆鋒，安徽當塗人，副教授，教育學博士。現供職於西藏民族大學教育學院，主要從事教育史、民族教育、中國傳統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已出版《執“兩”用“中”：錢穆教育思想研究》與《錢穆教育生涯的歷史考察》兩部專著。
本書為西藏自治區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新亞書院研究（1949—1965）”（SK2017-02）之研究成果。
【目錄】
緒論
第一章發展歷程
第二章辦學旨趣
第三章經費籌募
第四章課程與教學
第五章師資與制度
第六章校園文化
結語
參考文獻
【前言】
從總體上說，民族院校的研究自然應以民族方面的研究為主。筆者雖廁身於民族院校，但與自己絕大多數同事不同的是，筆者這些年主要的時間與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非民族研究上，放在了對錢穆及其創辦的新亞書院的研究上。
學術研究上的這一非主流選擇，一方面致使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基本上都處於“獨學而無友”的狀態，另一方面則導致筆者即便處於信息技術十分發達的當今社會，在相關研究資料的收集上也感覺到頗為不便。
言念及此，有兩個人筆者不能不在這裡特別提出來，以向其表達我的誠摯謝意：
一位是錢穆哲嗣錢行老師。不僅錢老師回憶乃父生平、闡釋乃父思想的兩本著作給予我諸多啟發，而且在我研究新亞書院遇到問題，不揣冒昧打擾時，錢老師更是不吝賜教與鼓勵。
另一位是張學雷先生。先生系與錢穆一起創辦新亞書院的張丕介的族孫，當先生得知筆者計劃從事新亞書院研究時，雖與我素昧平生，仍然在百忙當中抽空將其珍藏的相關資料親自複印並寄贈於我。
沒有兩位先生的慷慨相助，本書的撰寫不可能像現在這樣順利，這是毋庸贅言的。但願此書沒有太過辜負兩位先生的厚意與信賴！
儘管這幾年在自己選定的研究方向上陸陸續續有了一些撰述，但是，筆者在學術研究上的這一非主流選擇仍然讓自己有一種莫名的不安。也許，筆者在這方面有點多慮了。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民族院校固然需要民族方面的研究，但它同時也需要非民族方面的研究。否則，筆者這幾年以錢穆及新亞書院為題所申報的兩項課題是不可能順利獲批的。
第二，王國維在作於1911年2月的《〈國學叢刊〉序》中曾經這樣說過：“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如果說學術不應該分新舊、中西的話，那麼，學術同樣也不應該分所謂的主流與非主流。
如此一想，筆者的內心才漸漸有所釋然，甚至感覺以前的意有未安在某種程度上簡直有庸人自擾之嫌。
既然學術不應該分主流與非主流，那麼，在學術研究當中，我們到底應該關注什麼呢？關於這一問題，王國維在他那篇著名的序文中實際上也給出了他的答案，即學術當“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此一含義，如果換用我們更為熟知、也更為流行的表達的話，那就是：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
可見，任何學術，只要有助於人類進步事業，只要有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都是值得提倡的，都是有用的學術。此處所謂的“有用”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有用，如針對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工程技術類與社會科學類的研究基本上都屬於此類；另一種是間接有用，也可以說即無用之用，純科學等方面的基礎研究及人文學科方面的研究即屬此類。
兩者相比較，王國維認為，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用的基礎研究實際上屬“學”，似乎很有用的應用研究則屬“術”。“術”來自於“學”，不“學”則無“術”。在此方面，我們切不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變成王國維早在《〈國學叢刊〉序》中就指斥過的“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的“世之君子”。也正因此，王國維才指出，“學”不僅“無新舊”也，“無中西”也，同時也“無有用無用”也。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這是從學術的外在功能角度給學術下的一個定義。有助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學術有很多，但是，作為個人來說，因為天資有偏頗，歲月有涯涘，我們到底應該從事哪一方面的研究，此處顯然不能不有一個選擇的問題。既如此，則我們應該依據什麼來作出自己的選擇呢？
竊以為，就個人來說，選擇的依據不應是所謂的熱點與時髦，也不應是項目申請或論文發表的便利，而應是自己的興趣、愛好、潛能、天賦、特長等。此一依據，如果換用錢穆的話來說，那就是“一己才性之所近”。
基於內在自我選擇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這不是“自私”（selfishness），而是“自愛”（self-love）。這樣的學術，因其植根於個人的生命，故而可稱之為“生命的學術”。與此同時，個人這樣的生命，因其能夠不斷獲得學術的滋養，故而可稱之為“學術的生命”。
只有“生命的學術”方才可以激發個人生命的熱情與激情，甚而至於激發個人以其全生命來擁抱學術，也只有這樣的學術才是有本有源的學術。
反之，“學術的生命”，因其能夠持續受到學術的潤澤，故而必將越來越有活力，越來越豐厚。生命之豐厚雖不可一蹴而就，但並不妨礙我們心嚮往之。
可見，如果學術與生命能夠貫通一氣，兩者必將交灌互注，從而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關係。相反，如果學術與個人生命迥然無涉，試問：這樣的學術如何激發個人的研究熱情？即使有，其熱情又如何能夠維持長久？
易言之，如果學術研究是對個體生命的一種尊重與肯定，這樣的學術研究必將能夠促進生命的健康發展，而健康發展的生命必將反過來以更加飽滿的精神投入到自己擇定的學術研究當中。相反，如果學術研究是對個體生命的違逆、疏離與否定，在此情況下，個體生命不是日漸萎縮，便是日趨異化。
試想：如果學術研究不僅促進了人類正義事業的發展，它同時也滿足了個人的興趣與愛好，且幫助個人認識了自己的天性，並最終成就了自己的天性——如此一舉兩得的事情，豈不甚好？
如此，則學術不僅是天下之公器，它實際上也成了個人之私器。此處所謂“個人之私器”，並非將學術當成了獵取個人名利的工具，而是認為學術乃個人認識自我與實現自我的工具，是“創造性地使用我們人類的各種力量”的工具。可見，學術不僅具有外在功能，它對個體來說同時也具有內在功能。內外兼備，這才是我們對待學術功能應有的全面認識。
綜上可知，首先，學術不僅是天下之公器，它同時也應是個人之私器；其次，學術不僅不應該分新舊、中西、有用無用，它也不應該分主流與非主流——此處所謂的不分，不是事實上的不分，而是價值上的不分。換言之，即使學術在事實上存在新舊、中西、有用無用、主流非主流之分，我們也不能僅僅基於這種事實上的區分而對其價值之高低展開判斷。
這是筆者在撰寫該書時產生的一些想法，實際上也可以反過來說，沒有上述想法，即不可能有本書之產生。故值本書出版之際，特將與本書關係密切之上述想法拉雜陳述於此，非敢責人，但以警己。
魏兆鋒
2019年1月31日於陝西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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