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鮮明指出：“五四運動，爆發於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在關於五四運動與民國初年教育變革的關係研究上，五四運動對中國教育思想、體制與模式變革的影響，一直是教育研究領域始終關注的基礎理論問題。就民國初年教育發展對五四運動的貢獻而言，回溯五四運動前中國高等教育變革和新知識階層的興起，我們就會發現，正是新式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民國後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改革，帶動了現代中國大學的興起，匯聚了在五四運動中衝鋒在前的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群體。而在北京大學這一五四運動的思想搖籃中孕育的新文化運動與思想啟蒙運動，則塑造了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世界與革命意識，催生了德先生、賽先生的廣泛傳播和主權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的逐步形成，並由此引領社會各階層以五四運動為契機，開啟了建立一個現代中國的艱難探索。
首先，從清末新政開辦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制度，到民初廢除讀經、修身等科目並探索建立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體系，聚集在大學的新型的知識階層開始取代傳統的士紳階層，致力於改造傳統社會的價值取向、道德規範、思維與行為方式等，進而將精英知識階層的民主理想推廣到社會各階層，對於形成群眾性的社會思潮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北京大學，這一變化最初是以江浙知識分子的集聚開始的。由於江浙知識分子有著根深蒂固的學術專門化傳統，北京大學得以實現向西方學科專門化教育模式的轉型。1915年後，大批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相繼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他們因新思想、新知識迅速贏得了廣泛的學術與社會聲譽，開始嘗試通過系統介紹西方的思想觀念和重估中國的傳統，致力於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與文化，由此掀起了通常所說的“新文化運動”或者說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蔡元培“兼容幷包、學術自由”的辦學思想在北京大學的推行，既是在新舊知識分子群體及其思想、知識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的嘗試，也為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自由寬鬆的思想與制度環境。當然，北京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搖籃，還主要得益於兩位皖籍知識分子——陳獨秀和胡適以《新青年》為陣地倡導文學革命與建設民主、科學的新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以及李大釗、魯迅等非浙籍或雖屬浙籍卻自稱與北大浙派無涉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行動。儘管起初學生各項活動的影響蓋過了教授、作家們等，但在後來的兩個月裡，運動已經變成了多數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行動。當然，這些大多具有留學歐美、日本的北大年輕教授們所形成的新知識分子群體，不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而且在五四運動後同樣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此，五四運動顯然是以北京大學為搖籃的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自然結果，是以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高一涵等為代表的《新青年》作者群，與林長民、汪大燮、王寵惠、胡漢民、戴傳賢、邵力子等政治人物，共同致力於喚醒青年學生和民眾關心國家與民族命運並參與文化改造的必然結果。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現代大學不僅匯聚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而且當那些接受了現代思想與知識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進入各種社會職業崗位，包括科學家群體、大學教師、記者、律師、商人、官員、軍人、醫生等，不僅改變著傳統社會的結構，也催生了民族心理和文化結構的整體性變革。特別是在1915至1927年間的東南沿海地區，在一些大城市得以快速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促動下，新型的中產階級與知識階層得以集聚，以大眾傳媒為中心的公共領域開始出現，契約關係型的現代人際關係在大都市的逐步展開，一大批社會團體、職業團體相繼建立，發揮了社會紐帶的作用，一個現代社會的雛形開始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出現。
如果說上述集聚在大學的新知識階層通過大學教育激發了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意識，那麼正是這些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將新思想帶到了社會的各個行業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喚醒了普通中國民眾的家國意識和危機意識，使得五四運動迅速發展成為新興的市民階層、工人階層廣泛參與並席捲全國的“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和“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
當然，如果說新式高等教育的發展為五四運動做了思想、人員上的準備，那麼五四運動則進一步改變了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這主要體現在：
一是五四運動帶來了學術界、思想界的蓬勃發展。五四運動後，各種知識、文化與社會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建立起來，伴隨著的則是一大批以白話文為主的新刊物、新報紙的湧現，一些新觀念、新思潮藉助報刊也迅速流行起來，如民主主義、科學主義、自由主義、實驗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使得五四後的思想界、知識界呈現出一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局面。各種知識分子社團往往以報刊、雜誌等為陣地進行不遺餘力的宣傳，力圖使其所主張的思潮、主義成為解決中國思想與現實問題的途徑。其中，最具歷史性貢獻的就是不僅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而且“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鬥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二是五四運動後新知識分子群體更為集中地匯聚在了大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自1917年至1927年間，大學的數量與規模都得到了迅速的擴張，由10所激增到52所，南京、武漢、浙江、廣東等地新建的國立或省立大學，更是迅速發展成為國內著名的高等學府。作為新興的職業群體，大學教師開始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其結果則是越來越多的新知識分子尋求在大學裡專門從事某一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當然，這就使得一大批新知識分子不僅藉助報刊雜誌而且能夠在大學中以講座、講學等形式傳播他們的思想。無論如何，五四後各種新思潮、新理論與新知識，其受眾主要是大學裡的學子們。這就使得五四運動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在此後切實地成為了改變中國命運的一代。
三是由於五四運動前後包括杜威、孟祿、巴敦、推士、麥柯爾、柏克赫司特、克伯屈、尼丹、華虛朋等一大批美國教育家造訪中國，不僅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界盛行一時，而且以歷經一年多的討論最終形成並頒佈的1922年壬戌學制為基礎，中國高等教育開始系統地借鑑和學習美國高等教育的經驗，高校辦學趨於多樣化，科學開始在大學佔據主導地位的同時，崇尚使用科學和實用人才的培養成為高等教育的主流。陶行知、陳鶴琴等知識分子則開始有意識地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開展了一系列的創造性的教育實驗與探索，進而為社會主義教育理論與實踐奠定了思想與實驗的基礎。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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