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新亚书院研究：1949—1965》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时间：2019年02月
【内容简介】
1949—1965年之新亚书院，亦即“一代儒宗”钱穆（1895—1990）任院长时期之新亚书院。钱穆卸任后，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三大创校基本书院之一的新亚书院逐渐开启了另外一段历史。
本书截取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之前的新亚书院，亦即钱穆担任院长时期的新亚书院作为研究对象，从发展历程、办学旨趣、经费筹募、课程与教学、师资与制度、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新亚书院办学之得失成败进行了总结。
本书是作者关于钱穆研究的后续之作，也是国内系统研究新亚书院的著作。
魏兆锋，安徽当涂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主要从事教育史、民族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已出版《执“两”用“中”：钱穆教育思想研究》与《钱穆教育生涯的历史考察》两部专著。
本书为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亚书院研究（1949—1965）”（SK2017-02）之研究成果。
【目录】
绪论
第一章发展历程
第二章办学旨趣
第三章经费筹募
第四章课程与教学
第五章师资与制度
第六章校园文化
结语
参考文献
【前言】
从总体上说，民族院校的研究自然应以民族方面的研究为主。笔者虽厕身于民族院校，但与自己绝大多数同事不同的是，笔者这些年主要的时间与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非民族研究上，放在了对钱穆及其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研究上。
学术研究上的这一非主流选择，一方面致使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基本上都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另一方面则导致笔者即便处于信息技术十分发达的当今社会，在相关研究资料的收集上也感觉到颇为不便。
言念及此，有两个人笔者不能不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以向其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一位是钱穆哲嗣钱行老师。不仅钱老师回忆乃父生平、阐释乃父思想的两本著作给予我诸多启发，而且在我研究新亚书院遇到问题，不揣冒昧打扰时，钱老师更是不吝赐教与鼓励。
另一位是张学雷先生。先生系与钱穆一起创办新亚书院的张丕介的族孙，当先生得知笔者计划从事新亚书院研究时，虽与我素昧平生，仍然在百忙当中抽空将其珍藏的相关资料亲自复印并寄赠于我。
没有两位先生的慷慨相助，本书的撰写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这是毋庸赘言的。但愿此书没有太过辜负两位先生的厚意与信赖！
尽管这几年在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上陆陆续续有了一些撰述，但是，笔者在学术研究上的这一非主流选择仍然让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笔者在这方面有点多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民族院校固然需要民族方面的研究，但它同时也需要非民族方面的研究。否则，笔者这几年以钱穆及新亚书院为题所申报的两项课题是不可能顺利获批的。
第二，王国维在作于1911年2月的《〈国学丛刊〉序》中曾经这样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如果说学术不应该分新旧、中西的话，那么，学术同样也不应该分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
如此一想，笔者的内心才渐渐有所释然，甚至感觉以前的意有未安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有庸人自扰之嫌。
既然学术不应该分主流与非主流，那么，在学术研究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关注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王国维在他那篇著名的序文中实际上也给出了他的答案，即学术当“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此一含义，如果换用我们更为熟知、也更为流行的表达的话，那就是：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
可见，任何学术，只要有助于人类进步事业，只要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值得提倡的，都是有用的学术。此处所谓的“有用”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有用，如针对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工程技术类与社会科学类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此类；另一种是间接有用，也可以说即无用之用，纯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及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即属此类。
两者相比较，王国维认为，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属“学”，似乎很有用的应用研究则属“术”。“术”来自于“学”，不“学”则无“术”。在此方面，我们切不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变成王国维早在《〈国学丛刊〉序》中就指斥过的“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的“世之君子”。也正因此，王国维才指出，“学”不仅“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同时也“无有用无用”也。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是从学术的外在功能角度给学术下的一个定义。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学术有很多，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因为天资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我们到底应该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此处显然不能不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既如此，则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来作出自己的选择呢？
窃以为，就个人来说，选择的依据不应是所谓的热点与时髦，也不应是项目申请或论文发表的便利，而应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潜能、天赋、特长等。此一依据，如果换用钱穆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己才性之所近”。
基于内在自我选择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这不是“自私”（selfishness），而是“自爱”（self-love）。这样的学术，因其植根于个人的生命，故而可称之为“生命的学术”。与此同时，个人这样的生命，因其能够不断获得学术的滋养，故而可称之为“学术的生命”。
只有“生命的学术”方才可以激发个人生命的热情与激情，甚而至于激发个人以其全生命来拥抱学术，也只有这样的学术才是有本有源的学术。
反之，“学术的生命”，因其能够持续受到学术的润泽，故而必将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丰厚。生命之丰厚虽不可一蹴而就，但并不妨碍我们心向往之。
可见，如果学术与生命能够贯通一气，两者必将交灌互注，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相反，如果学术与个人生命迥然无涉，试问：这样的学术如何激发个人的研究热情？即使有，其热情又如何能够维持长久？
易言之，如果学术研究是对个体生命的一种尊重与肯定，这样的学术研究必将能够促进生命的健康发展，而健康发展的生命必将反过来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到自己择定的学术研究当中。相反，如果学术研究是对个体生命的违逆、疏离与否定，在此情况下，个体生命不是日渐萎缩，便是日趋异化。
试想：如果学术研究不仅促进了人类正义事业的发展，它同时也满足了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且帮助个人认识了自己的天性，并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天性——如此一举两得的事情，岂不甚好？
如此，则学术不仅是天下之公器，它实际上也成了个人之私器。此处所谓“个人之私器”，并非将学术当成了猎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而是认为学术乃个人认识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工具，是“创造性地使用我们人类的各种力量”的工具。可见，学术不仅具有外在功能，它对个体来说同时也具有内在功能。内外兼备，这才是我们对待学术功能应有的全面认识。
综上可知，首先，学术不仅是天下之公器，它同时也应是个人之私器；其次，学术不仅不应该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它也不应该分主流与非主流——此处所谓的不分，不是事实上的不分，而是价值上的不分。换言之，即使学术在事实上存在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主流非主流之分，我们也不能仅仅基于这种事实上的区分而对其价值之高低展开判断。
这是笔者在撰写该书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实际上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上述想法，即不可能有本书之产生。故值本书出版之际，特将与本书关系密切之上述想法拉杂陈述于此，非敢责人，但以警己。
魏兆锋
2019年1月31日于陕西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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