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電影院推出一週年，究竟經歷了什麼？
“移動電影院，就是移動的電影院”背後，外界的誤解主要集中在哪裡？
移動電影院2.0版本要做什麼？
“我這個年齡，也不應該是創業的年齡”。
一上來，高群耀就清晰表明了自己的“短板”。作為一名互聯網創業者，50後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協調”。但高群耀的“短板”或許並不是年齡，而是“身份”。
曾經微軟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兼總經理，曾經新聞集團全球副總裁，曾經萬達文化集團高級副總裁。這些“身份”，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高群耀“創業”的阻礙。
萬達收購傳奇影業和AMC的“排頭兵”，為什麼會選擇回國創辦移動電影院？隨後，高群耀在公開場合常常用“移動電影院，就是移動的電影院”來解釋自己的業務，但移動的電影院能是電影院嗎？會和實體電影院搶生意嗎？
因為疑惑，所以產生了誤解。一整年的時間，高群耀身上彷彿貼上了三個“標籤”。這三個標籤對應著三個誤解：是不是違背政策監管的“投機者”；是不是搶奪實體影院利益的“破壞者”；是不是挑戰“優愛騰”市場格局的“挑戰者”；
雖然一整年的時間，移動電影院完成了“從零到一”，但集結在移動電影院身上的“誤解”似乎從來沒有消失或者停滯。
1
移動電影院是電影院嗎？
“我真的不想有一天，一個人站在三里屯電影院的門口，因為票價的原因選擇了移動電影院。”
這句話，是高群耀來解釋“移動電影院25元票價”的，但實際上這句話解釋了高群耀一直以來被誤會的第一層：對實體電影院的“破壞”。
去年的5月9日，移動電影院APP發佈。當天同步上線了三部處於公映期的電影：《脫單告急》，《第三度嫌疑人》，《香港大營救》。隨即，移動電影院和移動電影院上映的新片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第二天，《第三度嫌疑人》以及《尼斯·瘋狂的心》同時從APP撤下。這一個“撤”，坐實了移動電影院的“反派角色”。
在政策上沒有“許可證”以及對實體影院體制的破壞，成為了移動電影院出生就面臨的巨大難題。
但事實上，移動電影院本身是“政策產物”，是我國電影放映領域的創新嘗試。而高群耀也耗費了極大的力氣來解釋：“我不想也不是，我們是對傳統的實體影院進行增值。”
高群耀表達的“衷心”有兩點可見。一點是票價和分賬比例，一點是影片。
定價25元，其中有高群耀在AMC主管的經驗，以及成本和資金流動狀態，參考實體影院平均票價得出。之所以沒有選擇低價策略，高群耀很明確的就是不給影院做“減值”。
而在分賬比例上，移動電影院和實體影院同步，都是52.27%。
其次在影片的選擇上，也和實體影院上映的標準“一致”。此外，還可以體現雙方“一致性”的是用戶體驗。
移動電影院本身藉助的是移動端的電子設備，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傳統電影院“千人一幕”的單向傳輸模式。但移動電影院的“功能”裡並沒有快進和倒退，只有“人性化”的暫停，更別提錄製。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我們的，我們不是買了版權，我們只是零售商。電影院不會因為你上廁所暫停，我們可以緩存下來，可以暫停，這已經是很人性化了。”所以，高群耀認為移動電影院是用手機的屏幕來做發行，實體影院在大銀幕上做發行，本質上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只是傳統電影院線模式的單一和固化，已經很難有增長空間。這一點，曾經負責萬達文化集團國際業務的高群耀，可能最有發言權。親眼見證了北美電影市場“加價不加人”的票房發展曲線，也親身經歷了中國電影市場“存量消失”的票房增加瓶頸。
當我們談到影院“增量”的基礎，是影院主力受眾長期由35歲以下年輕群體佔領的現實反饋。但事實上，影院只是截取了電影受眾的“一個區間”，而脫離這個區間之外的所有人群都是電影的增量。
只是，傳統影院的“增量”現階段是靠著影院鋪排的物理增量。這是整個行業的痛點，也是高群耀認為移動電影院的出發點。
2
移動電影院是流媒體平臺嗎？
電影的未來屬於互聯網。
這基本上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的共識。只是，電影的未來如何屬於互聯網，在方式上存在著一定的爭議。
Netflix對於傳統影院的衝擊，是跳過電影的公映窗口期，直接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這種方式，讓Netflix幾乎成為了電影院線的“公敵”。而這樣的標杆，也讓移動電影院一開始就不被理解。
儘管高群耀一直用“我是實體院線堅定的維護者”來解釋，但某種程度上這反而成為了“掩飾”。
事實上，在國內尚且沒有任何一家互聯網巨頭可以和Netflix相媲美。但是院線電影轉網的速度卻在加快，電影公映窗口期的縮短，某種程度上讓院線電影以一個更理想的價格賣給了流媒體平臺。
這也是讓影院經理感到危機的地方所在，“排移動電影院，就別排我這”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擔憂。
但在高群耀眼裡，移動電影院和Netflix以及國內“優愛騰”為首的流媒體平臺有著本質的差別。“優愛騰”，是在電影公映窗口期過後，通過一個固定的版權價格來購入電影，從而在自己的平臺上線。但移動電影院的票房收入，嚴格按照目前的票房分賬規則，並且計入票房統計。
這就是為什麼“優愛騰”可以快進、倒退的原因。流媒體平臺的商業模式，本質上還是電影傳統的商業模式。
用高群耀的話說，移動電影院是“電影+互聯網”，而流媒體平臺當下的商業模式是“互聯網+電影”。
和美國電影產業30%左右的互聯網化相比，中國電影產業去年的在線購票率是84.5%，在熱門檔期的在線購票率一度超過了90%。而加上中國更強大的移動支付普及率，以及中國14億人口，高度互聯網化的國情成為了移動電影院願景的第一步。
2018年6月份，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中國智能手機的普及率是68%。這也就意味著全國有9.52億部智能手機，而移動電影院的“規模願景”就是這9.52億部智能手機。
通過互聯網賦能，讓9.52億部智能手機成為可以播放電影的9.52億塊“屏幕”。相比現階段，剛超6萬塊的大銀幕，這顯然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3
哪裡有移動電影院口裡的“增量”？
移動電影院，就是在合適的時間通過合適的方式送到合適的人手裡。
這句話，很簡單。但是絕大多數人都不明白，這和移動電影院的關聯有多大？移動電影院口口聲聲談“增量”，事實上中國電影產業的“存量”在減少，減少的部分很大程度上選擇了其他的互聯網娛樂方式。
那麼，在這種背景下，究竟有誰會花25元在手機上看一部不可以快進或者倒退的電影呢？況且這部電影，現階段絕大多數都不是市場熱門的院線大片。
毫無疑問，這是移動電影院的困難。但其實，也是移動電影院的空間。
傳統電影院的受眾分佈裡，35歲以下的觀眾貢獻了86%左右的票房。那麼，35歲以上的觀眾，是否完全沒有觀影需求？2018年，中國共生產各類影片1082部，但其中36%能夠走入院線，那麼剩下的64%是否完全沒有需求走入電影院？
受眾的“盲區”和非院線電影的“盲區”如何解決？這顯然無法靠影院來解決，影院本質上無法決定受眾，只能靠內容。但當《復聯4》排片連續數天佔比超過80%，什麼樣的內容能夠吸引非35歲以下的受眾呢？
高群耀曾經問於冬，“南海士兵真的可以看到《紅海行動》嗎？”從答案來說，誰都沒有這個把握。
移動電影院所要解決的就是電影院移動化，只要有智能手機就有可以放映電影的可能，這打破了電影院單一化的限制，也是打開了電影零售的瓶頸。
在具體的操作方式上，移動電影院在第一年提出了分眾和分區發行。
分眾發行，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如今互聯網宣發講究的精準投放。移動電影院要上映一部好萊塢寵物動畫電影，目標受眾是在京東買狗糧的用戶。移動電影院的功能，就是將這部電影“投放”給京東買狗糧的用戶。
因為用戶基數不夠大，所以這樣一部電影走入影院所獲得的市場空間極其狹窄。而移動電影院並不排斥實體影院，但在移動電影院的APP上可以持續為電影目標受眾來做增量。
分區發行，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如今電影院線還沒能實現的分線發行。例如之前在西藏發行的《格桑梅朵》，移動電影院就專攻西藏地區。而重慶方言電影《守望一生》觀影人次超過了14萬人次，而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於重慶地區。
西藏這樣並不以電影為主要娛樂方式的地區，很難成為實體影院的“增量受眾”，而公映首日排片不足1%的電影，很難成為實體影院的“增量內容”。而這些增量，就是移動電影院的“存量”。
此外，移動電影院本身就是“政策產物”，所以在主旋律電影，教育電影的推廣上，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助力。為了1200萬眼部殘疾人，移動電影院也增加了“解說功能”，可以讓眼部殘疾人來“聽電影”。
為了內容和受眾本身，移動電影院的用戶體驗強調“極簡”。界面一共就售票廳、放映廳、我三個。
這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移動電影院上映影片，為何是現在這樣的原因所在。
而為了吸引更多的“增量”，
移動電影院推出了2.0版本。1.0版本主攻移動化，2.0版本主攻社交化，提出“場”的概念，服務包含包場、約場、首場。通過在虛擬空間附著電影的社交體驗，來增強移動電影院“工具化”屬性。
在談到願景時，高群耀說“幫助中國電影市場恢復百億觀影人次，協助中國電影突破千億票房數字。”
恢復，是在於中國電影1979年觀影人次是293億，而2018年的觀影人次是17.2億。從17.2億回到30年前的293億，靠什麼呢？
協助，是在於中國電影2018年，靠著人均觀影人次1.2次，靠著6萬塊大銀幕，靠著全年票房前三位就拿下超100億票房的超級頭部化完成了607億。從600億到1000億，又需要靠什麼呢？
當Netflix成為“世界公敵”時，移動電影院在新生的365天裡所經歷的一切爭議似乎都再正常不過了。二者模式不同，但都是對原有電影商業舊模式的刺破。這個“刺破”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的就是“誤解”。
沒人知道存在了125年的院線電影模式，究竟會在多久後發生顛覆。但似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電影終究會屬於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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