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100周年。
100年前，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这是百度给五四运动的定义，五四仅此而已吗？
当然不是。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五四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才是它的精神内涵。
历史的诡异在于，参与五四的青年们，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纷纷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五四时，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
后来，梅思平曾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日本密约的谈判。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汪伪政府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残害沦陷区人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决。
梅思平不是一个个案，不少五四青年，都成了后来的汉奸，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扩张的一环。大家知道的，军国主义，和自由背道而驰。
更多五四青年，走向了暴力对抗。都想用暴力，去推行自己的价值主张。比如张国焘等人。
还有的，我就不敢举例了。你懂的，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
以至于有我非常认可的学者说，五四是个悲剧，我深以为然。五四满腔热血，激情澎湃，但最后的结局，却很糟糕。
为什么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
2
陈独秀于1919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正式打出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为了改变中国、推动民主自由。
李大钊关于自由的著作尤其多，包括论述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他强调思想是绝对的自由。
那么如何实现个人自由呢？他的答案是社H主义。跟梁启超一样，在李大钊看来，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不仅不损害个人利益，反而因为社会权益得到了巩固，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得到加分的效果。
李大钊在早期论述个人自由时，很少涉及产权是应该“私有”还是“公有”的观念问题。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了变化，比如李大钊1923 年11 月在上海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指出：私有制成了自由民主的敌人，是要消灭的对象。
在集体自由权和个体自由权的优先顺序上，胡适的看法跟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等完全相反，认为牺牲个人自由以求国家的自由、集体的自由，在顺序上是错误的。
1930年，胡适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进一步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在胡适看来，正因为集体是基于个体的自愿结合，如果你觉得留在集体中更为有益，就可继续留于其中，反之你可以选择离开，所以，集体是可合、也可分的；既然如此，那当然是个人自由权在先，集体自由权是衍生品，故在后。
虽然胡适在自由价值认识上跟李大钊等是如此不同，把个人自由权利视为社会其它权利的起点，但他对与个人自由相对应的经济制度却思考得很少，甚至是一片盲区。
实际上，在1926年去苏联之前，胡适写长文对社H主义大表赞扬、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大加批判。认为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H主义的理论和运动不断地发生。
你可以看到，胡适没能认识到计划经济恰恰跟个人自由、民主法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说作为左派青年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有这样的认知是跟他们的信仰逻辑自洽的，那么，胡适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领军思想家在学理上也这么错位，实在让人吃惊。
对于私有财产加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根本性基础这个道理，胡适要等到1954年3月5日才完全理解。那天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的茶话会上，胡适听到哈耶克著作《通向奴役之路》的报告，他才就写文章对过去苏联计划经济的赞扬“公开忏悔”，并说哈耶克的著作让他看到了个人自由跟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关联。
为什么需要等那么多年呢？唐德刚在他的《胡适杂忆》一书中介绍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一直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不曾选修有关课程，一生对经济学说很少涉足。或许这就解释了胡适缺乏对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认知。胡适在观念上排斥“私”、排斥“竞争”。
更一般而论，为什么在中国连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启蒙先驱也回避经济话题，只偏好人文哲学，以至于知识界对私有产权、市场经济的认知如此贫乏呢？甚至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偏重朝代政治史、思想史，偏爱那些高大上话题，而看轻经济史和商业史。
从晚清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党人到辛亥革命的推动者，从五四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内战时期的知识精英，都普遍鄙视私有，崇尚“均贫富”和“天下为公”思想。虽然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人也声称追求民主自由，但也贬低私有财产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以上观点来自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原文标题《给胡适补经济学课》，引用有删节。需要看全文还能百度到。）
３
五四启蒙失败的过程，和中国近代胡适先生的盲区，可以说，完全是一回事。
胡适的盲区，就是那一代人的盲区，当时精英的盲区，也是国民的盲区。
那一代先哲们的思想，没有很好的理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尤其没能理解，自由的目标有了以后，实现自由的手段是什么。
他们以为，为了大目标的自由，可以牺牲短期的自由。为了大目标的自由，可以完全不需要财产的自由——私有制。
后来，继承和发扬了他们思想的经济学家许小年总结说：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只有以自由的手段，才能达到自由的目的。把灵魂交给魔鬼，换取自由，既失去了灵魂，也得不到自由。
发散一下，如果有人告诉你，把你的钱给他，你就能得到更多的钱。你要送他一个“滚”字。
同理，有人说我集中权力，是为了放手权力，你也不要信。这是1984里面指鹿为马的逻辑：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4
五四和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呢？
比特币恰恰是保障私有财产的伟大发明。而私有财产，才能通向自由之路。
可以这样说，比特币就是当年大师们苦苦寻找的，通往自由的路。
如果说，五四的启蒙，并不太成功的话。一百年后，当比特币来临的时候，这次启蒙，显得那么扎实而牢固：建立在数学、密码学、IT技术、经济学上的比特币，才真正做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比特币让“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有更坚实的落地土壤。
如果说比特币是自由的工具，五四就是自由的思想，两者结合，才能走得更踏实、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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