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英、法、美為主導的戰勝國於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對戰後的世界新秩序進行重新劃分。
作為協約國之一，中國北洋政府以戰勝國身份參加了這場和會。
巴黎和會場景
在參加這場會議前，當時的國人是非常激動的。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飽受列強欺凌，國家、民族都處於痛苦的邊緣。所以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實現富國強軍及民主共和也就成了當時無數仁人志士苦苦追求和奮鬥的目標，併為之前赴後繼！
1918年11月11日，德國簽訂了《康邊停戰協定》，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這讓當時的國人第一次近距離地感受到國家、民族脫離被帝國主義奴役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為此，14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北京太和殿前舉行了閱兵儀式，並邀請各國公使參觀；同時，當時的北京還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慶典，學生、工人、商人等各界人士都紛紛走向街頭慶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
1918年11月14日，參與政府舉辦的閱兵儀式中的北洋軍樂隊
這一切，源於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美國國會上提出“和平十四條”的演說，一場被看成是美國以世界第一強國的身份對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秩序時，制定的給予弱國以同情和保護的國際準則！
在這場演說中，威爾遜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世界強國在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和平時應該承擔怎樣的大國責任；世界強國在面對殖民地人民提出基本政治述求時應該給予怎樣的權益保障。
而最重要的是，威爾遜在他的《和平條款十四條》中提出最後一項“組織國際聯合會，其實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的說辭，更是符合了當時被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國家的人民心聲，這就是著名的“公理戰勝強權論”。
此演說公佈之後，四方轟動。
巴黎和會三巨頭
這讓擁有千年文明，但在近代飽受弱國之苦、渴望民族獨立、渴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中國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來自大洋彼岸的文明關懷。
在當時，威爾遜的“公理戰勝強權論”對中國社會各階層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衝擊，使得中國各界人士對美國都抱有極大的幻想。
如《每週評論》1918年12月22日刊登了陳獨秀的演說：
“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如《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2月27日刊登了胡適的演說：
“把各國私有的武力變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變成了世界公有的國際警察隊了。這便是解決武力的辦法。”
而梁啟超甚至認為威爾遜的“國際聯盟”是實現世界大同的最佳手段：
“侵略主義既為天下所共棄，此後我友邦斷無復有以此加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發，故此後更無國防之可言。”
一戰結束後的歐洲地圖
1919年1月5日，離巴黎和會召開還剩13天的日子裡，上海《民國日報》則發表了一篇社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看成是“協約國及美國之大戰成功”，認為中國參加巴黎和會是一雪前恥的大好機會，是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的，也是能夠使國家“與英法美並駕齊驅”。
正因為在急切渴望民族獨立、領土完整的愛國情操下，“公理戰勝強權”在那段時間內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熱搜，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最火的流行語。而“威爾遜大總統萬歲”的呼聲也不絕於耳！
基於這些，北洋政府在派遣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前，制定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廢除“二十一條”，收回一戰期間被日本佔據的青島和膠濟灣等議案。
然而，被英、法、美操控的巴黎和會卻狠狠抽了當時的國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因為巴黎和會根本不是一場和平議會，而是一場國際分贓會議。
在此會議上，英、法、美等國在日本的強烈要求下，無視中國代表團提出的主權要求，於4月30日這天，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攫取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並寫入和約之中。
而在此之前，顧維鈞為了國家主權據理力爭，甚至把山東比作中國的耶路撒冷，但依然無法改變帝國主義出賣中國權益的決定！
同時，北洋政府在無法扛住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居然屈膝妥協，秘密電令代表團接受和會的決定，同意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
顧維鈞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帝國主義的這一無恥行徑和北洋政府的“國家機密”（對於北洋政府來說，接受巴黎和會的條款屬於國家機密）卻被人洩露了出去，從而導致威爾遜的“公理戰勝強權論”在中國破產，同時也讓熱血高漲的國人感受到了欺騙，並引發了“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那麼，是誰洩露了這項“國家機密”，使當時的北京青年學生能夠快速地組織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呢？
他就是時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
汪大燮，祖籍安徽徽州黟縣宏村，出生於浙江杭州的一個徽商家庭，是清至民國初期的著名外交家。
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汪大燮考中舉人，但在隨後的會試中屢次不第。無奈之下被人舉薦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擔任章京一職。因工作出色，後又任外務部左參議，駐英公使；民國成立以後又擔任中央部級幹部。
地處世界文化遺產地宏村的汪大燮故居
在清末民初那個風雲交替的時代，汪大燮和同時代的人相比，名聲並沒有太過顯赫，然而他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判斷卻極為敏銳。
他先後反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拒絕在兩人的政府中任職（袁世凱稱帝前，汪大燮任中華民國臨時立法機構參政院副院長，院長是副總統黎元洪）。
1917年7月，“三造共和”成功的段祺瑞（討伐復辟的張勳）重新坐上國務總理後，汪大燮出任外交總長，並支持段祺瑞政府（當時的總統是馮國璋）於8月14日對德、奧宣戰，並積極和協約國集團談判參戰條件，維護中國利益。
1917年11月22日，因堅持“武力統一”中國而導致在第二次府院之爭中落敗的段祺瑞辭去總理之職後，汪大燮以外交總長的身份代理民國國務總理。但因為看不慣當時官場的爾虞我詐，他於30日憤而辭去國務總理和外交總長，離開了北京官場。
汪大燮
1918年10月，徐世昌擔任北洋政府總統後，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
為了戰後能夠積極參與國際事宜，收回被德、奧等侵佔的國家主權，並考慮到當時行使外交總長職權的外交次長陳篆的資歷淺、聲望低，難以應付外交大局，而閒賦在家的汪大燮卻是中國駐外公使出身，擁有豐富的外交經驗。總統徐世昌於1918年12月18日設立了外交委員會，邀請汪大燮出山擔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主要任務就是針對巴黎和會向政府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諮詢和建議，並處理相關的外交事務。
為了確保汪大燮的這一外交職權，徐世昌還規定，凡關於和會的各專使來電都由外交部送委員會閱核。
為了巴黎和會上有關國家主權事宜能夠成功，1919年2月，汪大燮參與組織了國民外交協會（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同時擔任協會理事長，使該協會成為政府的外交後盾。
國民外交協會不是一個普通的民間社會團體，因為該協會的第一屆組織者和參與者都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如熊希齡、梁啟超、蔡元培、嚴範孫、莊蘊寬、林長民、張謇等，他們分別在政界、工商界、教育界、軍界等具有很大的號召力和話語權，由此可見汪大燮對此次巴黎和會解決中國主權問題抱有極大的希望。
北洋政府及總統徐世昌
在外交委員會任職期間，汪大燮於1919年1月擬定了巴黎和會的五大外交綱領，並親自交到了總統徐世昌手中，作為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指導方針：
1、破除列強在華勢力範圍，收回租界和鐵路附屬地，統一管理鐵路，撤銷列強在華的郵電機關；
2、取消列強在華的領事裁判權；
3、實現中國關稅自主；
4、列強撤出駐華軍隊；
5、停付庚子賠款。
事實求是的說，這項提案很全面，也很決斷，它充分體現了當時的國人在“公理戰勝強權”思維下，迫切想要實現民族自由和國家主權獨立的願望。
然而，有情總被無情擾！
汪大燮雖然是外交決策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外交策略卻遭到了北洋政府中的親日派，如交通總長曹汝霖、交通銀行行長陸宗輿的反對（曹陸二人都存有私心，他們反對統一鐵路的議案）。
於此，北洋政府不得不致電代表團團長陸徵祥，讓其修改議案。而後中國代表團重新擬定的七項提案的內容基本上也遵循了外交委員會提交的外交思路。
中國巴黎和會代表團部分成員
但巴黎和會畢竟是一場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
在帝國主義的操縱和緊逼下，中國代表團提出的主權要求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還要在損害中國權益的對德和約上做出簽字與否的選擇。
5月1日，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接到了代表團團長陸徵祥是否在和約上簽字的電文請示。在汪大燮的主持下，委員會全體成員一致認為拒絕簽字。
這份外交委員會商議拒絕簽字的結論，再一次由汪大燮親自交到了徐世昌的手中，他要求徐世昌向中國代表團下達拒絕簽字的政令。
然而，當時的國務總理錢能訓在國內親日派和英法等駐華公使的雙重威脅下，不願意引發爭端，於2日秘密發電報給陸徵祥，要求其在和約上簽字。
這讓反對簽約的汪大燮大怒。同時也讓他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僅依靠外交委員會的力量是無法改變北洋政府同意簽署出賣中國權益的和約決定。而要想阻止國家主權被侵害，就必須團結和發動更多的愛國力量，以展示國人維護國家主權，不懼強權欺凌的堅定信念。
巴黎和會現場
於是他決定將帝國主義出賣中國山東主權，而北洋政府不僅不抗爭，反而接受這一不平等和約並打算簽字確認的消息洩露出去，發動民眾力量向北洋政府施壓，阻止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
這是一場對國家主權的搶救行動！
汪大燮一方面讓同僚林長民聯繫身在巴黎的梁啟超，由梁啟超通知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在簽約當天包圍中國代表團下榻的酒店阻擾簽約；同時他立即在外交委員會召開了緊急會議，並向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發出了電報，表達了“如不能爭回國權，寧退出和會不得簽字”的政治主張。
1919年5月2日晚，汪大燮心中那股“弱國無外交”的無奈和憂國憂民之情達到了頂點，他決定發動大學青年學生進行示威遊行，以彰顯純粹的愛國力量。
在汪大燮眼中，從來沒有那股力量可以和這些經歷了清朝和民國交替，又受到新式教育的學子們相比，因為學生既是國家、民族的希望，更是國家、民族的良心。
為此他連夜驅車趕到了同是國民外交協會理事，也是自己的摯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家中，商討如何發動愛國學生向北洋政府請願！
蔡元培的北大校長委任書
從汪大燮的口中得知這條消息後，蔡元培震驚不已！
他沒有片刻的猶豫，立即於當晚九時在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了學生代表會議，並召集全體教職員開會商議挽救國家主權的辦法。
而北大學生代表得知這消息後，大呼上當，讓他們從“公理戰勝強權”的迷霧中驚醒過來，於3日召開了北大全體學生大會，並決定於第二日，即5月4日舉行遊行示威。
這一消息經過學生的傳播，3日當夜便迅速傳遍了北京各大院校，激起了無數憤慨的浪花！
1919年5月4日，在誓死保衛國家主權的號召下，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國大學等13所高校3000多名學生打出了“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愛國口號，上街遊行，爆發了歷史上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由此為開端，青年學生的遊行引發了北京各界人士的響應和號召，同時也得到了全國各地愛國人士的響應，成為了一場全國性的愛國運動，促使了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五四運動
而正是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下，1919年6月28日，在各戰勝國正式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的這一天，中國代表拒絕簽字，使得帝國主義出賣中國主權的陰謀徹底破產，同時也正式撕破了日本那張偽善的嘴臉，提高了國人對日本的警惕。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運動”的當天，外交委員會大力支持學生運動，對北洋軍警抓捕學生的行為提出了強有力的抗議！
而身為委員長的汪大燮為了營救被捕的青年學生，於5月6日遞交辭呈，並解散了外交委員會，對北洋政府施加了政治壓力。
同時，他還向總統徐世昌提出了“北京各校學生為外交問題奔走呼號，舉眾之下致釀事變……國民為國激成過舉，其情可哀”的呼籲！
當然，由北京青年學生髮動的愛國遊行示威運動所帶來的歷史貢獻，也是汪大燮始料不及的。
這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不僅揭起了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序幕，還促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群眾基礎，中國也由此走進了一條新的革命道路。
五四運動的全國形勢
有時汪郎也在想，如果汪大燮當年在得到北洋政府同意簽署和約的消息時選擇了隱瞞，而不是洩露，那麼歷史發展的軌跡是否會發生偏移，國人是否會一直沉浸在美國“公理戰勝強權”的迷魂湯下而無法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
令汪郎感嘆是，我們中華民族是極其幸運的。
因為每逢大廈將傾之際，總有一些人會放棄自身的利益挺身而出，在時代的浪尖做出最正確的抉擇，挽救國家、民族於危難，自覺地承擔起時代所賦予的歷史重任。
所以我們不能忘記汪大燮在當時的歷史十字路口對國家做出的貢獻。
1929年1月，汪大燮病逝北京，享年71歲，為他不算轟烈但絕對熱血的人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黨史第一課：中國共產黨成立全紀錄，第六講 全民族的覺醒與抗爭》
鄭躍濤、魏 穎 《試述研究系與北洋政府的外交委員會（1918-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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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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